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初，隋炀帝杨广开始西巡，浩浩荡荡的仪仗从长安出发，六月抵达焉支山。此时，高昌、伊吾等西域二十七国的国君及随从，已经佩带着金玉，穿着用美丽毛织物做成的服装，摆上香案，奏起音乐，尽情歌舞，迎接隋朝皇帝的大驾。
为了这次盛会的胜利举行，在隋炀帝出发之前，替隋朝经略西域的裴矩便已经安排使者前往这些国家，用重利来换取他们入朝。同时安排张掖和武威两地的边民盛装参会，观礼的队伍连绵数十里不断，以显示中国的强盛。
这次盛会以隋炀帝“大悦”而告终，裴矩也因为组织得力，且经略西域多年成绩斐然而升官。不过在日后的史官笔下，这次外交盛会却成了隋炀帝“骄奢淫逸”的罪状。
焉支山下和洛阳城内的外交盛会
在搭建在焉支山下，为隋炀帝西巡专门修造的“可移动的宫殿”内，西域的国君们被中原的奇珍异宝、美味佳肴以及文艺演出所震慑。之后，在裴矩的建议下，隋炀帝下旨在洛阳又举办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外交盛会，征集国内的奇技异艺，在洛阳的大街上进行巡演。同时沿街的商铺摆满酒食，邀请来朝的外国君臣吃喝，以至于“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相对于劳师远征，通过“展会外交”所展现的软实力来达到安抚四夷，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无疑更加划算。所以到了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显然裴矩是花小钱把大事办了。
焉支山
只不过在当时，主流观点并不认可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行为。《隋书》把裴矩列入了“好事”之臣的行列，认为他经略西域就是为了给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拍马屁。其中的《西域传》顺带还把隋朝经略西域与“秦戍武岭”、“汉事三边”一道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行为有违“哲王之制”，是“以四夷劳中国以无用害有用”的行为。
这种观点也一直持续到清代晚期，在“塞防与海防”的争论中，如果不是左宗棠的远见卓识和据理力争，广阔的西北地区或许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所以在今天，裴矩包括隋炀帝的一些做法，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甚至在许多历史研究者看来，如果不是因为隋代二世而亡，裴矩在开疆拓土方面的功绩是不会低于张骞、班超的。是他让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的中国，重新确立了在西域地区的控制权，让中西文明交流的道路重新被打通。
沿着裴矩标注的路线向印度进发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在隋炀帝即位之初，便被派往张掖负责监管隋朝与西域诸国的互市。他曾经向隋炀帝系统阐述了自己经略西域的策略，他认为以隋朝的国力，组织军队来西域攻城夺地是易如反掌的。但西域各国仰慕隋朝的声望，但碍于突厥和吐谷浑的阻挠，只能通过来中国的商人秘密表达通好臣服的心愿。所以可以派遣使者，对这些国家进行安抚，然后利用他们与突厥、吐谷浑对抗，这样不用依靠武力便可以实现“混一戎夏”的目的。
为了获得最高统治者对于自己工作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胡中多珍宝”，利用隋炀帝对于域外奢侈品的渴求，加快向西开拓的步伐，否则这些奇珍异宝便会被吐谷浑霸占。他还利用自己长期与域外商人打交道的机会，从来往的各国商人口中套出了西域山川险要，风土人情，绘制了三卷本的《西域图记》。这本涵盖44个相关国家的图书，被进献给隋炀帝，这也成为了隋代经略西域的指南。
可惜裴矩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短命的隋王朝充分利用，反倒是后来的唐朝统治者，一方面痛骂着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一方面却继续着裴矩经略西域的策略。而他的《西域图记》，由于标注了西域地区的交通流线，自然成为唐王朝向西开放的指南，以及隋唐乃至后世商旅、使团西行攻略。
按照裴矩的标注，从敦煌出发向西共有三条路：北道经过伊吾（今哈密）向西北进入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境内；中道经高昌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进入喀什，翻越葱岭后进入费尔干纳谷地然后西入波斯境内；南道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阿富汗，然后向南进入北婆罗门（印度北部）。而三条路串起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有道路相连。
虽然这本书目前已经遗失了，但在玄奘生活的年代，还是能看到的。因为是偷渡，玄奘没有选择起点敦煌出关，而是选择从瓜州（敦煌以北）出玉门关、穿越沙漠戈壁这条险途，然后再从伊吾拐到高昌，沿着中道翻越葱岭之后便拐到了南道上。取经归来，他在南道上的于阗给唐太宗写信，试探最高统治者有没有宽恕他的偷渡之罪。在收到一封充满唐太宗殷切期待的敕令后，他便鼓足勇气，沿塔里木盆地南缘抵达当年出国时不敢走的敦煌，结束了自己近二十年的取经之旅。
而这条南道，也是本次“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车队所要行进的路线。在登临焉支山，寻访了隋炀帝当年举办盛会的场所之后，车队开始向敦煌进发，并沿着裴矩标注的路线，向印度前进。
来源：西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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