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是一部周代有关手工业方面的专著，其中明确记录有手工业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等，一些研究据此认为它是一部官营手工业的技术规范，而非一般的生产技术资料汇编，更有研究者认为它是齐国政府制订的一套指导、监督和评价官府手工业生产工作的技术制度。
作为《考工记》重要内容的《匠人营国》篇是关于古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文献，对后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很大影响，一些建筑史方面的学者已作了一些研究。但它蕴含怎样的城市规划模式（蓝本），与周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指导当时城市规划的规范甚至是周王朝礼制的一部分，还是只是对当时城市规划情况的总结性记录，这方面现在歧说较多。本文结合周代城址的考古发现，就上述问题作重点讨论。
一．《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思想
《考工记·匠人营国》开篇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还说：“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关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这些记载和城市规划的问题，自宋代以来，历代的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北宋聂崇义《三礼图》、清戴震《考工记图》都根据《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记载绘制了周王朝都城平面图（图1），
贺业钜先生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对《考工记·匠人营国》包含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制度作了系统研究[1]。
结合先秦两汉其他文献，研究者普遍认为，《匠人营国》篇蕴含一种明确的城市规划思想或制度：
1.周王都城规划
（1）周王都的规模方九里，平面呈方正的形态；每面三座城门。
（2）城市划分为面积相等的九分，按方位主次分别规划不同的功能区。
（3）宫城是全城规划的重心，位于城内。从平面上看，城市是一种内城、外郭的形态。
（4）王宫内前有外朝，后有内朝，即按前朝后寝之制规划；宗庙和社稷对称分置于外朝左右两侧。
（5）宫城的南北一线为城市中轴线，中心线前有王宫，后有市。
（6）王宫宫门部分城墙高五雉，宫城城角部分七雉，外城城角高九雉。
（7）王城干道宽九轨，环城道宽七轨，城外道路宽五轨。
2.周代城市规划等级
有关城市等级，《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很明确：“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这段文字以城门、城墙角和道路为例，叙述营建各级城邑的规制，即以王城为基准，按一定的等差，依次递减。由此段文字可知：
（1）城市等级可分国（周王都城）、诸侯都城、都（卿大夫封邑）三级，依等差各自有相应规划标准。
（2）由《匠人营国》文字中有关周王都城、诸侯都城、都（卿大夫封邑）三级城市的规划各自有“九”、“七”、“五”之数，其间有一定等差，并据周王都城九里的规模，可知诸侯城为方七里，都的规模方五里。
（3）都的城墙高度以王宫门部分墙高为准，诸侯的城墙高以周王宫城角高为准。
（4）诸侯城的干道宽以周王都城的环城道路宽度为准，都的干道宽以周王都的城外道路宽度为准。
但是，研究者对《匠人营国》篇有关城市规划思想的认识还有一些歧义，重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1）《匠人营国》篇包含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周代城市规划是一种什么关系。
贺业钜先生经系统研究认为，《匠人营国》篇所述的王城规划就是周王朝的都城规划制度[2]，很多研究者有类似看法。
史念海先生则认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并非早在西周初年就已规定的立国制度，甚而当周室东迁之后,也还没有这样的规定；与先秦都城实例比较具有可比性，其规划思想是有根有据的；合于《周礼》,甚至还合乎一般建城的原则；按之具体内容,《考工记·匠人营国》只是营建都城的规划,而非周代的制度[3]。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至今仍未发现一座城址的结构与《考工记》相符，说明它与周王室的法典尚有出入；城市建设需要因地制宜，不会不因地势完全套用一张规划蓝图[4]。
（2）宫城的建置位置。
包括聂崇义《三礼图》、清戴震《考工记图》和贺业钜先生等很多研究论著普遍认为，按《匠人营国》篇的内容，宫城建于城的中央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看法影响很大。
但也有著名的建筑史专家对此并不认可。如傅熹年先生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考工记》说周代的王城（都城）制度是王宫的四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宫居王城之中心，但迄今考古工作发现的唐以前都城很少是这样。与《考工记》成书时间相近的春秋战国时各国的都城，其宫城大都以一面或两面临大城（外郭），有的还把王宫建于附在大城角处的小城内，只有曲阜鲁城一例是王宫位于外郭之中，四面均不临郭墙。宫城和小城是都城和城市中王和地方统治者所居的核心地区，为政权安危所系，使它一侧或两侧临外郭是出于保障安全的原因。当时的统治者都要考虑兼防内外的敌人。都城和大城市必有较大的外郭是为了多聚集民众，有外敌时可以组织起来军民共同防守，但当时又常常会发生政变或民变，所谓“变生肘腋”，这时统治者就需要利用宫城、子城临外郭墙的一面出逃[5]。
