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谁会说自己的病是小病？谁得了病都担心是大病，担心会被误诊，都要去找好医生，要找可靠的医生。
这个口号也会造成医生不愿意在社区医院工作，也造成病人不相信社区医生。所以我们医改的一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不接地气的。
1.3万多家公立医院，没有一家是真正的公立医院，只有7%是政府投入，93%是要靠自己去赚钱。
【本文为黄洁夫在2016年3月9日接受《新文化报》访谈的实录。】
提问：您今年的提案是呼吁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器官移植手术很多，为什么会特别呼吁这个?
黄洁夫：去年，我国已实现了移植器官全部来自于公民自愿捐献，是真正的捐献，受体和捐献者都是公民，器官移植变成公开透明的医疗服务。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把肾功能衰竭和尿毒症患者的血液透析纳入了大病医保。肾移植从住院到出院，再到出院后的维持是20万元，这相当于尿毒症病人一年七个月的透析费用。肾移植后恢复期服的药物，价钱也只是透析时需服用药物的三分之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肾移植后可以投入工作，还能创造价值，而透析则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我今年的提议是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
大医院越来越拥挤，不是因为硬件，而是因为软件
提问：医改方案在2009年推出，您觉得目前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还有哪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黄洁夫：2009年推出的新医改方案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这6年还是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2009年国家医药卫生总支出是1.7万亿元，去年是4.2万亿元，6年增加了两倍。从我们原来基本没有医疗保障体系，到建起了城乡全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这个成绩是巨大的。
但是这是基本的医疗保障，我们讲三医（医保、医疗、医药）联动，医保应该先行，我们的医疗和医药不能说没有做工作，但做的不够。基层政府投入了很多钱，县医院和乡镇医院都建设得很漂亮，但却没有一个机制让好医生下到这些基层医院，反而是把好医生吸上来了。
这几年大医院越来越拥挤，不是因为硬件，而是因为软件，好的医生都被吸上来了。病人看病是看医生不是看医院，所以这就造成了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一票难求。
1.3万多家公立医院，没有一家是真正的公立医院
提问：但很多人觉得，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改善得并不明显。请问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政府还要做哪些事情？
黄洁夫：现在能做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其实就是对我们2万多家医院动一下“外科手术”。
现在这些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这些计划经济体系跟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没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进行深入的体系改革，把公立医院变成真正的“公立医院”。
我曾经说过，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我们现在说1.3万多家公立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公立医院，因为只有7%是政府投入，93%是要靠自己去赚钱。
公立医院是保障公共卫生，保障基本医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对我们的公立医院从顶层上开始设计，来进行改革。
而不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单单把药价降下来，取消药品加成。这不是供给侧的改革，是药改，不是医改。我觉得政府应该建立一些真正的公立医院，来保障基本公共卫生。
提问：全靠国家投入？
黄洁夫：目前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资金投入，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投入到医疗领域，怎么办？
我们就靠社会，靠市场，靠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之手。我们这几年的医改，就是用市场无形之手。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资本来办医的。我国的台湾地区是1995年启动全民健保的，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政府办医院占81%，到去年这个数字完全转过来了，70%以上都是民营医院。台湾是不是民营医院办多了，就不公平不积极为老百姓服务了？恰恰相反。
我们的医改出现了基层医疗收支两条线的政策，这个用意是好的，是要保证基层。但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市场。收支两条线，医生的积极性没有了，干或不干收入都是那么多。
新疆的卫生厅厅长曾跟我说，没有搞收支两条线，没有搞基本药物配置之前，新疆的牧民都有牧医骑着马送医送药上门，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
我们也不要觉得民营医院就不是公益性医院。我舅舅在台湾，他说台湾有很多不好，可是台湾好的就是医疗体系服务好。
