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闽东乡贤、原浙江省工商大学的教授黄绍筠先生的回忆文章。他笔下的这个船头街,当年是“蕉城古城”繁华的所在。今天,那里已经不是原来的码头,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湖塘围垦后,曾经多少岁月亲近着它的大海,已经离开它五六公里的距离、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了。今天,船头街背后原来依赖码头繁荣起来的下尾街、溪流坑和碧山街正面临拆迁,重读这篇文章就有了别样的滋味。唯独遗憾的是,可供配图的照片资料太少了。
船头街原在宁德蕉城区海滨路。如今那里只是一处极少为人提起的街坊旧地名,可在上世纪60年代东湖塘围垦以前,它可是宁德县最繁荣的码头和鱼货市场。
大约一百米的小街,全是巴掌大小的圆石头铺成的。石头被人的脚板磨得光溜溜的,而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大,整天积满水,人踩在上头,不用定力就容易滑倒。可是整天人潮汹涌,大多数人还挑着担子,却不见有人摔倒。原来挑担客人都是穿着草鞋的乡下农民。草鞋沾上水就不滑了。那个年代能穿上球鞋、皮鞋的人很少,而且他们一般不到这儿来的。这种圆石头街面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让人怀念那被水泥、柏油路面所取代的已经逝去的市井风貌。
船头街两边紧挨着开出二三十家鱼货店铺。东头是海关。西头有一条小弄连接下尾街。两人迎面走过去似乎都要侧身子避让,可是来买鱼的大都挑着担子,他们争先恐后,小小弄堂照样川流不息。
船头街的热闹莫过于涨潮时。海潮一天两次涨、落,它随节气而前后推移,很有规律的。涨潮时,渔船顺风顺水,纷纷靠上码头。店铺的职工早就等候在旁边了。哪一家店接哪一条船,已经习惯成自然。船家也早已把鱼货分类定好数量、价格。都是老主顾了,用不着临时议价、验货。除非有一些罕见的新货。所以接货职工纷纷上船来搬回去,船上的货很快就卸完了。然后用竹竿一撑,船就退出码头,让给别的船卸货了。船家即上岸去收账,或到下尾街一带购买日用品。这些渔船都是一两个风帆的小船。船家多属于疍民,本地话叫他“曲蹄”。他们世世代代以船为家,没有土地。他们的小孩,趁涨潮时才能上岸玩耍。看上去尽是衣衫褴褛的,甚至五六岁了还赤身光腚。稍大的孩子就下滩涂摸鱼虾,捡贝蛤,然后到街边摆小摊贱卖。没有闲的。
(找来一张民初渔埠的图,还真是赤身光腚的孩子)
鱼货运到店铺,又是一番忙碌。急忙分类,摆到摊位上任来客挑选。有一部分要加盐腌制起来。咸带鱼、咸鲓头、卤虾苗等最受山区农民欢迎。那时主粮是番薯。番薯又叫地瓜,是明代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南洋吕宋岛引进的。这种亚热带块根植物,耐干旱,繁殖快,适合于山区种植,几百年来,成了农民的救命口粮。番薯富含淀粉,口感甜美,但多糖易涨胃酸,不得不用咸菜、咸鱼等来中和它。有一种叫虾苗的,是由一些小虾米和残碎的下脚料腌制发酵而成的。闻来臭臭的,而实际并非变质。因为虾苗价格最贱,贫民买得起,所以销量最大。在解放前,宁德山区梯田水稻产量极低,即使富裕人家也不得不食用些番薯米。而长期单一食用它极易摧毁健康。那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求助咸鱼货来调理。
船头街的鱼货店大都设置几个大木桶,储存或自制虾苗。浓郁的鱼卤气味弥漫着街面。来购买的客人是山区的穷苦力们,而且一般认准了一家店来。鱼店也十分重视回头客,按质论价,给予优惠。甚至会给熟客预留一些喜欢的货品。如一旦发现价格有欺诈,就不仅失去回头客源,被大家传扬起来,商店信誉扫地,生意就没法做了。许多商店就这样败落,被新店取而代之。小小的船头街一天的营业额不知有多少。估计不会很大,但它一头连着渔民辛苦产品的销售,另一头又关系着山区广大农民的食品和生存。其兴废就像脉搏一样牵动着人心。商铺间的竞争当然非常激烈,到头来是诚信的经商之道,总在冥冥中左右着潮起潮落。
船头街的平静是在退潮以后。渔船都驶出港口,山里的顾客散去了,整条街显得清闲起来。碰到风和日丽的天气,店里的职工们会到码头来放风筝。最大的蜈蚣风筝有数米长,分几十个节。每个节段用竹篾和彩纸糊扎,两边再插上茅杆作脚爪。放飞时两人抬它到码头的顶端,然后松手,这边猛拉牵绳,让它借风力升空。从低空看来,真像一头张牙舞爪的蜈蚣。而升到高空后,就变成一杆孔洞分明的横笛了。风吹激发它身上的暗哨,悠扬似仙乐从天而下。围观的孩子们发出一阵阵欢呼,冷寂的街道顿时又充满了活力。
