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5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三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成都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画之心——多维度中的墓葬图像”，旨在从多学科的角度考察古代墓葬图像，进而从多个层面讨论其中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五位学者先做专题报告，在场师生紧接着围绕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8个小时。
活动一开始，沙龙召集者和主持人王煜副教授首先就本期沙龙主题和青年学者的学术活动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并展望了沙龙未来发展的方向。他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考古学研究还不好讲，但对图像的研究显然已经由归纳、分类进入了阐释、整合的阶段。我们如何在新形势下打开局面，如何更好地利用图像资源来探讨历史问题是我们学界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便是本次沙龙的一个背景。如果说归纳必然导致一元结果，阐释则指向多元可能。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从各个维度对墓葬图像已有了较多的阐释，我们不仅要包容这种多元，更要积极参与到多元化当中，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应该形成互相欣赏、互相借鉴的良好风气。也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是有主体性的，在此基础上接纳其他学科和维度的研究来开阔的自己眼界。现今我们对于物质文化的解读十分丰富，但是精神文化——即“心”这一层面的考察是有必要的，对于墓葬图像来说，“心”可以包括匠心，常人之心，私心、“公心”和“画心”等等，考察这些“心”需要我们从不同学科和维度来开展。
接下来，王煜副教授对沙龙未来发展的方向做出说明。他认为，自从去年四川大学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举办以来，在青年学界形成了一种新风气。这种风气促进了青年学界的活跃性并加强了青年学者间的交流，但从学术研究上来讲，还很难说是一种很好的风气，所以我们有责任进一步将此种风气引向推动学术新发展的方向上来，因此我们接着举办青年沙龙。沙龙已成功举办三期，得到了学界普遍的关注，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品牌，一定要再接再厉，逐步向前推进，创新形式，形成并倡导一种学风，进一步形成学派共同体。最后，王煜副教授还特别感谢了历史考古学界诸多权威学者对青年人举办学术活动的支持，并且强调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相互支持也是能够成功举办青年学术沙龙的重要原因。
随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以《考古学的“守戒”与“破界”》为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提出了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向青年学者们分享。首先，他强调，考古学本身有内在的规定性，这就需要我们遵守学科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他将之称为“守戒”。“守戒”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即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这个方面既有原来的基本科学规范，也有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的新发展，是保持考古学“科学性”的基础；其二即系统的观察和分析，这个方面需要我们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而不是片面、孤立地使用考古材料，这是保持考古学学术性的重要方面；其三即本位的回归，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和研究归根到底是要探索和解决历史问题，任何方法都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要分清本末，真正运用各种传统和新的方法使考古研究回归历史研究的本位，这是保持考古学正确方向的关键所在。“破界”即是要打破学科间认为设置的藩篱，不断向历史学、美术史、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汲取新的养分，来充实和发展考古学的研究，也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共同使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细致、全面、深入。如果不破界，考古学会走到学科发展的死胡同里，画地为牢，最终成为一种自我游戏。除此之外，他还寄语青年学者，在这一新时代，我们面对考古材料，应该有新问题和新方法，要在继承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创新，共同开创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新局面。
上午首先由来自四川大学的姜生教授做主题报告，姜教授以汉墓龙虎交媾图为主题，探讨了此类图像的性质与意义以及《周易参同契》与丹田说在汉代的形成等问题。他首先梳理了相关的墓葬图像，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尤其是道书文献的记载，对龙虎交媾图的名称、性质进行考证，在宗教史与思想史的角度予以分析，认为此类图像保存了汉代盛行的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成丹的信仰和仪轨。是《老子想尔注》以墓室为“练形之宫”进行死后“太阴练形”而结精不死，以及《周易参同契》论龙虎交媾之术以求尸解成仙的信仰反映。他还认为，融合发达的汉代易学思想、黄老道及尸解信仰，以易理阐发龙虎交媾丹道理论的《参同契》，堪与此类汉墓画像形成高度互证，并判断《参同契》、《想尔注》的成书时代和丹田学说在东汉形成。
