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龙：遗民与史学：杨敏《明氏实录》探研
摘要：杨敏是元末明初巴蜀地区著名隐士，在洪武三十一秋七月至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之间，他撰修了一部以记载明夏政权始末为主要内容的专史《明氏实录》。该书在明代尤其是前中期流传不广，致使明清目录史籍将其作者著录为“杨学可”，根据通常的著录形式，将之记为“杨敏”更为合适。该书现今通行的两个本子载有杨氏“编（史）”字样，经分析，该书为杨氏所“撰”更为可信。《明氏实录》采摘公文档案等原始史料，加之杨氏不屈的气节驱动直笔，故而该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堪一提的是，该书冠名“实录”，却不属于实录体史书。杨氏《明氏实录》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私修史书的事件，它反映了明初以专制君主为首的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尤其是元朝遗民关于历史话语权的博弈。该书文本本身和文本背后意涵的考察，使得“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这一悖论彰显了它在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作者简介：刘小龙（1988—），男，汉族，四川营山县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史。
文章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何忠礼《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一本重要的入门工具书，影响很大。该书在第七章“元史史料”之“文集和笔记小说中的史料”中胪列了杨学可《明氏实录》［1］189。然而，限于著述主旨，关于杨学可及《明氏实录》，何氏并没有着墨太多。官修纪传体正史《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也仅仅只有“杨学可《明氏实录》一卷，明玉珍事” ［2］2381寥寥数字。翻检《四库全书总目》，其文曰：
《明氏实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杨学可撰。学可，新都人。是书记明玉珍父子始末。玉珍当元末起兵，窃据巴蜀，一传而灭。然无大淫虐，故明昇之降，论者以孟昶比之。是书所述，虽不无溢美，而序次颇详，亦足与正史相参考。实录之名，古人通用，故凉刘眪有《敦煌实录》，唐许嵩记六代之事称《建康实录》，而李翱集有《皇祖实录》，乃其大父之行状。学可此作，盖沿古名，非尊明氏父子为正史也。然五代十国，记载如林，不过曰志、曰记、曰传、曰录。宋以来相沿久矣，何必定用此目乎?［3］590
据此知之，《明氏实录》是记载元末明玉珍父子事迹的史书。那么，我们想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史家杨学可生平情况怎样？《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评价是否恰当？其体例如何？对于当今历史研究有何价值？该书又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哪些情况？目之所寓，迄今只有丁国范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杨氏经历、该书史料价值做过初步研究①，其他问题则付之阙如。这既说明《明氏实录》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又表明相关研究的迫切性。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丁氏所论做一些补充，并试图回答前述诸问题。
一、作者生平情况考释
新文化史学者倡言：“所谓史实，乃是历史学家根据个人的认识和体验，籍由史料，依照一定的规范建构而成的”［4］53-54，此言揭示出史家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即史籍的编撰过程）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他们的主体价值取向，而史家的人生经历无疑深深地影响着其价值取向。以故，了解史家的生平情况，对于理解史籍具有重要意义。
杨学可，在《明实录》《明史》等史籍中均没有传记，以至于连清代史家周中孚都不知其为何时人物，只得据《明氏实录》内容推测“后各有方希直孝孺论断，盖学可与希直同时人也”［5］338。其实杨学可的事迹在四川地方志中保留了一些记载，成书于明朝嘉靖时期的《四川总志》卷五《隐逸》［6］115和《全蜀艺文志》卷五一《杂著三·世家传》所收录的明代刘惟德《清风先生传》②［7］720-721即是较早的可信史料③。结合两书相关内容，笔者试勾勒杨学可生平情况如下：