店里的柜台上总发出噼噼啪啪的算盘声。账房先生忙着结账,更多的是学徒们在生意余暇练习打算盘。算盘打得又准又快,是学生意的一门必备的基本功。学徒到商店学艺,除了要苦干各种杂活,就是偷空向师傅学算盘。那时实行16两制。即一市斤分作16两。在运算乘除时,必须改换作10两制,就要背熟“斤求两”歌诀。如“一,625;二,125;三,1875;四,25……”。就是说16制的一两,变为10两制就成0.625两。二两,变为1.25两。其余类推。打算盘要求达到滚瓜烂熟,下手不错。这绝非易事,非长期苦练不可。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做生意闲暇,家家打算盘的交响曲就成了船头街的主旋律。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船头街最热闹的黄金时期。就如我的家乡岭头村不到百户人家,也有三人在这里开店铺。西头第二间是黄师古开的鱼货店,中段是黄师森的“康记“号,生意最红火,拥有南北两间斜对面的铺面。因求子心切,他娶三房太太,得了五个男孩。店铺前面作卖场,后面和楼上住家。平日里众伙计在前面忙碌做生意,后面家人、女佣,人丁兴旺。人来客往,十分热闹。老板既要忙着指挥伙计们做生意,更要用心解决家人的矛盾纠纷。
记得我五六岁时,曾从山区到这里做客。看潮涨潮落、风帆拥集的景象十分新奇。小船有时也开到店铺的后门来做买卖。舱里“柯黎”孩子们也会出来逗人玩。只是天气炎热,使我满头生痱子,难过得号哭,遭到店伙计的训斥,说:“生意都被哭没了!”妈妈只好领我回家去。后来我到福安师范、三都高中上学,每学期来回都要经过船头街。因为只有一班邮政船兼营客运,等候涨潮时间,我们得在这里就餐或借宿。我记得深夜常被叫卖小汤圆的吆喝声惊醒。小贩挑着担子在门前店后转。他不用口喊,只手拿汤匙连续转击瓷碗,发出一阵阵清脆而悠扬的声音。逗引肚子饿的人闻声出门去购吃。
与店家攀谈起来,总是感叹生意难做了。全面抗战后,敌机常来轰炸,港口被日寇封锁,鱼货进口锐减,逼得许多店铺倒闭。即使生意做得较大的黄师森也不得不关掉一间店面,把家属送回农村老家,让妻舅维持一间店门。1943年他去世,小儿子承叨才十多岁只好下来跟师傅学生意。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船头街生意才有所起色。
人们盼望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接着却是打内战。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把物价搞得日日飞涨,民生凋敝,买鱼的人就更少了。我们村的黄师请,学艺几年,好不容易自己也开了店,却终日愁眉苦脸。他曾翻开账簿给我看,记账的单位不是“元”,也不是“万”,而要用“亿”。小小的鱼货交易,居然上亿元,听来匪夷所思。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规定300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这说明物价几经涨了多少倍啊?不到几个月,又为打内战大量滥发纸币,金圆券一下子贬值到废纸不如。大家都不要它,做买卖怎么办?金属硬币毕竟太少,民间只好以粮食作为交换的媒介。先把粮食交给粮店,粮店出具凭证,俗称“米条”。有了“米条”到鱼店才好买鱼。然后鱼店再与粮店结算,获得货款。这样交易不仅手续繁琐,而且常常作假行骗,往往使人血本无归。船头街这种困境,集中映照出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丧尽民心。果然不过几个月就迎来了全国大解放。
据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船头街本来面对东湖。南宋淳祐九年(1249),县令李泽民曾奉命筑堤防洪,号“李公堤”。后废,遂成泄湖,一涨潮就联成大海了。1958年大跃进,填海造田声中,数万人奋战近十年,东湖塘围垦成功。一万二千余亩先垦作华侨农场,后兴建闽东新城。船头街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成了故乡沧桑巨变的遗迹。我有诗纪念它:
当年潮汛吻城关
逐浪风帆送海鲜
遍地鱼虾徕顾客
争挑小巷乐摩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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