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在其著作《管子》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四民分业定居理论，他主张将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按照他们各人的职业分为四大社会集团——士、农、工、商。
最初四大集团的成员不能混居杂处，必须按其职业群居。比如所有的“士”及其家庭必须共同聚住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处农就田野”以便从事农业生产；“处工就官府”以供应官府所需要的各种器械；“处商就市井”以便进行贸易交换。而且各集团成员的职业都须世代相传，从而可以保证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这种四民分业定居理论可以说奠定了我国古代的工匠地位。
此后在我国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这种“四民分业”的社会分工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农、工、商的地位划分。
（士农工商）
一、封建社会初期工匠地位低下
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工匠作为排名第三的手工业生产者，在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的环境下，地位低下，既受剥削又没有自由。
1.依附性
工匠地位低下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依附性。
自古有云“学好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
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才依附性极强的社会，由于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型，处于金字塔底部和中部的是大量从事劳作的普通民众和布衣秀才，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则是封建皇族和它的官僚。社会底层人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谋一个一官半职依附于统治阶级。山东大学博士马忠庚曾对中国古代科学家所从事的职业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来自于皇族和政府官员的科学家占55.1%，出自于工匠的科学家仅占2.5%，工匠集中在官办的机构或私人作坊劳动，没有多大的人身自由，经济基础也不稳定，去读书入仕的机会极少。
因为从事科学和工艺技术研究的大量物力、财力都控制在封建统治者手里，不依赖统治阶级单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情况下，工匠必须依附统治者而生存。
2.传统的儒家观念影响
奇淫巧技能祸国殃民，让人玩物丧志“奇技淫巧”这一提法最早来自于《尚书·泰誓》里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的一条罪名：“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很明显，该语境下的奇技淫巧是指：过度运用技巧去制造雕文刻镂华而不实之类的奢侈品。其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统治阶层玩物丧志奢侈腐化，为国家社稷考虑，因而才提出“奇技淫巧”之说。
自《尚书·泰誓》提出这一观念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深受这一观念影响。尤其是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开始成为统治思想。而某些腐儒片面理解孔子对待技术的思想以及儒家思想中关于“奇技淫巧”说的论述，开始将科学技术视为“艺成而下”的“小道”，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设置不少人为障碍。
从此之后，科学技术研究处于从属地位，加上工匠中的学者极少，传统学者则只对经史子集和文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这样造成我国封建社会技术发达，而基础科学、理论科学却未能取得突破。
二、宋代工匠地位相对提高
北宋时期，人们冲破观念的束缚，工、商被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手工业行业获得快速发展，工匠技艺越发成熟。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农民不再单纯的从事农业种植，开始从事手工业或者受雇于人。
工匠的社会地位逐渐被肯定。南宋文人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肯定了工、商对于国家的作用，指出：“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
经济文化发展到南宋时期，传统的“抑工商”观念逐渐被抛弃，“工”“商”的地位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指出末作对于本的促进意义。
《朝野遗记》则记载了宋徽宗时期宰相李邦彦是银工出身的事实：“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可见，在宋朝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同时，工匠、商人通过自己不断积累的财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三、明清工匠地位进一步提高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工匠社会地位的晋升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工匠在经济上较为富裕的地位既是晋升的表现，又是晋升的基础。其次，在巨大的生产利益的支撑下，社会风俗围绕着工匠所从事的手工业而展开。再次，一些工匠开始建立起个人的品牌，并形成自己的社会名望。此外，一部分工匠开始脱离匠籍身份，向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仕途寻求发展。最后，一些工匠在社会交际中和文人建立起友好的关系，有的文人甚至亲自从事一些匠事。
