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载，唐军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下狱，以投敌变节议罪，当斩。在平叛有功的弟弟时任刑部侍郎的王缙求情下，又因被俘时曾作与裴迪的《凝碧池》以述亡国之痛。当时的肃宗皇帝更是读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一句时，许为“嘉之”，网开一面，并且授职太子中允。
这一年，安禄山大限将至，安庆绪、史思明内斗不断，叛军锐气已丧。吐蕃伺机入侵河西走廊，一举切断中土与西域联络。孤悬海外的唐军终究因为后勤切断，随着风沙永远深埋异域。两京光复，唐肃宗终于坐稳了屁股下这个继位于乱局的皇位，那个远在成都被尊为太上皇的李隆基即将启程回到长安，去扮演历史给予他的最后一个角色，一走一回物是人非。
从历史上看，这场动乱几乎改变了所有事，所有人。只谁都不曾想到的是，那个曾经宛如旭日般光芒照耀天下的盛唐终将不再升起，转身，坠落，与这个时代一同缓缓滑入无尽的黑暗。
还是说说王维吧，乱后余生，历经劫波，辋川别业成了他最后的精神家园。其实还好，与那个目空一切，放浪形骸，善击剑，好饮酒，在政治上又形同小儿，最后被判流放的诗仙相比，总算还有个归宿。历史有时又如此滑稽和无奈，一个自大成狂的诗人最后被流放夜郎。
从人类天性上来看，总是更亲近于大自然，山川大河，飞鸟走兽，百花争艳，心旷神怡。在春天可以看到“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到了炎炎夏日就是“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深秋肃杀也有“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冬天当然少不了“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若能闲居于此，劈劈柴，种种菜，看看书，打打猎，面朝大海，等到春暖花开。这也无怪乎，就连魏武帝曹操晚年感叹说，若天下无事，自己一生所向往者，不过是“带上一二旧日好友，春秋狩猎,夏冬读书”。
当然这种“渔樵耕读，吟风弄月”这档子事，魏晋人做，唐人也在做。只是魏晋人所做更加纯粹质朴，却更加不那么的风雅。同样身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东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就显然困苦很多，一言不合，挂冠辞印。回了家，没了收入，只得自己种地。于是曾经不屑一顾的种地技术成了生存要素，那些写诗写字的本领倒是不务正业，既没了心情“采菊东篱下”，又哪有功夫“悠然见南山”。结果到了秋季，发现收成少得可怜，最后为填饱肚子只能礼下庶人，上门乞讨。有趣的是，得些许食物，幸好没饿肚子的陶渊明竟然还为此写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这当然被后来的北宋理学大家朱熹一再弊垢，有辱斯文，亦足见晋人自嘲之趣。
相反，唐人的隐居倒没那么的潦倒，与其说是一种生活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至于隐居的首要之务倒不是会不会种地，而是有没有固定收入，是不是足够有钱。后来官至右丞的王维自然再适合不过了，一头拿着朝廷俸禄，一头心无大志借此隐居，倒合了清人纪晓岚所写的“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境界。
王维的辋川别业从那个因为口臭所以无法晋升武则天面首的无良诗人宋之问手中购得，加以改造，位于长安外四十公里终南山风景区内，寸土寸金，既不需要种地，也不需要劈柴，就连起居都有下人打理，生活质量岂是陶渊明所能比拟。
在他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写道：“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大概这里的“柴门”类似是《红楼梦》里贾宝玉身上的蓑衣，民国时冯玉祥的那个大瓷碗，富贵人家的情调而已。
总得来说，今人好把王陶类比，其实想去万里。陶渊明得隐居之实，所以就没了隐居之雅；王维有隐居之雅，故而不会有隐居之实。辋川别业，不过是王维享受美景，诗意，禅趣的临时住所，和晚年的精神归宿。
王维，字摩诘，号“诗佛”。古人取字一般都与自己的名相关联，而王维关联的很是有趣，出自大乘佛教的《维摩诘经》。经文讲的是伪装成毗舍离城的大富豪，实为不动如来的维摩诘，在世间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却身负重要使命，为帮助释迦摩尼教化世人。书中，他装病骗全城的人来家里探病，借机为大家讲解佛法，普度众生。
在普罗大众对佛学的认知中，维摩诘种种行为，不光出入风化场所，还打诳语，明显有违基本戒律。而在《维摩诘经》中，有说法叫做方便，意为灵活。
与小乘佛教讲究原则不同，大乘佛教可以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只要目标正确，过程可以变通。只要内心坚定，日常生活可以任意而为。这大概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所以在唐朝，信仰佛教，和出仕为官，追求富贵，在价值取向上不存在任何矛盾冲突。
王维有首《鹿柴》，头两句写道：“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从字面上讲，先写，不着一物之空，忽而一转引出人语，空谷传音，愈见其空，传音过后，益发空寂。看似一声人语，写尽幽静，写尽孤寂，写尽空灵。而在佛经中，空是一种破执，不着一物，不为具象所迷。但过于追求所谓“空”反倒着了相，这里的相就是“空”，犯了“丹霞烧佛”、“南泉斩猫”之错。若映射到王维当时设身处境，不难明白，追求“空”不是舍弃名利，财帛，而是不在乎得失之“空”，高官厚禄，良田豪宅，在时想在时的好处，去时想去时的好处，即“不负如来”又“不负卿”。
这一句“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不着于力的表述，景后有音，音后有禅，似有若无之间足见高明。
在历史上，王维以田园诗人的身份，与孟浩然并列，合称“王孟”。这里有着两个错误，其一，王维在诗词造诣上其实并不仅限于田园诗，他的边塞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输给王昌龄和高适，甚至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名句；若论送别诗，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不会掉出唐诗前三；即使是歌颂王朝伟业的应制诗，也有“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之佳作。由此可见，王维诗作类型之广，数量之多，堪称全才。另外，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游离于长安之外的李白，和直到宋代才被认识到诗词价值的杜甫相比，王维从事业之初所做的诗词就是大唐长安的文艺圈的主流作品。另一个错误在于，哪怕同属田园诗作，孟浩然作品在水平上也要弱上许多，和他刻意为之，痕迹明显的词句相比，王维才更显得毫不费力，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诗作中的千古名句，从字面上看，平铺直叙毫无波澜，既不总结人生，又不发表感慨，哪怕是写景，也全无生气。脑中所勾勒的大概是某一日，王维偶尔行至水流尽头，无路可走，顺势坐下，看着云雾在山间升腾。
只要稍加咀嚼个中深意，不难发现某个自然景物的终点是否映射了王维人生某个路途的尽头，而云雾升腾又或者是人生另一个境界升华的路途以此开端。
当然这样的含义我们同样可以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等词句中获得，所不同的是，与主动寻求出路相比，王维显得更加自然而然，不刻意，不执著，云当起时便起，路当尽时便尽，人生宛如流水，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再往深处看，李翱《赠药山高僧惟俨》中有云：“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即是水，水即是云，水尽云起，亦是变化。
此句越是琢磨越有禅意，至于王维到底所想为何，今人看来不得而知，大概全有，又或者大概全没有吧。有无之间，皆是智慧。
本来阅读这本何大草先生的作品《春山》，想就书写文，不觉把这几年来对王维的感念一并写了，絮絮叨叨三千来字，回头细读，与书全无关系，又与书全是关系，不着一想，无迹可寻。这大概就是这位诗佛给予后人共同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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