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由于正统史书记述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商周时期王室规模巨大的苑囿是我国园林的正宗源头。近年来，有学者研究了古代诗歌，并参照考古发现，提出最早的园林雏形应该是原始村落宅边的林木绿化和园圃等实用性绿地。
其实，艺术的起源本来就很复杂，它往往是由多重原因综合交织而成。因此，中国园林的清泉，应该说是从村宅绿化与畋猎苑囿两个泉眼中流出的。
两股清泉
正像建筑艺术从遮蔽风雨的棚屋开始，陶瓷艺术由原始人的泥坯盛器发展而来一样，园林作为实用性的艺术，和人类为了方便生产和生活而改造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
上古先民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效率极为低下，一块地耕种几年便失去了价值。而他们的饮食、取暖和建造，又几乎都依赖于林木，所以在先民聚居地四周，森林遭受的破坏很大。因此，先民们就自发地在自己的宅旁屋后和村落的公共活动地周围植树绿化，开始了最初的园林活动。
根据考古的推测，古代的制陶、纺织及磨制工具等活动多半在户外进行，再加上集会、祭祀、玩耍等需要，人们都在村落中或四周的空地上植树，这样既可以遮阴防尘，又可游戏其中。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上古村落绿地的记载。三国吴学者陆玑曾作过一篇《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共列出《诗经》中出现的植物一百一十多种、鸟兽虫鱼六十多种，可见商周村落园林风景的丰富多样。
《周南·葛覃》开头几句描写的景色就非常美：“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还有人们很熟悉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都描绘出了村落近旁那种以植物为主、依靠天然地形的简朴的早期民间园林。在芦苇、杨柳等树木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了雨雪霜露等天气变化对风景的衬托。
除了普通的朴素的村居绿化园林外，古代还有一种风格完全不同的园林，这就是帝王统治者的苑囿。“苑”的本意是指植林木、养禽兽的地方，“囿”也是指关养动物的园子。
花园称为苑囿，很清楚地表明了其特性。在《诗·大雅·灵台》中，人们赞扬了周文王“灵囿”的景色。那里有高台，有池沼，麋鹿等野兽四处出没，水鸟游鱼在水中嬉游。在这样的环境中打猎，比起跟踪野兽出没山林要省力、有趣得多。根据艺术起源的研究，人们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生活方式，总有一种怀恋之情，常常会通过艺术手段去再现这种生活的场景，借此体验当时的情感。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主们的狩猎活动便是这种怀旧情绪的代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打猎，在从前曾是必需的，如今则成为一种奢侈的事情了。”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据商史学者的研究，当时奴隶主贵族生活已经非常奢侈，他们把精力消磨在寻欢作乐上面，“酗酒和狩猎形成了殷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在出土的殷代甲骨卜辞片中，不少记有狩猎活动。有时一次打猎就要“天天贞卜，连跨两月”，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令人吃惊！当然，这样的狩猎不可能有固定围闭起来的场所。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发利用，野兽只能退避到更远的山林中，因此人为地划出一块自然之地，略加整饬，粗放经营的苑囿就应时而生了。
在周文王的灵囿之前，商纣王的沙丘鹿台也很著名，《史记》记纣王奢侈时特别提到他“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大冣乐戏于沙丘”。自此以后，帝王也将苑囿作为戏耍宴乐之地，使之具有狩猎宴饮双重功能。
古代统治阶级恣情地在苑囿中打猎游乐的场面也能够从一些保留至今的战国、秦、汉的铜器和砖石画像上找到。如河南辉县赵固村战国墓出土的“宴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上，就刻有苑囿游乐内容。
