人生，很多的追求都是逃不开名和利的，这点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否认的，但是在追寻的路上，能够获得的人，却是很少的，其中的失败的原因自然是会有千百万种的，但是成功的人的道理却总是能够找寻到相似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老祖宗的这三句话，蕴含智慧，富含哲理，却很少有人知道！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体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儒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向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责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已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会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也就是爱的意思，曾国藩强调仁爱，这也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只有有了爱人之心，别人オ有可能爱你助你，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仁爱之道，是古往今来创业守成的不易之道。西周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一天，武王问姜太公治国方法，太公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最根本一点就是爱民”。周武王又问：“怎样爱民呢？”姜太公回答说：“对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使他们失败，使他们活下去而不要杀害他们，给他们财物而不要夺取他们的财物，使他们欢乐而不要使他们受苦，使他们高兴而不要使他们发怒，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他们。老百姓失去了本职工作，就是害他们；使农民失去耕种季节，就是让他们失败；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就是杀他们；加重征税搜刮，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徭役繁多会使人民疲惫，就是坑害他们；劳苦扰乱人民，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者对待人民，好像父母爱子女一样，好像哥哥爱护弟弟一样，听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就可怜他们，见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
节子在与孝成王等人的答问中，也提出仁爱是用兵取胜的关键。孝成王说：“我请问用兵的要术。”临武君说：“在上方得到天时，在下方得到地利，观察敌方的变动。要在这三者以后发动，要在这三者以前顾及。这便是用兵的要术。”
古人用兵，首先明确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措施，便是质朴，在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的措施予以纠正。医生在治疗疮毒已经溃烂了的病人时，溃烂厉害的地方，必须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的产生。如果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了。刘邦手下的名将韩信确立自己的威信，靠的也是严明军纪这一招。楚汉相争时，刘邦听从谋臣萧何的推荐，拜淮阴人韩信为将。刘邦手下一些旧将很不满意。韩信执掌兵权后，召集部队开始演练，限众将五更时分到齐，只有监军殷盖退迟不来。中午时分，殷盖才姗姗而来，守门兵土不准他人营，殷盖大骂：“韩信有什么了不起，小人得志，乱施乱为。”说完闯入军营。韩信问：“军有禁令，汉王亦有手谕，你身为监军，为何迟到？显然是蔑视本帅的军令，依法当斩。”殷盖还想强行争辫，韩信大怒，令左右将殷盖绑起来，训斥道：“你身为大将，岂不闻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临阵杀伐，则忘其身？”韩信问军法官：“股盖违令，罪在哪条？”军法官答道：“与军约会，期而后至，得慢军之罪，当斩！”殷盖一听大祸临头，吓得魂不附体。这时，汉王刘邦得信，忙派郦生持手书来救人，鄅生赶来后对韩信说：“有汉王手渝，且刀下留人！”韩信说：军中不准驰骋，郦大夫熟知兵法，为何触犯军法？”郦生说：“是奉汉王之命而来！”“即使奉命而来，于法亦有抵角触。”说完，韩信问军法官：“郦大夫该当何罪？”“军法有驰骋军中者、当斩首以示三军！”韩信说：“既然有王旨在身，故免本身之死，但要斩马夫，以彰军令！”于是，韩信下令斩般盖和郦生的马夫。从此，汉军众将士凛然不敢再违犯军令。
既然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中作乱，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就更加靄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蔑视官长。不拿严厉的刑罚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因此オ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至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性得杀人，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通迫，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牧马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方法，不也如此吗？
韩高明之术，采取督察责罚之道，专门让天下来顺从自己，却偏要劳苦身心，为百姓牺牲自己，这就是百姓的奴仆，而不是统治天下的人，这又有什么可贵呢！让别人为自己效力，那么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让自己为别人效力，那么自己低贱而别人尊贵。所以替别人效力的人低贱，让别人为自己效力的人就尊贵，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能的人，是因为他们尊贵；而所以憎恶不肖的人，是因他们卑贱。而尧和禹，是让自己为天下人效力的人，如果随着世俗去重他们，那就失去了尊重贤人的用意，可以说是太荒谬了。说他们把下当做枷锁”，不也很恰当吗？这就是他们不能督察责罚的过失。”“所以韩子说“慈祥的母亲会养败家子，而严厉的主家却没有强悍奴婢’，为什么呢？这是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根据商鞅订立的。
这三句话，很有人生智慧，三十岁之前知道，少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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