我不敢说台湾的医护人员对薪酬是满意的，但我敢说台湾的医护人员对这种改革是能够接受的。
我们要解决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简单地说有两件事情要办：一个是要公平的、竞争的，特别是竞争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二是必须有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医务人员队伍。这两点缺一，医改都很难成功。
不去行政化，改革很难纵深发展
提问：很多人对“行政化+商业化”的公立医院体制有意见，您觉得这需要改变吗？
黄洁夫：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医疗去行政化。如果不去行政化，我们的改革很难有纵深发展。我相信本届政府是有担当的，一定会解决这一问题。
提问：国家一直在提倡分级诊疗制度，但是实际上去大医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很多基层医院和社区医院甚至门可罗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如何解决？
黄洁夫：“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谁会说自己的病是小病？谁得了病都担心是大病，担心会被误诊，都要去找好医生，要找可靠的医生。
“小病进社区”那就是说明我们的基层医生都是小医生，在大医院工作的都是大医生。社区一样有高水平的医生，大医院也一样有差的医生。这个导向就把所有的医生都吸引去了大医院，其实我们社区医院看的慢性病，都是大病。这个口号也会造成医生不愿意在社区医院工作，也造成病人不相信社区医生。所以我们医改的一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不接地气的。
像我这个年纪的，现在成名的医生都在基层工作过。我也在矿山工作了8年多，基层工作有基层工作的乐趣，因为机遇我考上了研究生、出国学习。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走到今天的位置上，其实在每个岗位上都可以得到锻炼，都可以得到生活的幸福指数，不是我们现在官大了就幸福，其实我以前在矿上也很幸福啊。
提问：您今天上午说了根治“号贩子”这个“病灶”，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能不能问一下，您觉得根治“号贩子”到底需要几年呢？
黄洁夫：这个是要靠大家了。我们作为政协委员，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们参政议政，有建言的渠道。全国政协对这种现象也特别重视，本届政协会后我们就会下去调研。我觉得要解决“号贩子”的现象，最重要的是要改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
提问：以药养医曾经给中国的医药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如今的“药品零差价”让医院的利润大幅减少，从一些试点医院来看，国家的补贴根本不足以弥补这部分差额，接下来怎么办？是否会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
黄洁夫：以药养医这个提法就有些问题，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政策，当时国家没有财力来支持医院的发展，就把药品利润这部分交给了医院。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出现了扭曲。医院就是靠着这一块为生，说是15%，其实有的医院药品利润甚至能达到50%。取消以药养医之后，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有一个“811方案”，就是80%靠调整服务价格，10%由政府投入，10%是医院自己消化。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根据什么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一调整，老百姓的意见就会相当大，重庆曾经调整过肾脏透析的费用，但执行不到一个星期就破产了。这个服务价格不是政府来制定的，而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为什么有人愿意花4500元钱在号贩子买号，那是因为市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必须有个评价体系，来判断这些医疗服务到底应该是多少钱。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体系，就是需要通过医改，来建立一个可以评价的体系，而不是政府出手来干预。
“1”是由政府来投入，这放在北京上海是可以的，但放在一些偏远贫穷的地方是没办法实现的。我前几天与一位省长聊天，他说在他们省份的贫困山区，一些县长书记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拿什么给医院？另外还有一个“1”是自己消化。怎么消化？靠减少医务人员的待遇吗？
提问：这正是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医生的收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您觉得目前我国医生收入要增加还是减少？
黄洁夫：跟全世界比较，我们医护人员的收入是很低的，不是偏低，而是很低。但在人群中来比，我们医生的收入不说高，但肯定是不低的。
我们多数医务人员，追求的并非是薪酬待遇的多少，而是在社会上的地位，职业尊严，他的职业满足感。单纯说薪酬的话，提高多少倍合适？而且医生提高了，护士提不提高？教师提不提高？工人呢？所以我们考虑整个社会的和谐。
我个人觉得薪酬制度的改革，绝不仅仅是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而是让医生合理的劳动收入能够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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