铜鉴图案正中是临水池的二层楼的主要建筑，王公贵戚们正在上层鼓瑟投壶，姬妾侍女环列在楼下。主楼两侧右设编磬，左挂编钟，女乐们正在磬边钟旁和拍歌舞。左侧有鼎镬罗列，温酒烹肉。磬前有洗马池，两个武士牵马向主楼走来，侍候王公们去射猎。左侧池中，还有勇士泛舟水上，箭壶中满插羽箭。中心游乐区域之外，则是一片林木茂密的旷野，左边三人正在弯弓射猎。右侧尽头是一张大网，许多战士在挥刀舞剑驱赶野兽进网……
整幅画面表现了声势浩大的打猎游戏，以及女乐的歌舞和池上的游乐。虽然画面中还看不到今天园林中常见的山水造景，但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宴乐活动的中心区，已建造有房屋楼台，
开挖了池沼，说明已具有后来苑囿的基本构景因素。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就在咸阳渭水南岸大建苑囿，“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汉高祖刘邦在立国后不久，也命萧何治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台殿四十三所……池十三，山六。”也就是说，到秦汉之际，原始苑囿的面貌已完全改观，它已从纯粹以游猎骑射取乐的单一功能向着多功能发展，常常结合帝王的寝居游乐等生活活动而和离宫、高台、别馆的兴建结合在一起，造园手法也从纯任自然、很少改变环境发展到挖河凿池、堆土筑山等大规模改造地形。
真正开创园林史上的苑囿时代的是汉武帝刘彻。这位“茂陵刘郎秋风客”是一位既有雄才大略而又享乐至上的国君，他在秦始皇的上林苑基础上继续扩建营造，又在长安四周建造了西郊苑和甘泉苑等。其中最为后人乐道的是上林苑，当时的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和扬雄都作长赋，非常铺张地记述了当时这座皇家花园的宏大气势和瑰丽景色。自此以后，每朝每代的帝王登基之后，只要条件许可，总要大肆建离宫，修园林，以满足享乐之需。在中国园林史上，苑囿便成了一条持续不断的主线。
文人园林的兴起
华夏园林发展到两晋南北朝，产生了一个飞跃。与秦汉苑囿风格不同、注重景色意境的文人园林出现了。古典园林的这一变化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分不开的。从汉末大乱到隋文帝统一全国的三四百年间，战祸连绵，动乱不断，是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的时代。士大夫阶层也同样难以幸免，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况中。
在社会现实的无情打击下，主张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返归自然的道家思想重新受到重视。特别是庄子无为浪漫、整日逍遥优游的隐士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士人仿效的对象。他们热衷于在山水间静思默想，清谈玄理，以无为隐逸为清高。这种寻求美丽的风景环境、静观世界的认识方法，对于欣赏和理解自然风景美的帮助是很大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园林—文人园林便应运而生了。这种园林不同于两汉包罗万象的帝王花园，也不同于贵戚富豪为了斗富炫耀而建的宏大华丽的私人园林，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一个清谈读书、觞咏娱情的美好环境，让生活更接近自然，因此园中景色多自然而少人工，风格清新朴实。
特别是东晋南渡之后，中原士族迁移江南，江浙一带秀丽的自然山水第一次为北方士人所发现，他们向往自然、追求山林美的审美理想像海绵吸水那样迅速得到了满足。
为了就近游赏的方便，士人们有的在城中宅旁营造花园，有的在近郊林泉山水之地构筑山居别院，渐渐形成了一股爱园造园的社会风尚，在我国园林史上留下了很精彩的一笔。
其中最为亮丽的人物便是宗师级的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被尊称为我国田园山水诗的鼻祖，也是园林艺术中文人园林的创始人。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黑暗年代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回归故里，隐居于庐山脚下，以躬耕治园自娱，看看菊花，望望南山，十分悠闲清净。这种追求，完全不同于帝王苑囿那种景多景全、穷奢极乐的享受，深为后世士大夫所仰慕。
他的田园村居式花园，也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对后世影响极大。喜爱游园赏景的人都知道，古园的题名常常含义深隽，反映了园主人的情趣和追求。从明清至今的一些江南私家园林来看，人们最喜爱的园名每每与陶渊明有关。例如，苏州的“归田园居”“三径小隐”“五柳园”“耕学斋”，扬州的“寄啸山庄”“耕隐草堂”“容膝园”，上海和泰州的“日涉园”，海盐的“涉园”，杭州的“皋园”，常熟的“东皋草堂”等均来自陶渊明的诗文。至于“涉趣桥”“桃花潭”“不系舟”等小景点，更是举不胜举了。
