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义渠戎的生产方式
关于义渠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王文西《义渠社会经济略论》一文，认为义渠从事农业，主要出产粟和黍稷、菽麻等；畜牧业主要养殖与匈奴同，马、牛、羊外，还有驝駞、驴、骡、騠、騊駼、驒騱等；手工业青铜制造业、酿酒、冶铁业、玉器制作、建筑业、皮毛制作等。 《义渠年表》一文将《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逸周书· 王会解》《后汉书· 西羌传》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编制义渠年表，为研究者提供了义渠的年表系列，甚为有用。
义渠戎继承了陇东、陕北地区很早就有的农耕。周新郢等将正宁县宫家川仰韶文化早期史家类型（距今约6500年）、吴家坡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500年）、宁县阳坬仰韶文化半坡晚期（距今约5000年）、镇原县常山下层文化（距今约4800年以内）、西峰南佐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4500年）、灵台县桥村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和合水县鱼儿坬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等史前人类活动遗址进行作物种子分选，发现栽培作物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其中黍（糜子）、粟（谷子）、水稻、大豆等多样化农业有所发展，到仰韶文化晚期随着本地区聚落数量的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 这里已经是原始农业的中心。陕北地区农业出现也比较早。包括龙山和夏两个时期的石峁遗址就浮选出大量农作物种子，主要是谷子和糜子，其中以谷子为主，其它植物遗存基本上以干燥偏沙地杂草为多，另外还有一些典型沙地植物种子。义渠戎当是以农业为主，兼顾畜牧业，是一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一些学者，认为义渠过着游牧生活或在陕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都是没有依据的。
《史记·周本记》云：“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周先祖在夏末来到庆阳一带。《礼记·王制》曰：“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戎人被发衣皮，狄人衣羽毛穴居。周人奔戎狄之间时当时本地区居民应该以经营牧业为主，至少农业比较原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经过公刘努力，农业得以恢复，《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本地区完全变成了一片农业景象。古公亶父迁岐以后，本地区又被戎人占领，但农业生产不会被抛弃。
义渠戎的农作物，亦可做出推测。义渠戎在当地从事农业活动的农作物，当是在周先祖培植农作物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至少不会倒退。义渠戎的农产品不会少于《豳风·七月》所反映的作物品种。“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黍、稷、禾、麻、菽、麦、稻、瓜、桑均为其农产品均已具备，《豳风·七月》还描述了林果栽植情况：“六月食郁及薁(“郁”李的一种、“薁”野葡萄，当人称莓子)，八月剥枣”，李树、枣树、莓子已经培植出来了。“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祭祀还使用酿成的酒，宰杀羔羊，反映本地区农牧业的兴盛。
《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索引言：重于耕稼也）。重为邪（正义：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及在这一带以农耕为主。《汉书·地理志》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迁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 周人从后稷开始，就以农立足，王文西《义渠社会经济略论》一文，探讨了义渠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虽没有提出证据，其推测基本是正确的，只是忽视了义渠的制陶和砖瓦烧制的手工业。
义渠戎所生活的地区，是黄土高原中腹地带，这里南部是黄土残塬，北部是黄土丘陵沟壑区，不是北方草原，电视连续剧《芈月传》似乎把这一地区错当蒙古高原。就其所处干旱半干旱区的地理环境而言，义渠戎国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对牧业存在误解，认为牧业就是游牧，其实《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很多人都忽视了“各有分地”这句话，韩茂莉 《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一文，做过研究，认为游牧，不是居无定所，而是在“各有分地”的范围内的季节性迁移。义渠戎国有牧业生产，但肯定不是游牧，也不是逐水草而居，只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从事放牧作为农业的补充，个别农户也可以以放牧为主，以农业作为补充。这种生产方式完全是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所决定，不存在先进不先进的问题。薛方昱认为，义渠的生产方式，在陇东地区南部之川、塬区以农业为主，在其北部山区和草原地带以畜牧为主， 但却不是一个居无定处，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这点笔者甚为赞同，只是无论在南部塬区还是在北部黄土沟壑区，都只能是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这点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义渠的当时生产力决定的。