杨敏，字学可，新都人。大概出生于书香门第，“相传为关西杨震之后，至处士某其裔也”，曾师从桂圭，学《诗》《书》《春秋》三经学，故能“博通经史”。元朝末年，天下动乱，杨氏以士大夫的敏锐性④意识到四川也将动乱，“知蜀不能居”。 于是他前往云南昆明，以图躲避兵乱。昆明的社会贤达名流听闻杨氏入滇，皆“争设宴比席以延之”。在昆明期间，杨氏讲授经史、天下治道，当地名公贵人多敬事之，但内心却很忌惮；他深知此事，却不肯“曲己以从彼俗”。不久，他回到了四川。当时明玉珍已经掌控了巴蜀，建了明夏政权，杨敏素有文名，明氏自然想收为己用，欲聘其为国子监助教。他拒绝仕夏，明氏甚至诉诸武力强迫其入仕，“至以法挟之”。他以有病为由坚拒出仕。明军平定四川，杨氏被征辟到京师（今南京），他又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归养故里。明太祖允准了他的请求，且给钞以作赏赐。回到四川，他继续讲学，“执经座下者，无虚日”，且培养出不少人才，“皆有造就”。明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后，礼遇杨敏，以其作为蜀中士子的榜样，并赐田八十亩以及住宅，亲书“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十四字门匾。由是之故，杨氏遂有清风先生之号。
由上可知：杨学可，名敏，学可是其字；准此，称其为杨敏更为合适。元末明初人，其生卒年不详。又，据前引《清风先生传》言“永乐七年（1409）冬十一月，余奉使来蜀，道经其门，得拜先生”［7］720，可知其生活年代至少跨越了元至正、明洪武、明建文、明永乐等时期。在去云南之前，杨氏应该已经声名远扬了，否则昆明贤达名流不会争先设宴延请。在昆明期间“不曲己以从彼俗”，拒仕明夏政权和明廷，均表现出其不屈的气节。两度拒仕却能全身而退，展现出其睿智。晚年受蜀王朱椿礼遇，可谓善终。概而言之，杨敏是一个终身未仕、致力于讲学育人、有气节、睿智、有功于文化传承的元末明初隐士。
检视杨氏的生平情况，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现存史料的记载似乎都没有提及其著述情况。那么，《明氏实录》是否为杨氏所著述呢？据该书现今通行的两个本子，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据涵芬楼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学海类编本）和《续修四库全书》本（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赵氏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版影印），前者在卷首有“明新都杨学可编”［8］5字样，后者在卷首亦有“新都杨学可编”［9］625字样。再结合明清时期目录学史籍多有类似记载（参见下文表1），笔者认为《明氏实录》为杨氏所著述应该是可信的。
二、《明氏实录》的成书与流传情况
（一）成书时间蠡测
杨氏《明氏实录》成书过程是怎么样的呢？由于史料的缺失，具体情形已经很难考证清楚了。依据书中记载的内容和当时社会的某些情况，我们可以对其成书时间做一些推测。
首先，从书中杨氏引用的两条史论，可以得到一些重要信息。
史官方孝孺赞曰：夏主方有意于据蜀，蜀方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夏主幸至，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惜不能谨之于始，私家倍于公室，仓帑空虚，不能展其疆界。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不能文词，间尽其贤也。［9］631
史官方孝孺曰：幼主虽春秋未富，德性纯雅，通《孝经》《论语》，为权臣执国，命不能宰制，所以内相屠戮，自翦其羽翼。是以国内空虚，天戈一挥，若崩厥角，归于大明一统，固其宜也！［9］638
方孝孺上述两条史论均被载入书中，这说明《明氏实录》成书的时间理应在方氏做此“两论”之后。又，据上引史料另一关键信息，可以进一步推测方氏做此“两论”的时间上限。两条史论都言“史官方孝孺”，其中“史官”二字尤为重要；它说明方氏做此“两论”时，或是任职翰林院期间⑤，或是参与编纂史书期间。据方氏生平情况可知，他从汉中教授任上被召为翰林院侍讲［2］60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秋七月，“总裁”《明太祖实录》和《类要》诸书［2］4018则应在此之后，比如“（副）总裁”《明太祖实录》的时间大约是在建文元年（1399）［10］65。因此，方氏做此“两论”的时间，无论是任职翰林院期间，还是参与编修史书期间，均是在洪武三十一年秋七月之后。所以，《明氏实录》的成书时间，自然也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
其次，结合前文杨氏生平概况和时人寿命状况，不难推测杨氏存世时间不会超过永乐时期，故而该书成书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永乐时期，即明成祖驾崩时间——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七月［11］2469。
