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蛋仰望天空
国民党反动派干的坏事越多,则越高喊革命口号。首都南京多”泛滥成灾,即:纪念多,演说多,会议多。事无巨细,只要能够把蒋介石与孙中山拉上关系的事,统统要纪念。甚至与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也要利用纪念的方式拉上关系。日寇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对日寇卑躬屈膝。但是,在搞“五三国耻纪念”和“五九国耻纪念”时,蒋介石却被宣扬成为与日本侵略军作斗争的英雄统帅。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千篇一律:开会、演讲、贴标语、散传单、喊口号。什么“实行三民主义”呀,“民主建国”呀,“实现总理遗愿”呀,不一而足。他们把假戏当真戏唱,想方设法把这些骗人的纪念、演说、会议搞得十分“革命化”,拼命往自己的验上涂上一层革命的色彩。这样循环往复,竟使这一类活动达到了成灾的地步。
蒋介石是“说真方卖假药”的老手。但是,他能说出来的真方也极其有限。能够被他用来骗人的唯一妙方就是自命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于是,他利用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中间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搞神化孙中山的浪潮。他把孙中山抬到上帝的高度,把孙中山的言论当做圣经去明念,那么,标榜为孙中山真传弟子的蒋介石一伙男女们,自然也就是亚当和夏娃了。
国民党从尊崇孙中山到神化孙中山,有个发展过程。在建立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的时期,为了保守组织秘密,加入组织的人要宣智对孙中山个人尽忠。这样相传下来,国民党则一致尊崇中山先生为本党的最高领船一九二五年三月,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悼念孙中山,实现他手订的三大政策,完成北伐,国民党中央曾作出决定,每星期一的早晨,各级党部要做总理纪念周,恭读遗嘱,检查工作,以求改进,曾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已经践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却把纪念周的形式沿袭下来,不过内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旧要向中山像敬礼,背诵遗嘱外,把检讨缺点则变成了对“逆子”的训话了。凡是蒋介石认为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都要拿到纪念周上大骂一通,把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周变成了推行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国民党又把做纪念周的形式,推广至一切会议上去。无论开什么会,都要先向中山像施礼,背诵遗嘱,然后开会,宛如基督徒们进教堂做礼拜一样。不仅蒋介石如此,国民党内的各派系都热衷于搞这种形式。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贩卖他们小集团的私货。如果有谁不摘这一套,立刻就会被当成孙中山的叛徒而受到攻击。
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方深知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这四十年中,他的思想在不断变化。在他的著作、书信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说明的问题,因历史条件不同,有不少问题的提法前后不同。国民党的各派人物不顾中山先生思想的变化,以各取所需的态度引用中山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与结论,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那是很容易办到的。所以,蒋、汪、胡,以及桂、间、冯,每人都“高举”一面孙中山的大旗,镇压革命,或者互相冲杀。他们都把自己的反革命嘴脸藏到孙中山像的背后,去干那些见不得天日的勾当。一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又怀疑马列主义,也只能用孙中山的思想作为批判蒋介石政权的武器,所以,神化孙中山,他们也能够接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孙中山反对孙中山”的历史悲剧。
在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蒋介石把神化孙中山的活动推到了高潮。蒋记国民党中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曾经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为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第17次中央常会,又将奉安改定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举行。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第一九一次常会制订了一套详细的安葬计划。其中包括:(一)安葬日期纪念办法。(二)全国举行安葬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三)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四)北平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五)迎宣传列车宣传计划。二月,国民党中央一九六次常会又决定改期在六月一日举行。按理而言,孙中山逝世后,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遗体一直暂置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全国统一后,举行安葬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一九一次中央常会的计划表明,蒋介石要借安葬遗体之机,别有用心地大搞对孙中山的神化。