虽然对《匠人营国》篇的解读还有歧义，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匠人营国》无疑有明确的城市规划思想，它蕴含一个特定的具有明确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规划模式（蓝本）。
如果按照今天制定城市总体规划的方法，可以把《匠人营国》的周王都的规划蓝本转化为一张总平面图，就像聂崇义《三礼图》和清戴震《考工记图》设想的“王城图”那样。在这张城市总平面图上，城市有一定规模（方九里），有明确的“边界”（外郭墙位置沿线），边界以内的平面空间相对方正，内部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其中最重要的宫城无疑安置在城内最重要的区域。至于它是不是像聂崇义、清戴震和现代很多研究者设想的那样一定位于城市的中央，学界对《匠人营国》篇理解的歧义说明，这个还有讨论的必要。对它的深入探讨，要与考古发现的周代城市真实案例来进行比较研究。
迄今为止，有关东周时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已经很多，可以说周代最重要的都城遗址几乎已被发现，而且大多作了考古调查、勘察或发掘，一些城址的平面布局比较清楚，平面布局形态多种多样。现在，学界对周代城址的平面布局有了新的认识，这对探讨当时的城市规划提供了新的条件。确如一些著名建筑史学家所说，考古发现的有些周代城址的平面形态与研究者设想的《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形态是一致的，有些则完全不同。至于有研究者认为至今仍未发现一座城址的结构与《考工记》相符，这种认识恐怕是不客观的。
从城市的角度论，考古发现的周代各类都邑就是当时的城市，只是从某种角度看，城市的性质和职能前后期有所不同，西周城市的性质基本为政治中心，到战国时期明显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商业功能。
下面以考古发现的周代城址资料为基础，通过周代城市布局和规划的考察，再与《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以探讨有关问题。
二．考古所见周代的城市布局与规划
迄今为止，经考古工作的周代城市包括周王都城和各诸侯国都城城址。
1．周王都城
有陕西长安的沣西遗址（丰邑）[6]、镐京遗址[7]、陕西扶风与岐山县之间的周原遗址[8]、河南洛阳市东周王城遗址[9]等。
2．诸侯城址有河南三门峡市李家窑虢国都城遗址和虢国墓地[10]（上阳）、山西翼城与曲沃间的天马——曲村晋都遗址（绛）[11]和侯马市晋都遗址[12]（绛）、山东曲阜市鲁国故城[13]、临淄市齐国故城[14]、陕西凤翔县秦都雍城[15]、西安市阎良区秦栎阳城[16]、咸阳市秦咸阳城[17]、河南商丘市宋国故城[18]、湖北荆州市楚都纪南城（郢）[19]、安徽寿县楚都寿春[20]、河北易县燕下都[21]、河北邯郸市赵邯郸故城[22]、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23]、山西夏县禹王城[24]（魏都安邑）、河北平山县灵寿城[25]（中山国都）、河南上蔡县蔡国故城[26]、山东滕州市薛国故城[27]（薛国都城、齐田氏封邑）、山东滕州市滕国故城[28]、山东邹县邾国故城[29]、河南潢川县黄国故城[30]等。
上列周代城址，除后三例外，其他城址的布局布局清楚。通览这些周代城址，它们的平面布局存在一定差别，可以归纳为数种类型，据此可进一步研究当时的城市规划模式。之前已有学者已对东周城址进行了分类研究[31]，但结论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曾依据宫城（宫室）与其他各功能区建置方位、城垣的有无、城垣的形态等要素，将包括周代城市在内的夏商周时期城市统一分为五型[32]，后又扩展为七型[33]:
A型
宫城（宫室）在内、居前（偏南），郭城在外。城垣近方形或矩形，城垣走向直，东西向略窄，南北向长；郭城北部是普通居民区、生产区。代表性城址有偃师商城与洹北商城。两周时期都城无此型。
B型
宫城（宫室）在内、居前（偏南）,郭城在外。城垣走向大致平直，东西向宽，南北向略短。宫城（宫室）之北、东、西部有手工业生产区、普通居民生活区。代表性城址有荆州楚纪南城（图2），曲阜鲁故城、凤翔秦雍城。属于此类的可能还有上蔡蔡国故城、商丘宋故城、滕州薛国故城。
C型
宫城（宫室）居中。所见城址只有山西夏县禹王城一座。
D型 两城并列。分二亚型。
Da型 宫城（宫室）居前（西南），郭城在后（东北），宫城（宫室）与郭城前后错列。有齐都临淄，赵都邯郸故城、洛阳东周王城。
Db型 两城（城、郭）东西相连并列型。有新郑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灵寿中山都城。
E型
以宫城（宫室）为中心，其他功能区大多半环绕于宫城（宫室）之前（南）及两翼，除了宫城（宫室）大致居于中心地带外，其他各功能区地点似乎更像是无序布置的。代表性遗址包括殷墟遗址、沣西遗址（丰邑）、周原遗址、侯马晋都遗址。这类可能还包括镐京遗址等。二里头遗址和天马—曲村晋都遗址类似，大致可归入此类，但似乎与前举其他遗址略有区别。
F型
宫城（宫室）在内、居后（偏北），郭城在外；其他功能区分置宫城（宫室）之前的城市偏南地带。城垣呈矩形，东西间距比南北间距略宽，为城垣走向直。此类最明确的只有秦都栎阳。楚都寿春可能属于此类。
G型
无城垣，宫城（宫室）居后（偏北），各功能区的建置以宫城（宫室）为核心，分置于宫城（宫室）之前及其附近。这类与E型一样，城址的各功能区整个无法纳入像A、B型等有城垣的城址那样规整或比较规整的范围中。此类有秦都咸阳。
上列各型中，除A型外，其他均见于两周时期，由此可将两周时期的都城遗址总共分为六型。它们都是按一定的规划模式建设而成的。
三．《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与周代城市规划的比较
1.《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模式
正如前文所说，如果把《匠人营国》的周王都的规划蓝本转化为一张城市总平面图，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城市有一定规模（方九里），由外郭墙所在位置线围起的明确的“边界”，“边界”以内的平面空间相对方正，内部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其中最重要的宫城无疑安置在城内最重要的区域。这个蓝本无疑是为周王都定制的初始总体规划图，即这种城市是有着明确的初始规划。如果将其付诸实施，则可绘制成城市建设平面图。