由上，笔者认为《明氏实录》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洪武三十一年秋七月至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之间。
（二）流传情况
翻检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高儒《百川书志》、黄佐《南雍志·经籍考》、晁瑮《晁氏宝文堂书志》、朱睦楔《万卷堂书目》、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徐火勃《徐氏家藏书目》、孙能传和张萱等《内阁藏书目》等明代目录史籍，均未见著录《明氏实录》；直到约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12］604才有著录。兹将目之所及且著录有《明氏实录》的明清目录史籍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见表1），以观其流传情况。
表1：《明氏实录》在明清目录史籍中的著录情况表
序号
目录史籍
著录情况
1
（明）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
《明氏实录》一卷，一册，又见子书钞
2
（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
《明氏实录》
3
（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
《明氏实录》一卷，明杨学可，一本
4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
杨学可《明氏实录》一卷
5
（清）万斯同《明史》卷一三四
杨学可《明氏实录》一卷
6
（清）张廷玉《明史》卷九七
杨学可《明氏实录》一卷，明玉珍事
7
（清）《续文献通考》卷一六六《经籍考》
杨学可《明氏实录》⑥
8
（清）《续通志》卷一五八《艺文略》
《明氏实录》一卷，明杨学可撰
9
（清）《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
见前文所引
10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六
《明氏实录》一卷，写本，明杨学可撰⑦
11
（清）阮元《文选楼藏书记》卷五
《明氏实录》一卷，明杨学可著，新都人，抄本，小山堂收藏，是书叙夏明玉珍始末
12
（清）丁丙《八千卷楼书目》卷五《史部》
《明氏实录》一卷，明杨学可撰，学海类编本；《明氏实录补注》一卷，国朝徐松撰仰视千七百二十九
13
（清）《清续文献通考》卷二七三《经籍考十七》
《明氏实□》一卷，明杨学可
14
（清）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一“徐星伯先生事辑”
《明氏实录注》一卷，会稽赵氏丛书本
明代前期、中期的目录书籍均未见著录《明氏实录》，后期目录书籍的著录也较为稀少，可见该书在当时流传并不广泛，也未见有史料记载该书的刊刻时间，故而其流传的本子应多为抄本。明代前期政治氛围冷峻严酷、文网密结，史学“苍白与乏味”［13］38；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社会趋于多元化，史学蓬勃发展；这一社会大背景似乎可以解释《明氏实录》在明代的流传情况。相形之下，该书在清代的流传情况却比明代广泛很多。
明代后期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明末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均没有著录《明氏实录》作者，直到清代徐乾学《传世楼书目》才将该书作者著录为“明杨学可”［14］698。这里出现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明氏实录》作者是清代目录书籍才明确记载的，那么其作者为杨学可是否可信呢？前文已阐释了笔者观点，《明氏实录》为杨氏所著述应该是可信的。结合前文已得出的认识“杨敏，字学可，准此，称呼其为杨敏更合适”，那么目录书籍为何将《明氏实录》作者著录为“杨学可”而非“杨敏”呢？追本朔源，有必要考究一下首次著录《明氏实录》作者的目录书籍——徐乾学《传世楼书目》——之史书作者著录格式情况。笔者查阅《传世楼书目》中史书作者著录格式情况，发现其格式多为“姓+名”而非“姓+字”。比如史部“正史”类：《史记》作者著录为“司马迁”而非“司马子长”、《隋书》作者著录为“魏徵”而非“魏玄成”、《元史》作者著录为“宋濂”而非“宋景濂”。［14］682又如《明氏实录》所属的史部“霸史”类：《季周传》作者著录为“程元初”而非“程元之”、《季汉书》作者著录为“谢陛”而非“谢少连”、《唐馀记传》作者著录为“陈霆”而非“陈震伯”⑧［14］698。依此，《明氏实录》作者也理应著录为“杨敏”而非“杨学可”。那么，《明氏实录》作者被著录为“杨学可”是怎么出现的呢？笔者认为，这与《明氏实录》流传情况有密切关系。古人在非正式场所多称呼“字号”，直呼其名则有不敬之嫌，故而“杨学可”的称呼自然比“杨敏”更加广泛；又由于《明氏实录》在明代流传不广，尚无法确定当时有无刻本，但多为抄本是可以肯定的；加之《明氏实录》书中又有“杨学可曰”的史论；故而在流传过程中目录史籍会将该书作者著录为“杨学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经过考证和仔细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如下认识：按照目录书籍的史书作者著录格式，《明氏实录》作者著录为“杨敏”无疑更为合理、更为恰当。