在我国文化史上，隐士自古有之，而且名声很大。一些满腹经纶、修养很高的士人不愿为官，隐遁山林，成为人人仰慕的高人贤士，被千古传颂，尧舜时的巢父、许由便是例证。然而隐逸与世俗生活是对立的，传统的隐逸方式要求在幽寂的山林中深居简出，过禁欲清苦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实际很难做到。魏晋南北朝，老庄哲学成了时代的主要精神，上位者带头恣情山水，他们既要坐享山林之美，又不愿脱离尘世，于是便出现了“朝隐”的新观念。朝隐不要求遁迹深山，只要在城郊山水地，甚至在城中僻地上建起园林，便可在艺术创造的山水中做“隐士”。
在朝隐思想的推动下，园林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首先是城中掀起了造园热潮。据《宋书·隐逸传》载，当时“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此外，人们又纷纷寻找近城靠镇、交通便捷的山水之地建园林。像当时建康（今南京）城外的钟山、栖霞山，镇江南郊诸山，以及浙东会稽山都是园林荟萃之地。自两晋以后，朝隐思想对士大夫一直有着较大影响。清初，北京东城黄米胡同里建了一座很小的半亩园，主厅云荫堂曾挂有楹联
一副：
文酒聚三楹，晤对间，今今古古；
烟霞藏十笏，卧游处，水水山山。
既要聚文会友，吟诗诵文，话古今大事，又要在十笏之地造出烟霞山水，供人卧游其间，实在非园林莫属。
隋唐到宋的发展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经济有所发展，皇家园林又兴盛起来。他首先结合都城大兴城（即后来的唐都长安）的规划，建设营造了大兴苑。后来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又在洛阳大兴园林，修造了西苑。
西苑被史家称为继汉武帝上林苑后最豪华壮丽的一座皇家园林。据《大业杂记》载，西苑周围有二百里，内造十六院，各院自成体系，四周绕以龙鳞渠，院内种植各种名花，常有嫔妃居住。各院之间植以杨柳修竹，看上去一座座院落均掩映在绿色之中。
这座花园在规划上明显受到两汉苑囿的影响，园内大规模进行挖池筑山，周围十余里的水面上置以土石，筑蓬莱、方丈、瀛洲诸山，山上又建台观殿阁。然而，西苑在风景的塑造上又有许多独创之处，它充分利用洛阳水源充沛之便，将水景作为园林的主题，除了水面较大的“海”和渠之外，还分设了五个湖面，在各个院落之内又穿池养鱼，使水面既分又连，形成了较完整的水网系统。
公元 618 年，隋朝被唐朝所取代。唐代苑囿主要集中在长安（今西安）和洛阳。除了隋代留下的大兴苑、西苑之外，又在京城长安城南修了芙蓉苑，并筑了夹城（即专供帝王后妃通行的城墙夹道）将城北的禁苑同兴庆宫和芙蓉苑联系起来。郊区还营造了不少离宫别院，东郊临潼骊山山麓的华清池便是最著名的一座。
苑囿之外，文人官僚的城市私家园林在这一时期发展也很快。唐代兴科举，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有了踏上仕途做官享乐的可能，儒家思想又成了士人们的主导思想。但是魏晋以来，老庄热爱自然、耽乐山林的思想已经在读书人的精神境界中扎下了根，因而当时做官的士人实际上是处在两种思想的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想谋取功名，不甘心放弃都市文明的世俗生活，一方面又迷恋自然山水之美，追思先贤高士的清净隐逸。既要享受“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人间欢乐，又十分向往“湖月照我影……渌水荡漾清猿啼”的山光水色。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城中近郊那些再现自然山林美景的园林便兴盛起来。
当时长安的士大夫不仅在城内有各自的私园，而且在城外也有园池，如城南杜曲和樊川一带，风景秀丽，私人园池比比皆是。洛阳是东都，又有洛水、伊水贯穿城内，水源丰富，达官贵戚多在河两岸开池引水置宅筑园。诗人白居易履道里的第宅花园也在此地，花园因水成景，人称“池上园林”，是当时的一座名园。
唐末五代，中原地区又经受了一段时间的战争苦难，但江南经济却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吴越王钱镠父子在杭州大治宫室苑囿，钱镠的另一个儿子钱元璙封为广陵王，镇守苏州，非常爱好园林，创建了南园。那里山池亭阁，奇花美石，经营了三十年。
他的部下仿其所好，也相与营建园林。今天苏州古园沧浪亭就是在其外戚孙承佑家花园的原址上经历代重建的。可以推断，五代时苏州的造园活动相当繁荣。连地处偏僻岭南的南汉国君刘䶮，也在广州兴建南苑药洲（又称仙湖，常聚方士炼丹于此），园中留存至今的“九曜石”中的五块，是我国最早的园林遗石，其中一块上还留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字。
