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闽东乡贤、原浙江省工商大学的教授黄绍筠先生的回忆文章。他笔下的这个船头街，当年是“蕉城古城”繁华的所在。今天，那里已经不是原来的码头，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湖塘围垦后，曾经多少岁月亲近着它的大海，已经离开它五六公里的距离、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了。今天，船头街背后原来依赖码头繁荣起来的下尾街、溪流坑和碧山街正面临拆迁，重读这篇文章就有了别样的滋味。唯独遗憾的是，可供配图的照片资料太少了。
船头街原在宁德蕉城区海滨路。如今那里只是一处极少为人提起的街坊旧地名，可在上世纪60年代东湖塘围垦以前，它可是宁德县最繁荣的码头和鱼货市场。
大约一百米的小街，全是巴掌大小的圆石头铺成的。石头被人的脚板磨得光溜溜的，而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大，整天积满水，人踩在上头，不用定力就容易滑倒。可是整天人潮汹涌，大多数人还挑着担子，却不见有人摔倒。原来挑担客人都是穿着草鞋的乡下农民。草鞋沾上水就不滑了。那个年代能穿上球鞋、皮鞋的人很少，而且他们一般不到这儿来的。这种圆石头街面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让人怀念那被水泥、柏油路面所取代的已经逝去的市井风貌。
船头街两边紧挨着开出二三十家鱼货店铺。东头是海关。西头有一条小弄连接下尾街。两人迎面走过去似乎都要侧身子避让，可是来买鱼的大都挑着担子，他们争先恐后，小小弄堂照样川流不息。
船头街的热闹莫过于涨潮时。海潮一天两次涨、落，它随节气而前后推移，很有规律的。涨潮时，渔船顺风顺水，纷纷靠上码头。店铺的职工早就等候在旁边了。哪一家店接哪一条船，已经习惯成自然。船家也早已把鱼货分类定好数量、价格。都是老主顾了，用不着临时议价、验货。除非有一些罕见的新货。所以接货职工纷纷上船来搬回去，船上的货很快就卸完了。然后用竹竿一撑，船就退出码头，让给别的船卸货了。船家即上岸去收账，或到下尾街一带购买日用品。这些渔船都是一两个风帆的小船。船家多属于疍民，本地话叫他“曲蹄”。他们世世代代以船为家，没有土地。他们的小孩，趁涨潮时才能上岸玩耍。看上去尽是衣衫褴褛的，甚至五六岁了还赤身光腚。稍大的孩子就下滩涂摸鱼虾，捡贝蛤，然后到街边摆小摊贱卖。没有闲的。
（找来一张民初渔埠的图，还真是赤身光腚的孩子）
鱼货运到店铺，又是一番忙碌。急忙分类，摆到摊位上任来客挑选。有一部分要加盐腌制起来。咸带鱼、咸鲓头、卤虾苗等最受山区农民欢迎。那时主粮是番薯。番薯又叫地瓜，是明代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南洋吕宋岛引进的。这种亚热带块根植物，耐干旱，繁殖快，适合于山区种植，几百年来，成了农民的救命口粮。番薯富含淀粉，口感甜美，但多糖易涨胃酸，不得不用咸菜、咸鱼等来中和它。有一种叫虾苗的，是由一些小虾米和残碎的下脚料腌制发酵而成的。闻来臭臭的，而实际并非变质。因为虾苗价格最贱，贫民买得起，所以销量最大。在解放前，宁德山区梯田水稻产量极低，即使富裕人家也不得不食用些番薯米。而长期单一食用它极易摧毁健康。那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求助咸鱼货来调理。
船头街的鱼货店大都设置几个大木桶，储存或自制虾苗。浓郁的鱼卤气味弥漫着街面。来购买的客人是山区的穷苦力们，而且一般认准了一家店来。鱼店也十分重视回头客，按质论价，给予优惠。甚至会给熟客预留一些喜欢的货品。如一旦发现价格有欺诈，就不仅失去回头客源，被大家传扬起来，商店信誉扫地，生意就没法做了。许多商店就这样败落，被新店取而代之。小小的船头街一天的营业额不知有多少。估计不会很大，但它一头连着渔民辛苦产品的销售，另一头又关系着山区广大农民的食品和生存。其兴废就像脉搏一样牵动着人心。商铺间的竞争当然非常激烈，到头来是诚信的经商之道，总在冥冥中左右着潮起潮落。
船头街的平静是在退潮以后。渔船都驶出港口，山里的顾客散去了，整条街显得清闲起来。碰到风和日丽的天气，店里的职工们会到码头来放风筝。最大的蜈蚣风筝有数米长，分几十个节。每个节段用竹篾和彩纸糊扎，两边再插上茅杆作脚爪。放飞时两人抬它到码头的顶端，然后松手，这边猛拉牵绳，让它借风力升空。从低空看来，真像一头张牙舞爪的蜈蚣。而升到高空后，就变成一杆孔洞分明的横笛了。风吹激发它身上的暗哨，悠扬似仙乐从天而下。围观的孩子们发出一阵阵欢呼，冷寂的街道顿时又充满了活力。