明清目录书籍多有《明氏实录》“明杨学可撰”云云，但是该书现今通行的两个本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在卷首却云“明杨学可编”（参见前文所引）。虽然“撰”和“编”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们背后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已故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曾将作品分为作（按：相当于“撰”）、述、编三种，作是有创见的著作，述是以作者的理解为基础综述他人的观点，编是将他人的著作加以汇集或改变形式。［15］32可见“撰”和“编”的差别确实不啻霄壤。笔者认为《明氏实录》为杨氏所“撰”比“编”较为可信。仔细阅读《明氏实录》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对史料的甄别、选取、裁剪以及作者的价值取向，甚至存在作者故意而作的“曲笔”（比如塑造明玉珍爱民形象以及“不得已”的称帝场景），而并非史料的简单“汇编”。故而，《明氏实录》现今通行的两个本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在卷首所云明杨学可“编”，大概是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说法。
三、《明氏实录》的史源及主要内容、价值
（一）史料来源分析
《明氏实录》为杨氏所撰当为可信，那么其史料来源何处呢？笔者认为《明氏实录》的史料来源至少有以下五类：
其一，杨氏为元末明初巴蜀地区的著名隐士，且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四川，亲身经历了此期间四川社会的种种变迁，其见闻理应成为史料来源之一。正因为杨氏是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所以该书很多叙事都非常生动形象，犹如身临历史现场，比如元四川行省参政赵资之妻阵前劝降的叙述，其文曰：“异日，两军会战，珍驱资妻子临阵。谓资曰：妾与锁儿受擒于此，明公甚以礼待，参政念结发之情，救子母之命。言既号泣，两军观者泪下。资驻马执弓，厉声曰：痴妇不死，何待？乃引弓发矢，中其胸臆之上。珍挥兵勇进，左右劫袭，元兵大溃。”［9］627这个历史场景的叙述，无论是赵资夫妻双方的不同表现“言既号泣”“厉声曰”，还是在场军士的反应“观者泪下”，都十分真切感人。
其二，明夏政权相关的公文档案是杨氏撰书的史料来源之一。书中这类史料颇多，比如明玉珍称陇蜀王时，告知巴蜀百姓的令文：
元运已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始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醜底宁，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翦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尔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亦不可安于元代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9］627
又如万盛征云南献捷时，上奏明玉珍的表文：
圣德孔昭，诞受维新之命，王师所至，宜无不服之邦。大军既发于三巴，踰月遂平。于六诏，穷民交贺，远近同欢。恭惟皇上陛下，智勇如汤，文明协舜，深慨中华之贵，反为左袵之流，矧在位之贪残，致生民之困悴，恭行天罚，遂平定于多方，礼顺人情，即进登于五位。睠兹南诏，邻彼西戎。藩公挟便宜行事之文，专任憸人，恣行饕餮；郡守无恻怛爱民之意，肆为虐政，害彼黔黎。下诏扬庭，出师讨罪。初临乌撒，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马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胜等愧以庸才，钦承威命，凡此大勋之集，甚非小器之能，皆圣人大庇之洪休，抑诸将効劳之忠力也。深入不毛，臣愧偶同于诸葛，诞敷文命，帝德齐命于有虞。［9］629
再如吴王朱元璋通好明玉珍所作的书信：