随后，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四川大学罗二虎教授、霍巍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郑岩教授从汉代墓葬图像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整体的观念背景为起点展开讨论，认为可能全社会是一个整体，或是某一区域，或是每个等级间存在一个整体，认为姜生教授的演讲让他的思路更加开阔。之后，郑岩教授提出一些问题引发大家的思考，比如如何解释汉墓作为“练形之宫”与图像和道教之间的关系，并且如果这些思想能够解释墓葬图像，那么汉代道教思想与时代、地域和等级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普遍性等问题。
罗二虎教授认为姜教授的研究耳目一新，赞同姜教授的基本观点，认同墓葬是信仰的产物，也赞成汉代社会充满了升仙思想。此后，罗教授从民族考古学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严谨的，姜老师研究的思路与此有相似之处。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是有联系的，但是不能划等号，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昨天和今天建立沟通的桥梁。他还认为，在解读图像时要以图像本身为主，做好基础工作，以踏实和严谨的态度来解释图像。
霍巍教授认为汉代考古材料众多，在不同时段和地域上差别明显，未来研究空间很大。他认为姜生教授从宗教学的角度切入问题为我们展开了不同的世界图景，也十分赞同郑岩教授提出的墓葬图像背后的思想基底问题，这样的文化基底的组成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此后，四川大学的陈长虹博士以两汉“妇容”的图像叙事为主题发表专题报告。她首先从古代文献出发，认为三代至魏晋时期的人物画为伦理画，并且介绍了梁高行的列女故事。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汉代描绘有梁高行故事的墓葬图像，将图像分为肖像型和情节型两类，且注意到其中存在有长卷式和连环画式的表现形式，认为连续式的构图在汉代已经出现。她通过伦理角度和题记观察到陕北汉画像中的舞女应为梁高行，有的还与蔺相如组合在一起。之后，陈博士从梁高行列女图像引出古代另一类照镜子的古代女性图像，她结合文献从“妇容”的角度出发，认为照镜子不仅仅装饰容貌，也是观徳观心的过程。由此她引申到古代梳妆图像，解释这些图像的着落点都可以回到汉代，这些图像都是以“妇容”为母题的图像，隐含了道德训诫的内涵。
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副教授认为陈长虹博士的研究体现了女性学者独有的的特点和观察力，并指出自己刚刚进行的一项关于早期列女图像中的女性审美功能的研究，恰恰与陈博士对晚期美人题材图像中的道德功能的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张力和互补。
姜生教授提出认为墓葬美术是功能美术，为死者提供神界的形象，与一般美术有区别，梁高行和蔺相如等列女、列士在汉人的心目中可能也被认为是神仙，为汉代儒生与方士结合而成的道德成仙观念的表现。
霍巍教授则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这些图像是儒家思想的体现，神仙思想应该不是社会基底的全部，并且提出地域特色也应该进入考虑范畴等问题。
郑岩教授认为艺术本身存在自律性和自有的规律，并且提出图像及其背后的内涵随时间流逝的变化，认为我们解释图像时需要把握一个度。他提出考古学是基于大数据的研究，而美术史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两者需要互相制衡。
罗二虎教授认为我们要把艺术家和工匠的创作区别开来，注意艺术品的功能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个人情感。
下午首先由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耿朔博士做以南朝墓葬大型拼镶砖画为主题的演讲。他以近来新发现的石子岗五号墓为中心，重新审视南朝墓葬中大型拼镶砖画的制作、使用和相关问题。首先，他介绍了石子岗五号墓的基本情况，最引人瞩目的是出土了大量拼镶砖画，但是杂乱无章，没有按完整画面拼对起来。他以新近发表的一些墓砖完整拓片及其上自身的编号为基础，将之分辨归类，通过拼图将其复原，并与之前发现的宫山大墓的完整图像进行对比，认为石子岗五号墓拼镶砖画与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是同模产品，而且石子岗五号墓砖画的来源十分广泛和复杂。在这些基本工作的基础上，并结合之前发现的其他拼镶砖画来尝试探讨砖画的制作和安装过程等，并由此注意到许多以往被学界忽视甚至误解的细节问题。
与会学者一致肯定了这一基础工作的必要性，启发了大家从技术的角度解读墓葬制作及墓葬制度等问题。王煜副教授认为此一报告十分切合沙龙主题中包含的图像的“匠心”，提出可以在夯实基础工作之后进一步解决南朝大型拼镶砖墓的时代序列、制度设计、实际操作等重要历史问题。
霍巍教授也认为耿朔博士的研究可以尝试解决南朝大墓的时代序列问题，表示十分关注此项研究的进展。此外，还提出单室墓的流行对于南朝大型拼镶砖画的出现提供了制作空间，可以从这一方面结合墓葬形制再做一些进一步的探讨。罗二虎教授十分赞同霍巍教授的看法，并从技术角度对于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此后，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岩教授发表了以韩休墓乐舞图为中心的主题报告。
首先，郑岩教授简单介绍了韩休墓的基本情况，他认为墓中的山水图画面粗糙，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新潮流，并介绍墓中的乐舞图上出现的错误和涂改。之后从艺术技术史的角度，在考古地层学的启发下，他提出壁画中呼应、避让和遮蔽的三种关系，并以此分析了乐舞图的绘制流程及涂改的原因。此外，郑教授从图像研究途径的角度展开讨论，提出物质文化史角度的研究十分重要但不能简单重复，并且在墓葬美术写实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写实之外，唐代图像中的时间和空间是杂合的，综合了来自南、北、域外的各种因素，也是唐代社会的新潮流。并结合文献记载及其他材料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学和艺术创作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揭示了唐代的此种社会潮流。郑岩教授通过对比唐代同时期的乐舞图，认为这些图像画面华丽的词汇本身构成一种视觉意象，而非对于事件、人物简单的记录，视觉形式变成一种“财富”，充满现实感的错觉，其重点落在意象，而非社会的或宗教的意义，偏离了儒家“成教化，助人伦”的目标。他最后强调到，整座墓葬充斥着各种富有现世色彩的图像，而在对彼岸世界的表达上乏善可陈。