实际上，中国古代许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平面形态和布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城市存在的时间越长，这种变化会越大。所以，即使一个城市有像《匠人营国》所说的那种初始总体规划，其规划图与最终的城市建设平面图会有一定差异，有的甚至非常明显。一种普遍的情形是，即使当时的城市有规划，但现在我们对其了解很少，只大体了解城市废弃后的平面布局。考古发现的古代城市大多是这样。
因此，要探讨哪类周代城市规划模式与《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模式相关，还是要从研究周代城市的布局类型开始，进而探讨它们的城市规划模式，再将周代城市的规划模式与《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模式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这种研究的理想形式是比较两者的城市规划图，但考虑到上文所说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实际情况，还是要将《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与周代城市的布局和规划两个方面、尤其是与当时城市的布局来作比较。
现在，以《匠人营国》的规划图为比较的一方，明显可见，前文所分周代城市的B、C、F三型与之具有可比性。相反，与其他各类型则明显缺乏可比性。从规划角度看，这些城市都是按一定规划模式建设的。
包括周代城市在内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模式，建筑学家作了深入研究。如吴良镛先生认为[34]，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发展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有机生长方式，即城市长期地在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自发地演变；一种是按一定意图或模式有计划地建造城市。潘谷西先生认为有新建、扩建说[[35]]，并将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模式分为新建城市、依靠旧城建设新城、在旧城基础上的扩建三种类型；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傅熹年先生[36]。
笔者也曾认为，包括周代城市在内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三种基本模式[37]：
第一种模式：初始总体规划模式。城市布局规整，各功能区建置有序,建设之前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代表性城市有偃师商城、洹北商城、隋大兴（唐长安）城、元大都、明中都等。其中如洹北商城和明中都，这两座城址因为使用时期短（洹北商城）或没有完全建成（明中都），城址的功能区划几乎没有被调整的迹象，整个城址的布局几乎处在原初总体规划的状态，成为研究古代城市初始总体规划的标准案例。
第二种模式：二次总体规划模式。将按第一种模式建设的城市的规划和布局进行调整，使得其初始总体规划特征减弱而整个都城布局有了调整和变化。
第三种模式：以宫城为重点的局部规划模式。城市的各功能区无法纳入像第一、二类城址那样规整的范围中，城市规划以宫城（宫室）为重点，其他功能区大多似乎是无序布置的，在空间分布上显得相对松散；这种规划模式基本限于夏商周时期，它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早期阶段（夏商周时期）的规划模式之一。
如果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上文所分F型属于初始总体规划模式，B、C型的则属于二次总体规划模式。
到这里，F型似乎更具有可比性，但仔细分析，实际并非如此。这种规划虽有秦都栎阳这个案例，但它的宫城居后（偏北）、其他功能区据前（偏南）的规划与《匠人营国》的“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模式明显相反，所以不会是《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蓝本。可见，这种城市虽有初始总体规划，但与《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模式是不同的。周代城市中，具有宫城置后（偏北）、其他功能区置前（偏南）的规划的城市不限于栎阳，其他还有燕下都、秦都咸阳，楚都寿春可能也同此。但栎阳建于战国中期，后三座为战国晚期。说明这种城市规划类型较晚。这或许也证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期或更晚，即《考工记》的作者可能看不到这种城市规划形式。
已知C型仅有夏县禹王城一座，它的特点是宫城居中，非常符合大多数研究者想象的周王都城的规划形态。但禹王城的建设时代也不早于战国，在周代城市里是相对较晚的，它的规划形式在中国夏商周时期是个孤例，这种形式在后代的宋辽金时期城市的规划中流行。综合分析，禹王城的规划还是具有二次总体规划特点，它也不会是《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蓝本。