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间者得姜珏诰命，观其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迫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决。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土。时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9］629-630
从行文内容以及称谓来看，这些史料均为原始公文档案，但又非原文照录，而是经过杨氏裁剪融入书中的。
其三，一些反应当时社会面貌及史事的诗词歌赋也是史料来源之一。比如隐士赵善璞拒仕明夏政权时，曾自述一歌“锦里栖迟处，飘然远俗嚣。地偏车马少，山近市廛遥。谢事惟求避，居官懒折腰。读书明至道，忘味学遗韶。对坐花千点，充饥水一瓢。放情随洒落，得句自推敲。种菊开三径，横吟咏九皋。唐虞今在上，许我学由巢。”［9］631又如幼主明昇吟《桂花诗》赐诸进士，诗曰：“万物凋残我独芳，花金心粟带微黄。莫言些小难堪玩，露冷风清大地香。”［9］632
其四，虽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宋濂等《元史》、权衡《庚申外史》记载明夏政权史事的详实程度远不如《明太祖实录》《明氏实录》，但是这些史籍的成书时间均早于洪武三十一年⑨，且在当时流传颇广、影响颇大，杨氏应该可以参详这些史书。尤堪一提的是，《明太祖实录》应该不能成为杨氏著书的史料来源之一。据明朝实录收藏制度规定，明代各朝实录修撰完成以后便藏之于皇宫大内“秘不示人”，像杨氏这样的普通平民是没有机会阅读到《明太祖实录》的，明实录被大规模传抄出宫廷的时间大约是万历年十六年（1588）［16］37，那时杨氏早已作古，更不可能看到《明太祖实录》了。
其五，时人对于明夏政权历史所做的评论亦为该书史料来源之一，前文所引方孝孺的两条史论即为例证。
（二）主要内容
明清目录史籍，或言《明氏实录》是一部专门记载“明玉珍事”的史籍，或言其为一部专门记载“明玉珍父子始末”的文献，前者如《明史》等书，后者如《四库全书总目》等书。虽然后者比前者所述更符合《明氏实录》所载内容，因为该书不仅记载明玉珍事迹，而且也记有其子明昇在位期间的史事；但是后者所言亦有失偏颇，因为该书内容只记载到“明夏政权覆灭、明昇受封明朝归命侯”为止，并未记载其后明昇的事迹（比如徙之高丽［17］1381），言之“明玉珍父子始末”有些言过其实。
笔者认为：《明氏实录》是一部以记载明夏政权建立、巩固、衰亡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专门史籍，这一表述庶几更为妥帖。具体言之，该书记载了明玉珍始末，虽间及其早年事迹，却非常简略，重点在于记叙其起兵、入蜀、遣军征讨云南陕西等巴蜀邻地、延请贤才、开设科举、制定赋税等建立与巩固明夏政权的艰难历程，尤详于征战史事；关于明昇的记载，多为其在位期间明夏政权的内政外交活动、政权衰亡变迁的过程。
（三）价值评估
辛德勇先生曾言：“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18］34-43寻此路径，可以评估一下《明氏实录》的价值。
该书只有一卷的篇幅，体裁却有些复杂：其一，据书中内容编排而言，以编年体为主，杂糅人物小传，类似于实录体史书的标准体裁“编年附传体”［19］153。具体言之，全书以年月为主线叙述史事，明玉珍称帝前，以元“至正”纪年仅一次，即“至正辛卯，兵起颍蔡间”；更多的是以天干地支纪年，比如“甲午秋，沔阳水涝连年，民采菜鱼而食。乙未春，珍领兵万余，驾斗船五十艘，至夔府哨粮。”［9］625明玉珍称帝后，以其年号天统纪年，比如“元年，立郊社，祭以春秋，追帝其四代，立庙祭以四时......天统二年癸卯春，命万胜领兵十一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9］628、629明昇即位改元后，以其年号开熙纪年，比如“三年，大明遣使求木植......四年，大明遣使借路攻云南。”［9］633在重要人物卒时，往往附有小传，比如明夏政权丞相万胜被明昭等人矫诏杀害，杨氏以史论的形式为之作传“丞相万胜者，德安府黄陂县人也。年当壮岁，智勇过人。夏主宠爱之，妻以弟妇，故称为明三。数岁总兵征讨，信赏必罚，士卒乐从，所向克敌，开国之功良多。”［9］632继任丞相也有传记“秋，丞相刘桢卒。祯，元进士，精于易数，导明主修道，尽逐胡元，以安中夏，诏令多所代制，人比之孔子云。”［9］633其二，就全书整体而言，旨在集中记载明夏政权史事，故而清代史家周中孚称之“略如纪事本末体例”［5］338。某种程度上说，该书在撰述水平上并没有多少创新，可以称道的地方也不多。
就阅读价值而言，该书集中记载明夏政权史事，具有纪事本末体史书性质，比之《明太祖实录》按年月分散记载、《明史》以人物分传记载，确有优势，为了解明夏政权基本史事提供了方便。史料的利用价值向来为历史研究者所重视，下文将之纳入《明氏实录》的价值分析之中，加以叙述。
