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明代虽然没有出现像秦汉、魏晋和隋唐那样的高峰，但明代的书法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且，在众多的书法家中，大多以妍美、秀丽、飘逸见长，如董其昌、文徵明、唐寅等。而倪元璐在这些书家中则显得比较独特——他的书法是以雄浑、苍凉见长的。
倪元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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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明末官员、书法家。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至户、礼两部尚书，书、画俱工。
倪元璐此件《舞鹤赋卷》，书写的是南朝宋诗人鲍照的一篇赋。用笔苍古浑厚，结字跌宕奇逸，章法字距茂密，行距宽疏，注重节奏变化，盘曲郁结之中愈见气骨凛然。这是一件一气呵成、大气磅礴的力作。
▲倪元璐《行草鲍照舞鹤赋卷》为行草长卷，纵30.4厘米，横909.8厘米，写于崇祯二年(1629)。是年四月，倪元璐以翰林院侍讲的身份迁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他到任之后，即把母亲接来奉养尽孝。
从用笔上看，此作不斤斤于点画的工拙，不讲究行笔的“逆人平出”，更不在意笔画的“藏头护尾”，而是大胆落笔，信笔由之。但倪元璐又具有很强的控制和擒纵能力。他行笔果敢而不草率，下笔重拙而不粗俗，笔画圆浑而力量中含。如篇名《舞鹤赋》三个字，笔力遒劲，线条圆浑，但毫无臃肿之病。
在书写过程中，倪元璐习惯用渴笔浓墨，使人能感觉到书写时下笔的凝重和力度。由于浓墨渴笔，使得线条呈现一种生涩、苍劲之美。那种克服摩擦力而自然形成的飞白与枯笔，恰恰是一种力量之美，如篇首的“舞鹤”和第二行的“幽”字、第三行的“禽”字、第五行的“指”字等。但倪元璐又不是一味地用渴笔浓墨，而是燥润相映、浓枯相谐。他好像不大注意墨的浓枯、笔的渴饱，而是顺其自然、不加修饰，这就在无意中形成了自然而富有变化的艺术形象。如篇目中的“赋”，第二行的“散”、“径”、“验”，第三行的“物”、“伟”等字，都是笔酣墨饱，与其他的渴笔枯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又不失和谐自然，真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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