在随后的讨论中，霍巍教授认为郑岩教授的报告充分利用了考古学地层理论，研究十分精彩。提出在唐代考古研究中，要体现出文学诗歌等艺术创作与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并通过我们的努力将这些东西编织在一起，共同构建当时的社会情景。王煜副教授认为唐代壁画中很难看到宗教信仰的痕迹和彼岸世界的内容，都被社会时尚所代替，然而随葬品尤其是一些特殊明器的出现，可能反映了这些内容从壁画向某些特殊器物的转移和缩小。罗二虎教授十分肯定郑岩教授的报告，提出壁画中内容变化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陈长虹博士提出壁画绘制时是否有粉本的问题，郑岩教授认为是存在的，粉本应该是铭记在心的，画工应十分熟悉这些内容。
本期沙龙最后一场专题报告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袁泉副教授，她的报告主题为宋元墓葬的“茶酒”题材。首先，通过梳理宋元墓葬中相关图像和随葬品的变化，揭示了墓葬中酒具类别与组合的发展。认为酒具组合上玉壶春瓶代替注壶，盘盏代替台盏，共同成为进酒的核心器用；匜的大量流行；注子仍在使用，但温碗消失。饮酒用法上温酒之外出现了冰酒。茶酒布局上：遵循左右严格对称。之后，她提出这一历史阶段中五供香花之具完成定型，茶酒与香花并进。接着，她提出墓室装饰和随葬组合共同了复原了一种空间模式：以墓主人为中心，左右茶酒备荐，墓门附近表演伎乐、旁设盥洗备荐之具，车马仪仗前导待行。奉茶进酒这一荐献行为与墓室内墓主夫妇形成了“男酒女茶”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正是在蒙元时期的墓葬中实现规范化的。在第二部分中，她对墓葬中茶酒题材礼仪功能展开讨论，认为至少在宋代，寿堂在安葬死者的同时也具备祭祀先人的功用。再结合山西、河南金元墓的两处堂款，或可推测宋元之际墓祭的开展，不仅仅是以整个墓茔为对象进行的地表仪式，墓室本身亦往往刻意营造出祭祀氛围，似乎构建着相应的地下仪礼空间。在第三部分中，她着重谈论茶酒参与礼仪构建的文化背景，提出宋元墓葬中的茶酒题材折射出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模拟生前奉养或代表墓主好用的生器，斟酒点茶之具代表了这一时期怡心适用、品味日常的精致生活美学；而其与五供、尊位共同构筑的礼仪性空间，可视为可作为宋元社会自上而下礼制建设和文化振兴的诉求侧影。
接着便进入了自由讨论环节，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王煜副教授和三位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认为此研究涉及了非常大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宋以来礼制构建过程中家礼和官方体系之间的互动，这种变化的苗头从南方地区的唐墓开始出现，真正的凸显是在宋代以后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家礼系统盛行的江浙、江西和福建等地，其中重要的变化是不再讲求高坟大塚，而是讲究深埋狭椁的制度，这些与《朱子家礼》中的记载十分吻合，宋以来保存非常好的湿尸体和三合土与此高度相关。在《朱子家礼》十分流行的南方地区，祭奠礼制的变化主要不是在墓葬而是在与宗庙祭祖。
王煜副教授认为袁泉副教授的研究是历史时期考古非常经典的做法，通过大量考古材料的梳理，找出其变化的形态和节点，并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些变化和节点进行研究，最终落脚于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谈论。他还提出宋代礼制改革推动了金石学的兴盛，通过金石学时人比之前的人们更多地知晓了三代礼制的一些具体器物，由此突出了是遵从古制还是使用今器的矛盾。此外，四川大学的三位同学对于南朝拼镶砖画的制作、龙虎画像的阐释问题和唐代壁画中的屏风壁画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临近尾声，本期沙龙的召集者王煜副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对前来参加本次沙龙的前辈学者、青年师友和同学们表达了谢意。他认为本次沙龙不仅专题报告的内容新颖、精彩、深入，十分切合主题；自由讨论的氛围也十分浓厚、融洽，师生们各抒己见展开了充分、自由的学术探讨，达到了沙龙的预期效果。他指出，今天我们对墓葬图像进行了多维度、多元的讨论，然而，图像仅仅是墓葬的一个部分，我们还要将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等各个方面考虑进来，才能达到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呼应沙龙开始时的发言，他再次强调到，在学术研究中我们要包容多元、欣赏多元，并积极参与多元的整合，而我们自己也要有主体，在此基础上接纳其他学科和维度的研究来开阔自己的眼界。我们的视角来自于我们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而后者既成就了我们的学识，也造成了我们的偏见，要矫正偏见只有从更多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墓葬图像的研究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需要多角度进行矫正的阶段了。最后，他表示沙龙这一形式十分有利于学术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交流与成长，希望在前辈学者的指引下和各位青年学者的努力下，使沙龙的方向更加主体化和前瞻性，避免个人兴趣的倾向。他感慨今天的青年学者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希望更年轻的同学们能在这个越来越好的时代里早日为学界注入更加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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