为安葬作准备,南京大兴土木。修建所谓“迎榇大道”和辅助马路,立竿划线,凡线内的房屋建筑,不分情由,一律限期拆毁。测量人员又极不负责,测量不准,多次改线,许多与修路无关的房屋也都给拆毁了。当局不给拆房居民安置住所,成千上万的人只好在沟边巷尾搭棚栖身。据统计,为修迎榇大道而拆除的房屋有十数万间。市长刘纪文借机敲诈勒索借孙中山之名大发横财。为修马路而征收的民间土地,不给地价,逼得农民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结队向中央党部请愿。国民党当局对拆房、占地不满者,即以“忤逆总理,妨害迎榇”的罪名逮捕关押。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拨专款五十万元。而拨给全国十几个省的救灾款却只有三十万元。有人估计,修陵的费用,实际要花一千万元。而三十万元的救灾款,七扣八扣,最后到灾民手里,只能在灾民集中的地方开设几个粥场,领一碗米粒可数的稀饭充饥。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
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由著名的风水先生反复测量,选定穴位,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造陵,以合帝王之相。工程浩大不必细说,奉安大殿的设计别具一格。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这些自称为中山信徒的反动派,显然弄错了中山先生的本意: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两种排列顺序。在军政时期,是按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顺序。在建国时期则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的顺序排列。而奉安大殿的设计却篡改为民生、民族、民权的顺序了,使人久思不解其意。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风景区。在造陵时又大力美化,修筑了许多别墅,供国民党的要员们居住,并以此表示他们对已故总理的“忠诚”。
接送灵柩,兴师动众,礼仪烦琐,耗资难计。五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派出迎榇专员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孙科等到北平,筹备移灵盛典。五月十日,由南京开出迎榇专列,二十一日到达北平,停在前门车站。北平的移灵仪式共搞了四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二十五日午夜,灵柩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车站,步行近十五个小时,两次鸣礼炮一百零响,到五月二十六日一下午三时十五分才将灵柩运上专列。四时三十五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以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二十八日上午十时灵车抵浦口。
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南京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一步一礼地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三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六月一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二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柩经过中山大道,二十余座牌楼,送往中山陵。沿途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上午十时十五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经过一整套的礼仪程序,于正午十二时,在第六次鸣一百零一响的礼炮声中,完成了全部安葬仪式。
这次安葬,全国动员。礼仪之盛,超过了中国皇帝。除国内上下一致参加纪念活动外,南京政府特邀请了十八个国家的使节参加。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各种纪念书刊大量发行。足足热闹了一个多月在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蒋介石为了增强这次宣传的欺骗性,特请旅居欧洲的宋庆龄同志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同志出于对中山先生的无限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但拒绝参与蒋介石之流的欺骗性宣传,奉安之后,居住上海,与蒋介石政权保持泾渭相分。这使蒋介石的欺骗宣传大为减色。
蒋介石搞奉安,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费时之久,花钱之巨,动用人力之众多,他全不放在心上。恭恭敬敬,哀凄倍致,可谓尽了“孝道”之情。他把孙中山抬上了紫金山,更显出他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至亲至厚”的嫡传弟子。为了取得这个美名,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他也在所不惜。当时全国有数百万灾民嗷嗷待哺。仅缓远一省就有一百五十三万八千八百一十九人游离乞讨。有的人因无衣无食,不得已把女人、孩子带到包头、大同一带贩卖。最高的价格,一人卖七十五元,最低的只能卖一二十元。“无衣无食之民,千百成群,露宿求赈。呻吟呼号,耳不忍闻,目不忍睹。”自称奉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把民生主义提到第一位的蒋介石,宁肯挥金如土搞奉安,也不去过问几百万饿以待毙的灾民。因为在他看来,越在神化孙中山上下工夫,就越能增加他的政治资本。而救灾既不会抬高他的身价。也不会为他增加财富,说不定还会给反蒋派增加生力军。因为受灾地区,多数是冯玉祥、阎锡山的辖区。所以当时有不少人称蒋介石搞奉安,是“借尸敲诈”,“以死人压活人”。
蒋介石一面搞奉安,一面造舆论,称孙中山生前就选定了他为接班人。一九二八年秋,他指使几个亲信,把中山先生生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选了十几封,用优质的宣纸,精印成一尺多长,六寸多宽的册子,派遣他的侍从副官,分头赠送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这些侍从副官到处游说,向赠送的对象说明:“从孙中山先生的信件中可以充分说明,中山先生早已把国民党领袖的继承人,嘱意于蒋介石了。而对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却不信任,认为他们意志薄弱,不能担当革命重责,曾多次加以批评。”这一席话,道出了蒋介石神化孙中山的全部奥秘。蒋介石这种卑劣手段,在中国反革命野心家的历史上,可称得上是“继往开来”的举动。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也就是用孙中山的旗帜包裹着的法西斯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