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农
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何当共读香芸帙，最是诗情画意时。”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一生不可错过的唯美诗词。
中唐时期啊，有一位人称“短李”的著名诗人，他的《悯农二首》，尤其是《悯农》其二，虽然并未收入《唐诗三百首》，却是家喻户晓、千古传唱不绝，差不多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吟唱，都会吟诵，文学史上对他评价也是非常高。这位诗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李绅。然而就是同一个李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表现却差异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这又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首《悯农》其二。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关心民生、关心百姓生活，其实是中国诗歌一个久远的传统。像三国时曹操就写有“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出自曹操的《蒿里行》），唐以来最有名则如杜甫——“诗圣”，写有《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等，都反映了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面貌。尤其到了中唐，当时唐王朝刚刚经历过“安史之乱”，中央政权、地方割据都变本加厉的压榨、掠夺农民，农民到了愈加困苦的境地。这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就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文学作品。比如与李绅同时代的刘禹锡，便写道“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出自刘禹锡《杂曲歌辞·浪淘沙》）；而白居易则写有“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出自白居易《红线毯》），甚至《卖炭翁》里更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再如聂夷中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出自聂夷中《咏田家·伤田家》）；还有罗隐的“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出自罗隐《雪》）。这样的传统到了宋代，更有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梅尧臣的“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陶者》）；张俞的“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蚕妇》），等等，都堪称是这一类诗歌中的优秀之作。表达了文人士大夫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和理解，也体现了文明的发展程度。而李绅的《悯农》呢，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
《悯农》有两首，是李绅举进士之前所作。宋代计有功所编的《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记载说，李绅曾以《悯农》二首求之于时任御史的吕温（吕温（771～811） 字和叔，又字化光，唐河中（今永济市）人。历司封员外郎、刑部郎中。元和三年 (808)秋，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贬道州刺史，后徙衡州，甚有政声，世称“吕衡州”。），深受吕温的赏识。吕温在见齐煦时共同欣赏这两首诗，并称赞说，“斯人必为卿相”，就是说他认为能写得出《悯农》的李绅，将来一定要做宰相，后来李绅果然做了宰相。
李绅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卢氏教他识字和一些儒家的文章，后因家庭贫苦，便到惠山（润州无锡（今属江苏）惠山寺）佛寺中去读书，这样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食宿。后来李绅又到今天浙江嵊州市的天宫寺读书，寺中有一老僧，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同寻常，对他特别照顾。等到李绅学成之后，准备长安应举之时，又资助他不少盘缠。李绅早年的贫困和四方游学经历，使他很早就接触到了社会的底层，对社会民生体会较深，创作了《悯农》诗和二十首《新题乐府》诗，这些诗中包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入仕情怀，也使他在诗坛上获得了声誉。后来在长安，应进士举的李绅结识了吕温。
你看这首《悯农》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开头两句好像一副白描作品，勾画出了一幅夏日农夫耕耘图：时值正午，烈日当空，大地炙热，勤苦的农夫却仍在挥汗耕作。诗人选择正午锄禾，并不仅仅是为了客观描述农夫耕作的景象，而是要唤起读者最深切的思想与情感的共鸣。后面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则直抒胸臆，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之情。