《明氏实录》是一部以记载地方割据政权——明夏政权——为主要内容的私家史著，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却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一，能够建构明夏政权历史较为完整的体系，这是一个不同于《明太祖实录》等明朝官方历史记载的叙述体系。该书很多记载与《明太祖实录》不同，可备一说。比如戴寿劝说明玉珍入蜀的具体内容，《明太祖实录》云：“此机不可失，宜以船半载粮还沔阳，半与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济，否则掠财物而归，亦何损哉？”［17］266《明氏实录》则云“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发粮十之三回沔以济荒，存其余同汉兵以取重庆。事济则有为，否则掠其财物而归，何损也！”［9］626那么，戴寿建议的内容到底是“宜以船半载粮还沔阳，半与汉兵攻重庆”呢？还是“发粮十之三回沔以济荒，存其余同汉兵以取重庆”呢？抑或是二者均有之呢？限于史料的缺失，今已难考究清楚，却可存不同的两说。其二，该书一些史料具有原始性，使之显得弥足珍贵。除了前文分析史料来源，列举的明玉珍称陇蜀王时发布的令文、万胜的表文、吴王朱元璋的书信；此外，明玉珍的即位诏书、明玉珍与朱元璋之间的其他书信、明玉珍临终前的托孤谕旨、明昇的即位诏书，吴仁友据保宁反叛的檄文，等等，均属此类原始公文档案，而这些史料大部分又是他书所没有的。这对于研究明夏政权、甚至元末的政治环境，都极具价值。隐士赵善璞自述之歌、明昇所吟之诗，前者为研究元末明初士大夫提供了个案资料，后者则反映了明夏政权对科举的态度、对新科进士给予的厚望。其三，可以补充、纠正《明太祖实录》的某些记载。比如《明太祖实录》关于明玉珍延请刘桢出仕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部将刘泽民荐桢，才可大任。玉珍遂往见之，与语当时事，大喜，延至舟中，朝夕图议，擢为参谋，预决政事”［17］267显得十分简略；而《明氏实录》关于此事却有长达百余字的记载，不仅包含了荐举人刘泽民与明玉珍之间的对话，而且记载了明玉珍喜得刘桢辅佐的感叹“吾得一孔明也！”［9］626相形之下，后者记载要详实很多。《明太祖实录》关于明玉珍义弟的记载“戊戌春二月，完者都复自果州，率兵至嘉定，屯于大佛寺，谋复重庆，玉珍遣其义弟明二领兵御之。”［17］266《明氏实录》则云“珍调义弟明三。”［9］626那么，其义弟是“明二”还是“明三”呢？据《元史·顺帝九》相关记载“（至正二十二年）三月甲寅，四川明玉珍陷云南省治，屯金马山，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车力帖木儿等击败之，擒玉珍弟明二”［20］959可知，明二为明玉珍弟，明三才是其义弟万胜，《明太祖实录》不确。
当然，《明氏实录》也存在不少缺陷。其一，作为一部记载明夏政权始末的专史，从至正十一年（1351）明玉珍起兵到洪武四年（1371）明昇降明，前后共二十年史事，但该书的篇幅却只有一卷、约4500余字，不免有失之简略、语焉不详之感。该书很多记载，往往只有结合《元史》《明太祖实录》等史籍参读，才能明晰大概。比如《明氏实录》关于明玉珍早年臣属于徐寿辉的记载就相当简略，只有结合出土文献“明夏睿陵·玄宫之碑”的碑文⑩方能卒读。其二，该书记载也存在一些错误。比如关于元官完者都的官职记载，《明氏实录》云“重庆行省右丞”［9］625，《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川行省右丞”［17］265，根据元朝行省建置可知，只有“四川行省”而无“重庆行省”，《明氏实录》显误。其三，该书曲笔隐晦不少。比如《明氏实录》记载“（明昇开熙）元年九月，表韩氏女为贞烈”［9］631，却隐晦了不利于明夏政权形象的史事：韩氏女是为了躲避明氏兵乱，害怕被掳掠，才伪装成男子的。后来，果然被明夏军队掳走，被迫随军征战。直到邂逅其叔父，才为之赎身，恢复女儿身份。［17］1256-1257如此等等缺陷，应是在史学研究中加倍留意的。
四、杨敏私修《明氏实录》的政治文化意涵
文本具有历史性，即客观的历史不得不依赖主观的表述，或追求历史的客观，不得不通过历史的主体来完成。［21］29笔者认为，所谓文本的历史性，除却这一层意思，应当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文本是某个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性，文本往往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情况。关注文本背后的意涵，亦即关注文本的历史性，正是当前史学进展的主要体现之一：比如乔新华《尧舜故地——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22］44-48不再把山西平阳府方志中的记载“尧舜故地”仅仅作为既定结论，而是将其作为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文本；又如汤开建《〈守圉全书〉：明季晋绛天主教徒韩霖之西学传播》［23］97-126也不再仅仅考察韩霖生平和分析《守圉全书》文本本身，而是探讨其人其书的西学传播；等等。由此观之，分析《明氏实录》的历史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杨氏《明氏实录》不仅仅是一个隐士私自撰修史书的事件，相反，透过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我们至少可以探知到当时社会的两个基本情况，即明初历史话语权的生态情况和元朝遗民的一些历史特性。