现在仅剩下B型一类了。这类城市在布局上宫城（宫室）在内、郭城在外；宫城（宫室）居前（偏南），其他功能区居后。这种布局与《匠人营国》篇的城市规划蓝本一点不矛盾，其形态也符合《匠人营国》记载的“面朝后市”的总体布局。这类城市的规划虽然属于二次总体规划模式，但它明显是从第一种初始规划模式演变而来的，与第一种初始规划模式的城市明显处在同一演变轨迹上。还有，这类城市在周代城市中数量是比较多的，在时代上，出现也是最早的。代表性城址有荆州楚纪南城，曲阜鲁故城、凤翔秦雍城（春）；属于此类的可能还有上蔡蔡国故城、商丘宋故城、滕州薛国故城等。这些城市有些建于西周（鲁故城、蔡国故城、宋故城、薛国故城等），有的建于春秋（秦雍城、纪南城），历经春秋、战国多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使平面形态和布局有了一些改变，但总的形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与第一种初始规划模式的城市形态还是非常相似。所以，B型城市最初应该有着宫城（宫室）在内、郭城在外；宫城（宫室）居前（偏南）、其他功能区据后（偏北）初始总体规划的。
此外，这种具有宫城（宫室）居前（偏南）、其他功能区据后（偏北）的规划的周代城市，除B型外，前述Da型城市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洛阳东周王城等也属于此类，可见，这种规划在周代城市里是西周以来就已出现、而且在周代一直延续的城市规划模式。Da型与B型的区别只是前者在郭城之外的西南部新建了宫城，这种规划方式在周代城市里也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其他各型城市将宫城置中或置后（偏北）的规划，大多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模式。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匠人营国》篇的城市规划模式与前述B型城市如荆州楚纪南城曲阜鲁故城、凤翔秦雍城（春秋）等规划最相似，最具有可比性，《匠人营国》篇的城市规划蓝本应该就是这类城市的初始规划模式。
由此可知，从周代城市中完全能找到与《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蓝本相似的类型，而且这种规划还是当时流行的规划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蓝本不是作者的凭空臆造，而是对当时城市规划的真实反映。
2.《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与周代等级制度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实质，首先是《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否反映周代等级社会，然后是《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内容否是西周礼制的一部分。
前引贺业钜先生的研究，《匠人营国》就是西周王朝的城市规划制度，它是根据宗法封建和礼制等级原则而制定的。史念海先生的看法则与之完全相反，他认为，考察《匠人营国》的具体内容,它虽是一种营建都城的规划,但非周代的制度。
上文分析可知，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规划模式和城市布局类型呈现多元化。虽然《匠人营国》只讲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式，没有全面记录周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所有实践，但周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事实说明，类似《匠人营国》的这种理想的城市规划模式确实最早出现于西周，也是当周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规划模式。同时，《匠人营国》篇还以政治等级的不同将周代城市分为周王都城、诸侯都城、都（卿大夫邑）三级，这种以政治等级作为划分城市级别的标准，与先秦文献记载的西周礼制的内容颇有相似之处。
西周王朝制定了一系列规定统治阶级等级和社会秩序的宗法制度以及更为具体的礼乐制度。周礼的本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在宗法、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等级制度，也就是“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38]，总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
《匠人营国》记载周王都城、诸侯都城、都（卿大夫邑）三级城市分别以“九”、“七”、“五”为等差之数的情形，在反映周代礼制等级制度的文献中并非个例，而是很普遍的。这种差别，一些可信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有些记载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最明显的如周代各级贵族的墓葬形制的差别以及墓葬所见的贵族用鼎制度[39]等。所以，《周礼·典命》总结说，周代贵族的等级差别表现在包括宫室在内的多个方面，周王以下贵族的等级各有等差：“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40]。
由此分析，《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思想并不是作者的臆造，而是有着当时真实的社会背景，它起码是周代等级社会的反映。
那么，它的记载是否就是周代礼制的具体内容呢？这可通过与《考工记》时代相近的其他记录周代城市规划的文献来作进一步分析。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还有《左传》、《孟子》、《管子》、《吕氏春秋》等。
如上文所说，《匠人营国》篇有独特的城市规划模式，而且按照不同的政治等级将周代城市分国（周王都城）、诸侯都城、都（卿大夫封邑）等三大类，并按照各自等级来制定相应的城市规划。
与《匠人营国》类似，《左传》同样是以这种标准对城市进行分类的。如对于都一级城市的分类，《左传·隐公元年》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与《匠人营国》、《左传》不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表述城市的概念虽与《匠人营国》篇类似（有“国”、“都”之分），但划分城市级别的标准则改成了以居民的多少为标准。如《管子·乘马篇》：“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管子·立政篇》还说“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说明其城市规划和建设有了新的准则。这与《匠人营国》篇的城市规划思想明显不同。
