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林的“漫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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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良知 保全清白
【原文】
山林之士,清苦而逸趣自饶;农野之人,鄙略而天真浑具。若一失身市井驵侩,不若转死沟壑神骨犹清。
【译文】
隐居在山林中的通达之士,生活虽然清苦却享受着闲逸自得的雅趣;乡间田野的农夫,为人虽然粗鲁,却具备纯朴自然的本性。如果是在市井中污染自己的清名,还不如死在荒野山谷中,保全精神和肉体的清白。
【精读解析】
武器可以杀死人,却不能征服人心。真正能征服人心的,不是武器,而是道德。世间变幻莫测,唯有品格可立一生。品格是人生的桂冠和荣耀,它比财富更具威力,它使所有的荣誉都毫无偏见地得到保障。它伴随着时时可以奏效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人被证实了的信誉,高尚的人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敬。
品德的影响力是深而广、远而久的。
即使隐居山林抑或埋名市井,高尚的品德、清洁的名誉也不会因环境的沉寂而被泯灭。但凡明智的人,都重视名誉若爱惜羽毛,譬如先哲孟子。
某次孟子在去齐国的路上,巧遇弟子充虞,师徒对话间,孟子一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如一股浩然正气奔涌而出,瞬间便“沛乎塞苍冥”。正是这股浩然正气使孟子不与混乱的现实环境妥协,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恪守自己的道德操守。像孟子这样的圣人,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阿世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以便获取利益。他实在“非不能也”,而是不肯为也。坚守自己的良知,宁可为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这就是圣人人格。
世间既有这样以品格立身的人,也有受利欲驱使而陷于不义的恶人。那些品格低下的人,即使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也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甚至还会被人唾弃。
南宋奸臣秦桧以“莫须有”之罪害死岳飞,为世代百姓所痛恨。人们以铁铸成秦桧夫妇跪像放在位于杭州的岳王坟前,来表达对他们的愤恨。
后来有个姓秦的浙江巡抚,上任后见秦桧夫妇的跪像受辱,感到面目无光,想将跪像搬走。为免激起民愤,他命人在夜间偷偷把跪像搬走,扔进西湖。不料,次日湖水忽然散发出恶臭。由于岳王坟的跪像不翼而飞,百姓纷纷要求官府调查。不久,跪像竟然从湖底浮起。百姓将跪像捞起,放回岳王坟前,湖水又清澈如初,臭味全无了。百姓都认为是秦桧弄污了西湖。姓秦的巡抚见此情形,亦无可奈何。
秦桧遗臭万年,甚至后来有秦姓人作诗:“宋字以后少名桧,我在坟前枉姓秦。”
人的名誉如同信用,一旦做了有损名誉的事,信用之塔就会开始崩塌,整个人生都会被抹上污痕,就像秦桧,害人亦害己,就连和他同姓的人都因与他同姓而倍感羞耻。若能以高尚的品德为人生的底色,保持着清白的良心屹立在天地间,必然无愧亦无憾。
高尚品德的获得是一种内在的修为,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人生的艺术》中写道的,“创造……还有一种是外面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在一个人生命上的创造。比如一个人的明白通达或一个人的德性,其创造不表现在外面事物,而在生命本身。这一面的创造,我们也可以用古人的话来名之为‘成己’。”
“成己”,即自我成就。一个人的修为成就,与天生的性格基底有关,但更多的有赖于后天的有意培养和维护。
人们无法选择外在的生活环境,更无法揣摩时运的变化规律,但是人可以决定自己精神的高度和心性的去向。这需要个人不违道德、不失原则地求索。
孔子也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求来的,那是不可以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指出,孔子认为一个人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能否坚持自己内心的良知,一个品性正直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违背自己的良知。
坚持原则 当止则止
【原文】
饱后思味,则浓淡之境都消;色后思淫,则男女之见尽绝。故人常以事后之悔悟,破临事之痴迷,则性定而动无不正。
【译文】
如果在吃饱喝足之后再来品尝美味佳肴,那么食物的所有甘美味道都体会不出;满足了色欲之后再来回想淫邪之事,一定无法激起男欢女爱的念头。所以人们如果常常用事后的悔悟心情,来解除眼前的痴狂迷妄,便可以保持自己纯真的本性,在行动上便会有正确原则,而不至于出轨。
【精读解析】
办事总需要有个原则,当我们想达到某种目的时,如果不失原则地去做,便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是违反原则地去求,便是不可以的。这个“可”与“不可”是孔子思想中的人生道德价值观,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在强调用事后的悔悟之心忖度事前决定的重要性。
在生活中,除了富有,还有很多事需要接受“可不可”的度量。如果可以不择手段去求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即便得到了也名不正言不顺。一个人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内心是否有一个“可”与“不可”的原则,并能用悔悟之心解除眼前的痴狂迷妄。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后,懂得打天下要靠武力,治理天下却需要有效的法令。所以光武帝积极地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捐税,释放奴婢,减少官差,使得东汉初年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过法令可以治世,可以威慑百姓,却无法约束达官贵人。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依仗弟弟是皇帝,横行无忌,她的奴仆也不把法纪放在眼中。
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仗势行凶杀了人,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这件事被当时的洛阳令董宣受理。这个洛阳令为人耿直,认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尽管他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却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只等家奴出来。
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的家奴。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
湖阳公主怒道:“好大胆的洛阳令,竟敢拦阻我的马车!”