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父子相继血腥屠杀、镇压异己分子，这使得明初的政治氛围冷峻严酷、文化专制高涨，知识分子大有“有口难言”的苦楚，他们对于敏感的政治历史话题更是“缄默其口”。明代前期，江南富民生计、商业和士人活动等记载几乎销声匿迹，这固然是因为统治者大规模强制迁徙富民，而使之迫于生计、无暇舞文弄墨，但是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之下不敢直言心声，亦是相关记载缺失的重要原因。［24］55《元史》纂修以朱元璋的“圣断”为主要依据，其纂修的指导思想、体例、文字等等，都是按照朱元璋的指示进行，［25］121-122反映出知识分子“如履薄冰”的谨慎和被迫屈服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无奈。明初史学不兴、严重官方化，其展现的正是明初以专制君主为首的官方企图垄断历史话语权的时代场景。另一方面，一些民间知识分子尤其是元朝遗民秉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不屈气节，敢于抵制官方对历史话语权进行垄断的企图，坚持秉笔直书、揭露历史真相。《明氏实录》的成书正是民间知识分子尤其是元朝遗民争夺历史话语权的又一次尝试，它的声响虽然微弱却表明：即使在政治氛围冷峻严酷、文网密结的时代，民间也不曾放弃自己的历史话语权诉求。毋庸讳言，明初官方和民间也依然存在历史话语权的博弈，只是官方凭借国家权力为后盾暂时压制了民间的历史话语权诉求，而这正是明初历史话语权的生态实况。
明朝开国过程中的敌对势力无疑是当时敏感的政治历史话题，杨氏私修明夏政权的历史，本身就已经触及到明初政治的敏感神经。此外，《明氏实录》书中的一些历史笔法更有招致祸难的危险：其一，该书所记内容，即便是发生在明朝立国之后的史事，也坚持用明夏政权年号，比如“（明昇开熙）四年，大明遣使借路攻云南”，书中所谓的“（明昇开熙）四年”已是明洪武三年（1370）；其二，涉及明太祖朱元璋史事时，书写为“吴王”或“大明皇上”，而非“太祖”等敬称，比如“吴王始遣都司孙养浩来结好......（明昇开熙）二年戊申，大明皇帝来告即位”。杨氏如此大胆的做法，既有传统知识分子“国灭，史不可灭”的史学意识和保存历史文化的责任感之驱动，又有其拒仕明夏政权、拒仕明朝所怀有的不屈气节之使然。尤堪一提的是，这些历史特性并非杨氏一人所特有，相反，元朝遗民多有这样的情怀“元末明初他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艰难地践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充分展露了传统士大夫浓郁的经世情怀、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26］507由是观之，杨氏私修史书这一事件实乃我们认识元末明初知识分子历史品性的又一窗口。
五、结语
杨敏是元末明初巴蜀地区有名的隐士，亲身经历了元明易代的历史大变动，他长期致力于讲学、传播文化，其著述的《明氏实录》是一部记载明夏政权始末的专史。《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评价不免有失偏颇，但是大体上是公允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名“实录”，却不属于实录体史书［19］3。
杨氏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曾拒仕明夏政权和明廷，这种不屈的气节驱使其敢于直书明初敏感的政治历史话题——曾经的敌对势力明夏政权。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明初官方企图垄断历史话语权，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压制民间的历史话语权诉求；而杨氏所为，客观上是民间史学力量试图打破这一历史话语权生态状况的又一次努力。同时，杨氏的事迹也再一次展示了元朝遗民亲身践履自己文化功能的历史品性。
通过分析《明氏实录》的文本性和历史性，该书文本本身以及它脱胎于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进一步呈现出来，这促使我们对“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做进一步思考。“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二者无疑形成了一个悖论；但是它之于史学史研究却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史学史研究的主旨是探讨史学的历史，史籍无疑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元素，“历史的文本性”说明史学史研究不能忽视微观考察，即须重视分析史籍文本本身。其次，史家是某个时代具体而真实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那个时代社会潮流、趋势的影响，他们修撰的史籍往往打上了其个人价值取向、那个时代特性的双重烙印，亦即史家和文本都具有历史性，故而史学史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有益的做法是立足文本、既要考察史家生平经历、又要透过文本本身探知其背后的意涵。
