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当时第一批面对社会招聘的志愿者，业已走过了十五个年头。十五年，从二十五岁到四十岁，是一个人逐渐成熟的时候，也是整个身心状态最好的时候，恰恰在这十五年，自己也从一个对于历史、文物、讲解一无所知的门外汉，逐渐地成为了一个可以在展厅讲解的讲解员。套用郭德纲的一句话“我是讲解界的一个小学生”!十五年，一个小学生，就学业写点感想，试做升学的敲门砖吧!
志愿讲解员，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志愿，现在各行各业都会有志愿者，志愿者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定位呢?二是讲解，大家都会说话，但凭什么让大家来听你说，而且让大家相信你说的呢？
一 关于志愿者
志愿，应是与“专职”相对应的一个词。其区别仅在于，专职工作人员为单位在职员工，领取相对应的劳动报酬;而我国现阶段的志愿者则为社会人员，从事的为非本职工作，不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但是，就某一职业而言，比如讲解，无论专职和志愿，工作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志愿、专职仅是工作性质的属性而已，二者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
有人会说，志愿和专职工作人员区别大了，一个不拿工资，一个拿工资!我认为，凡事付出与获取是等值的。获取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形的、客观可见的、有评定标准的，比如钱、物、名，这种获取都是通过付出而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另一种则是无形的、没有评定标准的，比如满足感，每个人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同时也是无法看见的。专职的工作人员获取的是有形的，而志愿者所获取的是无形的，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自己所需。
还有人会说，志愿者要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啊，等于凭空多上了一天班呀!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事”!我们也知道无形资产是最难以估计其价值的，既然志愿者所得是无形的，也就意味着是没有标准可以衡量，对志愿者自己而言就是无价的。对于这种获取，自然要有更多的付出。
所以，我认为志愿本身不应该被纯洁、高尚的光环所笼罩，志愿仅仅是获取另外一种报酬、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而已，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志愿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体。当志愿者面对观众的掌声、赞誉的时候，就是对于志愿者最大的认可，也是最丰厚的“报酬”!
志愿与专职在工作性质上既然没有区别，那么对于工作要求上就也不会出现差别。不能因为自己的志愿身份，而降低了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在十五年的讲解工作中，能够感受到观众对于志愿者的信任、宽容乃至极大的包容。而作为志愿者，观众的信任、宽容、包容不能成为降低自己职业标准的理由，反而对自己要更加严格，才能对得起观众的信任！
二 关于讲解
上述所说“志愿”是工作的属性，而讲解是工作的内容。何为讲解呢?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主任黄琛对此曾有精辟的阐释：“讲，告诉观众这是什么;解;向观众阐述为什么。由此引申出讲解员的工作职责就是引导、帮助观众理解、参观展览”。讲解员的工作职责决定了讲解员的工作形式：就是讲解，而不是讲座、不是讲演;是为观众服务，而不是为了展现自我。
我是非常幸运的，极其有幸受到当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讲解组崔淑舫、王秀凤、张天丽、纪聿绵四位老师的教诲，她们从如何理解展览意图、如何分析讲解词、如何取舍诸多的学术观点、如何站位、如何引导观众等等，一步一步地将我们引入讲解的正轨。虽然四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但是在她们身上体现出的国家博物馆的讲解风格依然在国家博物馆的专职讲解员和志愿讲解员身上延续着。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着讲解内容的这一根本原则：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就是指讲解内容不能空泛、空洞，没有实质内容。就俗话说：要有“干货”。那讲解内容怎么有“干货”，首先就是博物馆给的讲解词;其次，是在讲解词的基础上，讲解员通过自我学习所补充的相关内容。然而，是不是说补充的越多越好呢?并不是。上述提到讲解员的工作职责是为了帮助观众参观展览，不是展现自我的。因此，不管自己的知识有多丰富，也要懂得取舍。人的精神注意力能够集中的时间是有限的，成年人大约在40-45分钟左右，因此讲解时间太长，不但不能有效地帮助观众参观、理解展览，反而适得其反。因此，文物在百件左右的展览，如无特殊情况或特定要求讲解时长约在45-60分钟，对于观众而言这是一个合理、有效的讲解时长。
除去馆方给的讲解词，要想丰富自己的讲解，就会增加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志愿者通过再学习而得到的。增加多少为宜，增加哪些内容，如何保障内容的准确性呢?