像《管子》这种以居民的多少为划分城市级别的标准也见于《孟子·告子章句下》：“孟子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说明这种城市分类标准流行于战国中期。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慎势》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虽然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居中论与《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模式是一样的，但前文分析说明，《吕氏春秋》的这种居中的城市规划思想显然不同于《匠人营国》。
可见，《匠人营国》与《左传》、《孟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各自包含的城市规划思想有同有异，各有不同的侧重。其中《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思想类似于《左传》，而明显不同于时代偏晚的《管子》、《吕氏春秋》。我们知道，《左传》是对《春秋》的解读，其中记载的史实基本早于战国。
综合这些情况分析，我们认同这样一种认识，《匠人营国》篇反映的不是战国、而是战国以前包括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对西周、春秋时期等级社会的反映。其理想的城市规划模式可能是西周王朝礼制向城市规划领域的自然延伸，或可理解为，这种城市规划模式就是西周礼制等级制度的具体内容。但《匠人营国》篇关于城市规划的各种规定是否全部符合西周礼制，在现今的条件下，我们还难以全面考证。如果结合其他文献对其作全面客观地评价，《匠人营国》篇是传承和解读西周礼制的。
四．结语
《考工记·匠人营国》篇是关于古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文献，其蕴含独特的城市规划模式。这个模式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布局严谨规整，各功能区建置主次有序。城市的总体规划为宫城（宫室）在内、郭城在外；宫城（宫室）居前（偏南）、其他功能区据后（偏北）。可资对比的实例是以曲阜鲁故城、荆州楚纪南城、凤翔秦雍城（春秋）等为代表的西周和春秋时期规划和建设的城市。
《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对西周、春秋时期等级社会的反映。其理想的城市规划模式可能是西周王朝礼制在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内容。但《匠人营国》篇关于城市规划的各种规定是否全部符合西周礼制，在现今的条件下还难以全面考证。总之，虽然《匠人营国》的内容或许不全是周人礼制的原貌，但它是传承和解读西周礼制的。
[1]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2]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卷第三章第五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3] 史念海：《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1998年第3期。
[4] 马骏华、高幸：《<考工记>与城市形态演变》，《建筑与文化》2013年第2期。
[5]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上册）第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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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
[9] 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郭宝钧、马得志、张云鹏、周永珍：《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杨育彬、袁广阔:《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南虢都城上阳重见天日》，《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1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 山东省文物考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14]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国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15]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凤翔队：《秦都雍城遗址勘查》，《考古》1963年第8期。陕西省文管会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年第6期。