店里的柜台上总发出噼噼啪啪的算盘声。账房先生忙着结账，更多的是学徒们在生意余暇练习打算盘。算盘打得又准又快，是学生意的一门必备的基本功。学徒到商店学艺，除了要苦干各种杂活，就是偷空向师傅学算盘。那时实行16两制。即一市斤分作16两。在运算乘除时，必须改换作10两制，就要背熟“斤求两”歌诀。如“一，625；二，125；三，1875；四，25……”。就是说16制的一两，变为10两制就成0．625两。二两，变为1．25两。其余类推。打算盘要求达到滚瓜烂熟，下手不错。这绝非易事，非长期苦练不可。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做生意闲暇，家家打算盘的交响曲就成了船头街的主旋律。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船头街最热闹的黄金时期。就如我的家乡岭头村不到百户人家，也有三人在这里开店铺。西头第二间是黄师古开的鱼货店，中段是黄师森的“康记“号，生意最红火，拥有南北两间斜对面的铺面。因求子心切，他娶三房太太，得了五个男孩。店铺前面作卖场，后面和楼上住家。平日里众伙计在前面忙碌做生意，后面家人、女佣，人丁兴旺。人来客往，十分热闹。老板既要忙着指挥伙计们做生意，更要用心解决家人的矛盾纠纷。
记得我五六岁时，曾从山区到这里做客。看潮涨潮落、风帆拥集的景象十分新奇。小船有时也开到店铺的后门来做买卖。舱里“柯黎”孩子们也会出来逗人玩。只是天气炎热，使我满头生痱子，难过得号哭，遭到店伙计的训斥，说:“生意都被哭没了！”妈妈只好领我回家去。后来我到福安师范、三都高中上学，每学期来回都要经过船头街。因为只有一班邮政船兼营客运，等候涨潮时间，我们得在这里就餐或借宿。我记得深夜常被叫卖小汤圆的吆喝声惊醒。小贩挑着担子在门前店后转。他不用口喊，只手拿汤匙连续转击瓷碗，发出一阵阵清脆而悠扬的声音。逗引肚子饿的人闻声出门去购吃。
与店家攀谈起来，总是感叹生意难做了。全面抗战后，敌机常来轰炸，港口被日寇封锁，鱼货进口锐减，逼得许多店铺倒闭。即使生意做得较大的黄师森也不得不关掉一间店面，把家属送回农村老家，让妻舅维持一间店门。1943年他去世，小儿子承叨才十多岁只好下来跟师傅学生意。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船头街生意才有所起色。
人们盼望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接着却是打内战。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把物价搞得日日飞涨，民生凋敝，买鱼的人就更少了。我们村的黄师请，学艺几年，好不容易自己也开了店，却终日愁眉苦脸。他曾翻开账簿给我看，记账的单位不是“元”，也不是“万”，而要用“亿”。小小的鱼货交易，居然上亿元，听来匪夷所思。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规定300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这说明物价几经涨了多少倍啊？不到几个月，又为打内战大量滥发纸币，金圆券一下子贬值到废纸不如。大家都不要它，做买卖怎么办？金属硬币毕竟太少，民间只好以粮食作为交换的媒介。先把粮食交给粮店，粮店出具凭证，俗称“米条”。有了“米条”到鱼店才好买鱼。然后鱼店再与粮店结算，获得货款。这样交易不仅手续繁琐，而且常常作假行骗，往往使人血本无归。船头街这种困境，集中映照出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丧尽民心。果然不过几个月就迎来了全国大解放。
据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船头街本来面对东湖。南宋淳祐九年（1249），县令李泽民曾奉命筑堤防洪，号“李公堤”。后废，遂成泄湖，一涨潮就联成大海了。1958年大跃进，填海造田声中，数万人奋战近十年，东湖塘围垦成功。一万二千余亩先垦作华侨农场，后兴建闽东新城。船头街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成了故乡沧桑巨变的遗迹。我有诗纪念它：
当年潮汛吻城关
逐浪风帆送海鲜
遍地鱼虾徕顾客
争挑小巷乐摩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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