董宣毫不畏惧,当面责备湖阳公主不该放纵家奴犯法杀人。他不顾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当场处决。
湖阳公主十分生气,马上赶到宫里,向汉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汉光武帝听了,也十分恼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想替公主消气。
董宣说:“且慢,微臣有话要奏。”
光武帝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还能治理天下吗?如果微臣因为维护法令而获罪,恳请以死谢天下!”说罢,他向柱子撞去。汉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董宣已经撞得头破血流。
光武帝理屈,但是为了顾全湖阳公主的面子,要董宣向公主磕头赔礼。董宣宁死不磕,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是董宣用两手使劲撑住地,挺着脖子。
内侍回报说:“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光武帝也只得将董宣哄了出去。湖阳公主见光武帝放了董宣,并不服气,讽刺光武帝没有权威,光武帝无奈地说:“正因为我做了天子,就不能再像做平民时那样肆意为之。”
董宣敢于挑战权威,坚持原则而不退让,是值得尊敬的,无论官品还是人品皆属上乘。君子身处世间,心中都应该有一个行事的准则,天下事有的应该做,有的则不应该做,一旦遇到违背良心与正义的事情,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财富和利益的也好,可以让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也罢,仍然要坚决拒绝,始终不放松自己的道德标准。
在生活中,坚持原则是一种为人的美德,也是成就个人事业的必备素质。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抉择,懂得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有所为,有所不为自然是人之可贵之处,但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违背自己的良知的人更值得敬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抉择前用事后的悔悟心情,来解除眼前的痴狂迷妄,在内心便可以保持自己纯真的本性,在行动上便会有正确原则,而不至于出轨。
不昧己心 造福他人
【原文】
不昧己心,不尽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
【译文】
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违背人之常情,不浪费物资财力。做到这三点,就可以在天地之间树立善良的心性,为生生不息的民众创造命脉,为子子孙孙造福。
【精读解析】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包括他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菜根谭》告诉人们,要“不昧己心,不尽人情,不竭物力”。这三点于普通人来说是如此,于欲成大事者来说,更应该如此。
为官从政,造福于民,是古代读书人所秉承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是先为别人着想,倾全力去利人,而很少顾及自己的得失。春秋战国时期的封裕就是这样的人。
公元345年2月,燕王慕容 下令:贫苦农民可以借给耕牛来耕种国家的土地,秋后将收成的4/5上缴国家,自己有耕牛而租种国家土地的人,必须上缴7/10的收成作为租税。
记室参军封裕深知百姓疾苦,上书说:“上古时收税只占收成的1/10,是值得拥护的,后来赋税加重,租种的官田,租税也不过收6/10或一半,您定的租税太重了。自永嘉丧乱以来,百姓流离失所,您的先辈注重安抚百姓,各族人民都像赤子一样投奔到我们这里来,人口暴增,这些人中大约有4/10的人没有土地。自您即位以来,农民又有所增加,您让这些百姓耕种官田,没有耕牛的您又借给耕牛,这些决策都无比英明。但实际上不应该收太重的租税,这样,百姓才能真心拥戴您。另外,我们应当修复后赵石虎统治时期遭破坏的许多水利设施,使之旱能浇,涝能排,这样,才有可能使百姓得到真正的安顿。”
燕王慕容 说:“封记室为我及时敲响了警钟。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又是百姓的根本。为了国家的安定,我决定把公田租给无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免收税役,特别贫困的人,国家无偿借给耕牛,家中条件较好,但又愿意租国家耕牛的农户,可按魏晋旧法,以收成的6/10作为租税。”
封裕不畏燕王的权势,坦诚直谏,既不违背常理,又表达自己的心意,自然能得到燕王理解。为民立命,为子孙造福,封裕此举,为民所敬仰。
封裕敢于冒着得罪燕王的风险为民请命是十分需要勇气的。他这种行为的出发点绝不可能是个人的晋升,而是真的为百姓着想,为国家考虑。他的行为既让百姓得到了实惠,同时对整个燕国的长远统治也是有利的。
在古代的中国,像封裕这样的人有很多,“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正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为政期间是一心为百姓着想、为生民立命,把百姓的福祉放在心间,不顾个人得失利害去保全百姓的利益。
郑板桥曾任县令的山东潍县(今潍坊)曾经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他刚到任时,正遇上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殍满地。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由于及时放粮,灾民免于饿死。
在救济百姓的时候,郑板桥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是在整顿盐务时,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私利。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于是不但不准,反给他记大过处分,钦命罢官,削职为民。
离开潍县时,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十多年,并无私藏,所以只是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骑,两头分驮图书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枝,秋风江上作鱼竿。”
我们都知道郑板桥擅画兰竹,文采斐然,但他从不以自己的才情作为晋升的手段,也不以此卖弄,而是一心一意为民谋福利,为生民立命,“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正是他这份心情的写照。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把别人的疾苦装在心中;他的无私之处,在于他能够不计一己之利,时时刻刻为别人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造福一方,但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美德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就是让我们要懂得为别人着想。只要我们时刻不忘为他人考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就已经开始向美德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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