至于像王文西所说：义渠“已经懂得穿渠引水，灌溉农田”，则可能性不大。这里的农业向来都是以旱作农业为主，在黄土川道上要有少量的灌溉完全能做到，但是，由于河流摆动，台地忽左忽右，并不连片，即使引水上到台地，灌溉有限。最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培育的旱作农业作物品种，在作物播种、拔节、抽穗时只要有适时地降雨，就保证能获丰收，至今当地有提水灌溉的条件，但很少有人使用水田，因为提水只能解决很少面积的灌溉，而且成本较高。
义渠戎从事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秦代北地郡，汉武帝时分为北地、安定两个郡，汉代北地郡置县19个，安定郡置县21个，这里汉代农业比较发达，也没有放弃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后汉书》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当地居民不会放弃利用当地山坡饲养牛、马、驴、羊，也不会不利用附近的山林采摘山货。《史记》称：义渠“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正是适应当地地貌破碎的地理特征。有一种“锯牙、食虎豹”叫兹白的动物，可能是类似于藏獒一类的牧羊犬。
义渠戎国应该有铜器铸造。长武碾子坡赵家庭院出土质地为红铜的铜鼎2件、质地为青铜的铜瓿1件，均属于先周文化。其中2件红铜鼎铸造工艺尚不成熟，这种青铜工艺能否传播给义渠戎国，尚是一个未知数，目前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国的青铜器，均属于“北方系青铜器”。1972 年《文物》第7期，载陕西省泾阳县出土青铜器十一件，其上皆有一铭文符号，其形状象一水绕城而过，李白风先生将其释为‘渠’字。王文西错认为属于甘肃省，并由此认为：“出土地点，正当义渠故地。显而易见，这批青铜器为义渠所制造，铭文为其族徽。”显然是误解，今陕西泾阳县属于秦的核心地带，不在义渠戎国的地域范围内。
义渠戎使用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来源于北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宁夏固原西郊、杨郎、三营、头营、彭堡、河川，彭阳县草庙、刘塬、崾岘、新集、古城，西吉县新营、偏城等地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饰件、金铜牌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均系属于“北方系青铜器”，即匈奴系青铜器。甘肃省宁县平子乡袁家村，西峰什社乡塔头村、董志乡冯堡村、后官寨乡马寨村，庆城县赤城乡李沟村，镇原县庙渠乡庙渠村、孟坝乡吴家沟圈村、太平乡红岩村，正宁县山河乡后庄村等地进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其中的青铜兵器与宁夏固原出土的秦代青铜器基本相同，有的与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宁夏固原县匈奴墓、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匈奴墓出土的相同，属于“北方系青铜器”。春秋战国当地的居民使用的兵器是自己锻造还是从匈奴手中夺取，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根据义渠戎国的武力强大这一点看，其兵器当是自己铸造为主，但其铸造技艺可能来源于北方匈奴。
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出现，义渠戎国理应使用铁器，但由于冶炼技术的限制和铁矿的稀有，铁器不会普遍使用。
在义渠的古城遗址中，陶器残片和瓦片为主的建筑残件十分密集，反映了义渠的制陶和砖瓦烧制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义渠古城文化层中残砖稀少而瓦片密集，说明义渠古城的建筑不一定大量使用砖，也可能使用土坯砌墙，但屋顶要普遍施瓦。调查当地居民今天的生活，将黄土夯打成土坯叫“墼子”，刘再聪研究了汉简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记录的的西汉以来河西走廊地区的墼也是土坯。我们调查发现，黄土高原居民使用土坯“墼子”砌墙，建筑物毁坏以后，墼子还原于黄土，不至于出现大量的建筑垃圾，可见墼子是一种十分环保的建筑材料，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用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所在。当地的降水量在400—700毫米之间，如果房屋不施瓦，很难抵御夏秋雨季的雨水下渗，所以义渠古城瓦片极为丰富。义渠古城残砖稀少而瓦片密集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必然选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夏监军司古城遗址考察及其防御体系研究》（批准号：13BZS084）；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清代同治以来黄土高原马莲河流域荒漠化风险评估与防治研究》（批准号：31460090）；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古代民众生态意识研究——以敦煌吐鲁番资
料等为中心的探索》（批准号：41361032）；甘肃省科技支撑项目《庆阳市北三县黄土沟壑地带清代以来荒漠化进程与防治措施研究》（144fkcm070）。
作者简介：张多勇（1966-），男，汉族，甘肃华池人，西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陇东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荒漠化防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李并成（1953-），男，汉族，山西运城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敦煌学、沙漠化防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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