北 宋 时 造 园 风 气 更 盛。京 城 汴 梁（今 开 封 ） 有 琼 林苑、金明池、东御园、玉津园、迎祥池、撷景园、撷芳园等苑囿，宋徽宗又在宫城东北建造了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花园—艮岳，加上高官贵戚们的园林，汴京园林荟萃，总数共达 90 处左右。
靖康之难以后，宋高宗定都临安（今杭州），统治者并不着急收复沦陷的国土，反而更沉迷于歌舞园林的享乐，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写的就是这种情形。
此时皇家御苑有数十处，主要分布于湖滨清波门、涌金门一带。两宋的城市园林比唐代更繁荣。《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汴梁附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阒地”。洛阳是当时官僚致仕后的退隐地，园林数量虽不及汴梁，但也很可观，《洛阳名园记》所录就达 19 处。南宋的临安、湖州、苏州一带，也是文人私园萃集之地。这些园林以水、竹、柳、荷等景色见长，富有江南特色，有的就近取太湖石点缀，渐渐形成园林赏石、叠假山之风，造景手法越来越多样，对以后的造园艺术影响较大。
硕果累累的明清园林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艺的普及，我国古典园林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沈朝初的《忆江南·春游名胜》写道：“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崒嵂，一篙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谢溶生在为《扬州画舫录》所作的序中也说，盛清的扬州是“增假
山而作陇，家家住青翠城闉；开止水以为渠，处处是烟波楼阁”，可见当时造园活动的普及。
北京西北郊的海淀和城东南的泡子河周围有泉水和湖泊，造园条件很好，京师官僚及文人的花园大多集中在这里。陪都南京养有大批闲官，王府又多，而且城周有山有水，园林亦盛极一时，仅《游金陵诸园记》所载就有 36 处之多，其中中山王徐达后世的私园达十余处。苏州、无锡一带，官僚文人集中，他们辞官还乡后，多数要置宅造园，别处官员慕名到苏州来寓居的也不少，因而明中叶后形成了一个造园的高峰期。留存到现在的拙政园、留园、艺圃、五峰园等，都始创于这一时期。
江浙一带其他小城镇如松江、太仓、昆山、常熟、嘉兴、湖州等地，造园活动亦十分活跃。总之，从明中叶到清初，在文化经济发达的京师和江南，无论是城市官宦家的大宅，还是乡镇小巷的普通民居，都可以见到造园活动，有力量的就堆山挖池，建楼造亭，没有力量则点几块山石，栽几株翠竹，形成了普遍建造园林、美化环境的风气。
明清园林艺术的另一个代表，是与私家园林发展齐头并进的清代苑囿。从康熙到乾隆这一段被史界称为“康乾盛世”的时期内，最高统治者在北京及其附近构筑了汉唐以来最完整的苑囿体系，成为我国封建王朝衰败前的最后一朵奇葩。
这就是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即今颐和园）、畅春园、圆明园。其中规模最大、景色最全的，是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圆明园是平地造园，“因水成景，借景西山”，占地约 5200 余亩（约 3.47 平方千米），包括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有各类建筑 145 组。园中水道千回万转，汇入福海、前湖和后湖等大水面，水中又置岛屿七八十个。尺度不大而逶迤曲折的人造山脉对空间景区进行了巧妙的分隔，造成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千门万户、无尽无休、幽深委婉的气氛。再加上建筑物、建筑群造型和组合的变化，使景色更加绚丽多姿。园中还仿建了许多江南园林名景，如福海四周就再现了西湖十景。为了使景色更富变化，提高游赏趣味，长春园北部还建了一组仿法国洛可可风格的西洋楼，装了大量喷泉水景，真可谓集世界园林精华之大成。
然而，如此杰出的艺术精品被侵略者一把火烧为灰烬。它的毁灭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穷途末路的标志。太平天国运动和鸦片战争之后，江浙私人园林毁坏大半。清同治、光绪年间虽然又有一次造园高潮，但毕竟如回光返照一般，艺术水平已大为降低，多数园林走到繁缛堆砌、格调庸俗的末路上去了，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园林艺术衰落了。
本文内容摘选自《园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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