[16] 陕西省文管会:《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7]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笫6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勘查小组：《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第l期。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士的铜器》，《文物》l975年第6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学理、采粱、梓林、洪春：《秦都咸阳发掘报道的若干补正意见》，《文物》1979年第2期。咸阳市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地区文管会：《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王丕忠：《汉长陵附近出土的秦汉瓦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l982年第6期。咸阳秦都考古工作队（陈国英）：《咸阻长陵车站一带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3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古窑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威咸阳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
[19]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杨权喜：《楚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年。
[20] 丁邦钧：《楚都寿春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丁邦钧：《寿春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2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22]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3]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新郑县文化馆：《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与试掘》，《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蔡全法：《郑韩故城与郑文化考古的主要收获》，《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大象出版社,2003年。蔡全法：《郑韩故城与韩文化考古的主要收获》，《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大象出版社,2003年。
[24] 陶正刚、叶学明：《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中国科学音乐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年第9期。
[2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26] 尚景熙：《蔡国故城调查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试掘或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26日。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30] 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31] 马世之:《关于春秋战国城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李自智:《东周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梁云：《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
[32] 牛世山：《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模式初步研究——从夏商周时期的都城规划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33] 牛世山：《东周时期城市规划的新风格》(十)，《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34] 吴良镛:《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城市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35] 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53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36]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第一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37] 牛世山：《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模式初步研究——从夏商周时期的都城规划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38]《左传》隐公五年。
[39]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又见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40]《左传·庄公十八年》。
（原刊于《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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