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不够，财力不足，机构不健全——在很多散居民族地区，基层开展民族工作往往面临着这些棘手问题。辽宁省抚顺市也不例外。
抚顺，曾经是闻名全国的老工业基地，是雷锋精神的发源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宗教工作的任务不断加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搭建起与时代主题和社会总任务紧密衔接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抚顺市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抚顺，雷锋精神的发源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宗教工作的任务不断加重。
破解基层民族工作力量薄弱之困
3年前，抚顺市东洲区民宗局局长王旭遇到了这样尴尬的一幕：民宗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屯街道新屯公园有30多名假僧侣在非法行骗。
接到举报后，王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确认这是一场非法宗教活动。面对这种情况，他一个人无法执法，只能对其进行政策宣传。但那些所谓的僧侣根本不听劝告，一些“女僧人”甚至还上前撕扯他的衣服。直到市宗教局的执法人员赶到，这场闹剧才得以平息。
“基层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执法问题，太困难了。”每每提及这事，王旭都觉得有太多的无奈。
王旭所在的东洲区民宗局，其实只有一块牌子，没有编制，没有专职人员。王旭的编制在区工商联，他是区工商联的秘书长，兼任民宗局局长。整个民宗局，只有他和一名兼职的公益岗位人员。
“遇到上面这种尴尬，就是因为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王旭说。
其实，不只是东洲区，全市其他县区也基本如此。抚顺市8个县（区）民族宗教局中，只有清原满族自治县独立设置民宗局，其他县（区）的民宗局要么是与政府办或社会事业局设置在一起，要么是与统战部门合署办公。而且，大多都只是保留牌子，只有1县1区设有专门的编制。
“以前，抚顺的民族宗教工作任务除新宾、清原两个满族自治县外，其他县区工作量不是很重，基层民族宗教工作机构的设置，也是基于当时的民族工作形势、任务和要求。”抚顺市民委主任周旭颖说。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一些散居地方，反而成为了民族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
据周旭颖介绍，目前，抚顺市有少数民族成分38个，少数民族人口5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7.1%；还有219处宗教活动场所，信教群众9.8万人。抚顺成为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我们的工作量大了，然而，机构和人员并没有改变。目前，要增设基层民族宗教机构，增加人员和编制，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周旭颖说。
编制、人员不增加，又如何处理民族宗教工作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今年6月，抚顺市在东洲区先行试点，设立基层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中心，将东洲区的14个乡镇（街道）、57个社区、50个行政村，2万多名少数民族群众，30个宗教活动场所，12家清真饮食业户，划分在四个区域性民族宗教服务管理中心进行服务管理。四个民族宗教服务管理中心属于区民宗局的派出机构，主要协助区民宗局处理辖区内民族宗教事务。
记者采访了解到，每个民族宗教服务管理中心都设立专门的办公地点，配备办公设备，主任由所在乡镇（街道）分管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兼任，副主任由中心管辖范围内的乡镇（街道）分管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兼任，乡镇（街道）统战委员为联络员，聘任一名公益性岗位人员负责具体事务。这样一来，每个中心就有兼职工作人员6至8名，专职工作人员至少1名，从而破解了基层民族工作力量薄弱这一难题。
聚焦服务和管理
张玲福是东洲区第一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中心主任，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东洲区东洲街道办副主任。他告诉记者，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中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工作任务：落实区民宗局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做好户籍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做好清真饮食业的服务监督工作，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定期开展走访、调研、督查等活动，做好隐患排查、整改、报送和处置工作；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及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为抓手，开展“宣传月”“学习月”“慈善周”“双文明”“平安宗教活动场所创建”等活动；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民族宗教工作管理网络作用，强化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等。
“服务和管理是我们的核心职责。”张玲福说。辖区内的朝鲜族居民南顺子成为了第一批受益者之一。
南顺子家住东洲区金南社区，她患尿毒症多年，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生活贫困。今年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中心成立后，中心工作人员在对辖区内居民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南顺子的情况，便协调邻居丁琳与南顺子结成帮扶对子。丁琳不仅在生活上帮助南顺子，还经常陪同南顺子到医院就医，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工作，重在凝心聚力。在张玲福看来，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看似小事，其实是温暖人心的大事。
张玲福告诉记者，以前，作为街道办负责人，虽然也分管民族宗教工作，但却是被动工作，出了问题才突击处理。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中心的成立，让开展民族工作有了平台和载体。街道由以往的被动承接任务变为主动分担职责，基层干部群众对民族宗教工作也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能够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开展民族宗教工作。
“通过分析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中心的运行成果，我们发现，民族宗教工作重心下移，不仅能够实现基层民族宗教工作有机构管、有人员抓，而且能进一步强化基层干部对民族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这能将很多涉及民族宗教领域的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周旭颖说。
推动民族工作社会化
记者了解到，民族宗教工作服务管理中心的成立，使抚顺市形成了政府监管、社区运作、少数民族群众和志愿者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
通过中心整合资源、搭建平台，抚顺市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在了经常、融入了日常。例如，结合治安巡逻工作，排查涉及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因素；把民族节庆活动与社区文化活动相结合，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及时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困难、问题；将民族宗教政策知识纳入社区法律援助站咨询内容，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在抚顺市区两级民宗部门看来，这些事如果单靠民族宗教工作一个部门去做，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民族事务治理涉及范围广，需要动员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力量，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周旭颖认为，政府只是民族事务治理主体中的一员，而不是唯一的主体，政府的角色应该由“划桨”转为“掌舵”，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支撑，把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推向前台，推动民族工作走向社会化。
据周旭颖介绍，东洲区民族宗教服务管理中心已运行一段时间，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抚顺市民宗委将总结经验，在全市推广。
目前，很多散居地方都面临着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力量薄弱难题。在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朱军看来，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往往导致民族事务治理工作滞后。抚顺的探索和实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也有很高的价值。
来源：中国民族报 记者/李寅 通迅员/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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