刚刚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许多同类诗，那为什么李绅的这首《悯农》流传的格外广泛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语言通俗、朴实无华。诗里头没有什么难认、难解的字，却能够在极其简约的文字里，通过“正午农耕”这个关键景象的抓取，通过十分直白浅显、易于理解、易于感知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有了特别动人的力量。当然要特别说一句，诗里的“禾”，“锄禾日当午”的“禾”，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理解的。有的解释为禾苗、水稻苗，有的还解释为玉米苗。其实这里的“禾”，指代的应该是“粟”。正如有的研究者提出，《悯农》是组诗，《悯农》其一就写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清楚地点明了农夫种的是“粟”。当然也可以取引申义，以“禾”泛指庄稼嘛！比如聂夷中的《田家》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这里的“禾”就是泛指庄稼。《悯农》其二虽然只是一首二十个字的小诗，因为用了属于上声“七虞韵”的韵脚字，“午”、“土”、“苦”，读起来如泣如诉，既似歌谣又似俚语，叙事、议论真切感人，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而另外一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则因为格外善于在短短二十字中表现出从春到秋，从农田到农夫的时空转变，时空悠长博大，含义深厚隽永。第一、第二句，极其巧妙的对比啊，用“一粒粟”对“万颗子”，形象地写出了季节的转换，写出了丰收的景象。而第三、第四句呢，“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先展现了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却又把笔锋忽然逆转，一句“农夫犹饿死”，以喜写悲，深深地击中了读者的心灵，迫使读诗者不得不去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人间的悲剧呢？实际上许多咏叹农民及其生活的诗，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都通俗易懂，但读起来、看起来还是不如《悯农二首》好记，不如《悯农二首》朗朗上口。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久吟不衰啊！
说到这儿，那么问题就来了，写好《悯农》二首之后，李绅后来为什么没有其他类似的佳作了呢？李绅在古代算是高寿，75岁才去世。从数量上看，李绅今存诗四卷，共一百四十首。其中《追昔游集》三卷，一百零六首，《杂诗》一卷，三十四首。这些数字虽然比不上大家，但也不能算少啊！
元和四年，李绅入朝为秘书省校书郎。五年前，他曾在长安应举时就与元稹、白居易以诗论交，白居易戏呼他为“短李”，因为他个子比较矮。此次入京任职，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元白”二位切磋诗文，其《新题乐府》更是受到了元白的推许与效仿，因而也可以说，李绅实际上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前驱之一了。但《追昔游集》中的创作，多是记游诗、颂德诗，几乎占了这个《追昔游集》的全部。尤其有一首是李绅任滁州刺史时所写的《闻里谣效古歌》，同未举进士前的《悯农二首》是完全同类的题材，但却处处粉饰太平，内容已大异其趣呀，境界高下立判，充分说明了李绅出仕前后的思想嬗变。所谓“文如其人，言为心声”，诗从来都属于心灵的，其实更加准确地说，不是文如那个人，而应该说是文如当时的那个人。
李绅之所以后来在诗文上不再有巨大影响，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已经落入了“恶”的沼泽，再怎么用笔，也写不出善而传神的东西来了。这就像曹丕、就像宋之问，看看后来变得狠心毒辣的曹丕，我们会奇怪，他怎么能替思妇写下“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的深情婉转来呢？我们读诗、读史，会觉得这背后很矛盾、很分裂，其实这背后又有合理的地方，道理就在于一个深情的男人、一个真情的男人，千万不要离政治那么近，不要离名利、野心、权势那么近。再看看宋之问，为了荣华富贵，在人生体现出来的后来只有卑微，而在政治与名利场的角逐中，卑微的灵魂则被迅速放大成了卑鄙与卑劣。
李绅同样也是如此。唐宪宗元和元年，李绅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晚年官至宰相，封赵国公。李绅早年也曾施展才干，做出一些政绩。比如任寿州刺史时，治理霍山虎患，为当地茶农解除后顾之忧；在浙东观察使任上积极赈灾，还重修了曾经寄读过的天宫寺；任河南尹及宣武节度使时，更是以执法严峻闻名，曾严惩当地的豪强恶少。不过李绅也因官位的升迁滋长了自傲的心理，据野史记载，李绅为官之后，更是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当然说他尤其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要耗费活鸡三百多只，后院宰杀的鸡堆积如山。这个经过现代学者考证，确为无稽之谈，但他后来生活的豪奢极欲却是真实的。诗人刘禹锡回京之后，李绅曾经宴请其赴宴。宴会上不仅罗列山珍海味，还有娇娥靓女、歌舞伴酒。刘禹锡当席便吟了一首《赠李司空妓》，诗云：“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就描写了李绅生活的穷奢极致。
李绅不仅是生活奢侈，还渐渐变得爱耍权威，薄情寡义。据范摅的《云溪友议》中记载，李绅年轻时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做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叔叔。后来李绅镇守淮南，李元将屈尊降辈，主动称自己为“弟”、为“侄”，李绅都不高兴。直到李元将称自己为孙子，李绅才勉强接受。还有一个姓崔的巡官，与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一次特地来拜访他，刚在旅馆住下，其家仆与市民发生争斗，李绅听说之后，竟将那仆人和市民都处以极刑。并把崔巡官抓来，责问，“你我以前是熟人，到此为何不主动来见”？崔巡官连忙磕头赔罪，说当时天色已晚，不敢贸然来惊动，希望能放过我和家仆。可李绅还是让人把他捆起来，打了二十棍之后押送江南。当时人们都议论说“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就是说，原来的叔叔反过来做他的孙子，朋友成了被流放的犯人。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范摅“抵李绅之狂悖，毁誉不免失当”（《四库全书总目·云溪友议提要》），可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联系其他文献的记载，以及李绅的后来的性格作风，范摅所述也未必尽诬。