注释：
① 参见丁国范《杨学可及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第83-85页。
② 四库全书本《全蜀艺文志》题其编辑者为“明·周復俊”，据蓝勇、旷天全、杨钊等先生考证，其应为杨慎。参见杨钊《杨慎编辑考释》，《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0期，第38-43页。
③ 万历九年《四川总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9册）、康熙《四川通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雍正《四川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1册）、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年）等，虽也有一些记载，但多沿袭嘉靖《四川总志》和《全蜀艺文志》的相关记载。
④ 展龙先生通过梳理历史典籍中“士大夫”结构内涵及变化、中外学者有关“士大夫”内涵诸说，认为“凡举文官、士绅、文士、儒士、贡举、生监、山人、义士、处士、隐士、医士、征士等社会群体”皆为元末明初之士大夫。该群体具有“敏锐的时代眼光和自我调整的自觉意识”的历史品性。相关论述，参见氏著《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20、500-501页）。准此，杨敏亦属士大夫，亦具有该群体的历史品性。
⑤ 明代承袭元代“翰林院与史馆合二为一”的制度，翰林院往往具有“史馆”之称谓，故而翰林院官员往往也具有“史官”的称谓，修撰、编修、检讨为法定的史官便是显例。相关论述，参见谢贵安《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43-49页）。
⑥ 原文较长，此为节取部分。参见原文：“明杨学可《明氏实录》一卷。学可，新都人。臣等谨案：是书记明玉珍父子始末，其以实录为名者，盖沿敦煌实录、建康实录之例。”
⑦ 原文较长，此为节取部分。参见原文：“《明氏实录》一卷，写本，明杨学可撰。学可，新都人。《四库全书存目》《明史·艺文志》亦载之。是编记伪夏明玉珍及其子升事迹，俱用其伪号分年记载，略如纪事本末体例。后各有方希直孝孺论断，盖学可与希直同时人也。核之《明史》本传，所纪无少出入，知史传即从此书出，云末又附有凤山赵善璞自述一诗。惟是‘实录’二字，久已属帝王一定之称，未可援凉刘昞《燉煌实录》之例，例之也。是书标目得毋过尊明氏乎？”
⑧ 因程元初、谢陛、陈霆知名度远逊于司马迁、魏徵、宋濂，故而程、谢、陈三人字号分别参见〔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337、卷224（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第3880、2532页）和〔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1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65页）相关记载。
⑨ 其中，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约成书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宋濂等《元史》约成书于洪武三年（1370），权衡《庚申外史》约成书于洪武四年（1371），叶子奇《草木子》约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
⑩ “明夏睿陵·玄宫之碑”碑文，参见董其祥《明夏睿陵“玄宫之碑”的研究》（《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第9-10页）所附碑文。
突出表现在：封建专制统治者对史学亟力压抑和控制的政治态度……明代前期的史学发展，重心在官方史学活动方面（向燕南等《中国史学史》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53页），史家群体主要是史官，真正学者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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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识：本文初稿承蒙家师谢贵安教授批阅，在写作过程中师兄吴航副教授、同学郝长燚兄在选题与理论方面诸多启发，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