言之有据
从我们参加培训开始，对于讲解内容的要求就是——准确。如何保证准确?言之有据!所讲的内容尽量保证有准确的出处，尤其是一些学术性观点。当年崔淑舫老师在讲到这点时就反复强调：国博讲解员所讲观点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由于在培训中，崔老师多次强调这点，她自己戏称自己为“崔主流”!
志愿者毕竟是业余爱好者(仅就国博志愿者团队而言)，鲜有专业人士，按照梨园的称呼就是票友儿。所讲观点都是专家学者们的观点，而选取哪个学者的观点就很重要了，标准就是主流观点或者是讲解员所属博物馆给出的观点。举个例子：后母戊鼎。这件大鼎在2010年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前一直称为司母戊鼎，但是2010年国博新馆开放，国博的专家认为“司”字应改为“后”字。所以作为国博的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就要称作后母戊鼎。可是，这一观点并不是学术界统一观点，在河南省博物院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展览中，并未采用国博的观点，依然认作“司”，如“司母辛鼎”等。所以，我在讲解过程中，尤其是讲解“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过程中，会跟观众们做两点声明：
我所说的观点绝大多数为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和博物馆官方所给出的观点!
非主流观点是不是就不能讲呢?当然不是了。
“其实学术界对于小屯M5的主人是谁一直就是有争议的，早年间著名考古学者石璋如先生就曾质疑墓主不是妇好;近些年也有学者提出M5的主人不是妇好，应是武丁时期的神职人员-巫觋[1](音西)。”
这是我在《闲话妇好》一文中有关于小屯M5墓主人的一段话。由于是文字稿所以我在“妇好是武丁时期神职人员—巫觋”这一观点之后有标注，注明其出处。无论石璋如先生的质疑还张素凤、卜师霞两位老师提出妇好为巫觋的观点，都属于非主流观点，在讲解时如果提出就要着重说明。
除了主流和非主流观点，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前几天讲的观点，过后几日就会改变。也就是说讲解中的观点并非是最终观点。比如前述的“司”与“后”，中国最早的成熟体汉字是在商还是夏，西周历王三十七之后的第一开始的纪年是历王三十八年还是共和元年等等，历史中有许多的不确定。这也是我在讲解中向观众会做的第二点声明：
我讲解中所涉及观点极少为最终观点，大部分都是目前所持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的新发现，都有可能改变!
既然要言之有据，以何为依据呢?其实这一点确实是个难题，现在高度发达的网络信息、自媒体信息，使人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知识，但是是否是正确的呢?有时很难分辨。我只能采用笨办法，即将网络信息尤其是各种搜索引擎作为搜索工具，然后想办法去找相应的书、论文来印证。
“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既要讲解员的讲解内容充实又要保证其准确度。因此，诸位老师在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还会强调一点，就是少用“最”字之类的定语，如要使用，前面要再加上定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秀凤老师写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讲解词时，在第一部分有一件出自于江西万年仙人洞的陶罐，距今一万两千年。讲解词中是这样定义这件陶器的“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可以复原成型的陶器”。
三 关于讲解标准
其实这不应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但是终归会有一个大致标准。多年前我们一帮志愿者在休息室中聊起这个话题，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答案(实在是想不起来是谁了，有想起来的望告知)，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由于多年前的无意之举，所以这里也是结合了我的看法，这个理论将讲解员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讲解之后，观众记住了讲解员，但是讲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都没记住;
第二个层次：讲解之后，观众既记住了讲解员，也能想起来讲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
第三个层次：讲解之后，观众融入了展览，被展览所吸引，但是讲解员是谁，不知道了。
虽然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我很认可。讲解员的职责是帮助观众参观、理解展览的，自己就不能成为主角，自己就是观众与展览之间的桥梁，把观众引入到展览之中，让观众沉浸在展览的所表达的意境中去!此时的讲解员不再重要了!
四 小结
我，一个普通的志愿讲解员，十五年，感受到了观众给予的宽容与信任，甚至是过誉，得到观众最大的尊重与包容。志愿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尊重，而如何体现志愿者对于观众的尊重，那就是做好讲解，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当我讲解结束之时，观众依然能够沉浸在展览之中而不知那个讲解的人何时消失的。
注释：
[1]《也談“婦好墓”》張素鳳卜師霞《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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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秀娜
审核 | 孙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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