而让人更感齿冷心寒的是，李绅不仅无情无义、为官残酷，更卷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在“牛李党争”中导演过一幕又一幕的闹剧、惨剧。对于唐代中晚期这场著名的党争，史学界大多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呢，则是没落的门阀士族。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而李党则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士族官员以李德裕为首，故称“李党”，庶族官员以牛僧孺为首，故称“牛党”。李绅紧跟李德裕，是李党中的骨干分子。不得不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中，李绅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弱点，尤其是就个人品德而言，其最明显的短处就是忘恩薄情。
他与韩愈的台参之争，无论于公于私，李绅其实都是理亏的。此事发生在穆宗长庆三年，《新唐书·韩愈传》记载，“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 唐代御史台本以大夫为首，中丞为副，但大夫多不设正员，实际以中丞为首长。按唐制，京兆尹品级虽高于御史中丞，但遇见中丞必须参拜，以示对风宪官（指监察执行法纪的官吏。）的尊崇。但韩愈任京尹时有特诏，允许不参拜，更何况韩愈还有御史大夫的兼衔，名义上算是李绅的上级。虽然此事是当时的宰相——“牛党”领袖之一的李逢吉，为了对付李德裕及其手下李绅，设了一个局，但过错依然主要在李绅。于理而言，李绅是抗旨不遵；于情而言，李绅是忘恩负义，丝毫不念韩愈当年的推荐之恩。
而李绅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则是他晚年经手的“吴湘案”。唐武宗会昌五年，74岁高龄的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扬州的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贪污公款、强娶民女。李绅将吴湘逮捕下狱，判以死刑。此案上报到朝廷后，有人怀疑其中有冤情，朝廷便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崔元藻调查后发现，吴湘贪赃属实，但款项不多，强娶民女之事则纯属栽赃，此事不实，罪不至死。但李绅却一意孤行，强行将吴湘送上了断头台。
对于李绅缘何如此？历来说法不一。《北梦琐言》（《北梦琐言》，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集，雅雨堂丛书本。宋代孙光宪撰 ，原帙三十卷，今本仅存二十卷。《北梦琐言》记载唐武宗迄五代十国的史事，包含诸多文人、士大夫言行与政治史实，为研究晚唐五代史提供了可贵材料。前16卷记唐，后4卷记五代，可补正史之不足。）中的说法是，李绅欲纳美女阿颜为妾，没想到却被吴湘捷足先登，李绅勃然大怒，欲置吴湘于死地。由于吴湘迎娶阿颜的聘礼丰厚，李绅便下令调查他的收入来源，说他虚报差旅补助费，犯了贪污罪。而《册府元龟》（《册府元龟》，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全书共1000卷，分帝王、闰位等31部，部下再分门，共有1100多门。）中的说法则是，李绅欲夺阿颜献给李德裕，所以一想干掉吴湘这个绊脚石。不过这些说法也有人质疑其真实性，持论者以为当时的李绅和李德裕，都已年逾古稀，不大可能为了争夺一美貌女子而谋人性命。
但不论具体原因如何，总的看来，李绅执意处死吴湘，是为了讨好李德裕，倒确实属实。吴湘的叔父吴武陵当年曾得罪过李德裕的老爸李吉甫，两家是世仇。李德裕任宰相后，也借故整过吴武陵，并将他贬为潘州司户参军，吴武陵后来郁郁而终。李绅自然很清楚吴李两家的历史恩怨，为了取悦李德裕，将吴武陵的侄子吴湘也列为报复对象，罗织罪名，将其处死。事实上，李德裕同此案也脱不了干系，御史崔元藻回京说吴湘罪不至死，李德裕立即将他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其心思可见一斑啦。
到了大中元年，唐宣宗即位，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李党一干人全部被贬去崖州。这时吴湘的哥哥为弟鸣冤，请求朝廷复查吴湘案。三司复查之后，吴湘得到平反。李绅这时虽已去世，但按大唐的律例，酷吏即使死掉也要剥夺爵位，子孙不得为官。因此，死去的李绅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元和、长庆年间，唐诗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的中兴时期。在整个一代诗人中，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孟郊、贾岛、张籍、王建、李贺，这些人的文学业绩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李绅。而李绅虽有诗才，《两唐书本传》都称他“能为歌诗。乡赋之年（乡赋也叫犹乡贡、 乡举。”指唐代不经学馆考试而由州县推荐应科举的士子。）,讽诵多在人口”，于诗最为尤异（ 尤异 : <书>优异;优秀。），但后来由于一心功名利禄，不仅消退了早期的锐气，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他的《新题乐府》二十首之所以全部失传，有研究者就认为，或许是他自动删弃，或者有意湮没的。正像后来的、晚年的韦庄，严禁家里人张挂《秦妇吟》一样。
李绅在诗坛好像一颗彗星一般，闪现了瞬间的光辉就彻底消失了。当然，他的《悯农二首》，却因其内在的魅力，传承千古，令人们留下了伟大的诗与并不伟大的诗人的无限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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