1． 经济地位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匠人，在经济上是较为富裕的。在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中，春秋时期以来形成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也在此时悄然发生转变，江南奢侈尚富的风俗正冲击着传统“工商”阶层为人轻视的看法，而一些匠人在此时聚集的财富正逐渐提升着他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崇祯）吴县志》中记载了万历年间填漆匠人和其他工作者在官府做工的工钱，“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和靖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二尚书祠庙户一名银二两；王阁老看坟户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可见，此时填漆匠“一十两八钱”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门子、看坟户、防夫、巡拦等从二两到六两不等的收入。
此外，匠人也是纳税大户，“匠班京班人匠六百五十三名，淮班人匠二百三十四名，共该银五百四两四钱五分”，该纳税数额远高于当时渔业课税的“一十两七钱八分八厘六毫六丝一忽八微”，直逼商业“五百一十二两一钱四分”的最高税款。当时，匠人还出现向商人转化的趋势，以聚集更多的财富，表现为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自己的作坊，例如当时原为机房织手的潘氏，其后代成为拥有百万资财的大业主。
2．社会风俗
由于手工业在经济上的支柱地位，在明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许多市镇绝大部分居民都从事某一手工业的生产，可谓“全民皆匠”，这一区域的各项风俗活动也与此项手工业相关，工匠与其所属行业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这里以江南著名的丝绸专业市镇濮院镇为例，由于这里的百姓大多从事和丝织生产相关的行业，这里的风俗节庆也多多少少与丝绸生产的各环节有了联系。
正月初一，这里拥有丝绸作坊的人家所敬的土地神被供奉在机房织机的旁边，土地神所管辖之地称为“机头土地”。正月里旁边养蚕的农家还会举行“田蚕之会”，以祈求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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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范成大《照田蚕行》）
三月间，各个养蚕家庭又有祭祀蚕花诸神的活动，并把这些活动范围扩大，融入三月初三的迎神赛会中，足见其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三月初三的盛事在万历年间已奢靡至极，这种奢靡之风也是建立在以匠人为核心的发达手工业之上的。
再到了清明时节，濮院镇百姓并不把传统的扫墓祭祖等事项放在首位，而是主要进行一系列和蚕桑相关的活动，例如占卜桑叶价格、占卜蚕丝收获情况等。之后的节庆习俗也多多少少和丝织生产相关，不一一列举。明代濮院镇风俗习惯中处处可见丝织手工业生产的种种痕迹，无疑是该手工业的重要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反映了濮院镇丝织匠人在市镇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3．品牌名望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匠人渐渐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社会名望，这在晚明《长物志》、《遵生八笺》等鉴赏类著作中可以体现，其中记录着有影响力的工匠的名字，属于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匠人有玉匠陆子冈、青铜匠胡文明等。
陆子冈雕琢的水仙玉簪曾得到著名文人徐渭的盛赞，“略有风情陈妙当，绝无烟火杜兰香。昆吾锋尽终难以，愁杀苏州陆子刚”。在明中后期，陆子冈、胡文明等匠人的名字即可充分代表其所属手工业的最高标准，这些知名工匠是明代的文人雅士们在品鉴某类手工产品时划定等级优劣不可缺少的依据。在明中后期涌现出的这些匠人名字不仅意味着他们已经从以前为国家无偿服役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并逐渐获得了人生自由，且他们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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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子冈玉）
其次，这些名字得以为人广知，并可以铭刻在器物上，还表明了工匠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前的工匠虽然参与实际制作但是并没有办法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由于上层人士对于知名工匠作品的重视，此时留名还附加了品牌宣传的效果，器物档次会因此提升。
另外，匠人喜爱在器物上留下名字的现象，也暗示了某些工匠对生产材料的占有，经济地位的提高。很难想象玉器和青铜器等珍贵材料都属于他人时，匠人可以在上面轻易留下名字，因为中国传统的方式是工匠去雇主家，用雇主的珍贵材料进行创作，没有雇主的许可，在这些材料上留下名字并不容易。
4．入仕为官
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明朝中期有一位木工蒯义，参与了紫禁城建设，最终迈上了工部左侍郎的岗位；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成化年间的木工蒯刚，仰仗木工技术，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年间的木工郭文英因建造宫殿有功，走上了工部侍郎的岗位。而同期的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匠人后裔摆脱匠籍、入仕为官、提升社会阶层和家族地位的道路成为可能。这也是明代中后期，特别是“纳银代役”提出后，工匠人身依附松绑，是其自由程度已经很高的表现。
其中的翘楚当属张瀚。张瀚为杭州人士，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成为进士并于万历元年（1573）因张居正的推荐，成为吏部尚书，任满加太子少保。后瀚辞归故里，把平生所见所闻著录成《松窗梦语》，其中提到先祖从事酿酒、丝织等手工行业，并不以为耻。
世居横塘的钱铸，在明初先祖也曾“以匠役京”，钱铸在家境清贫的情况下，努力读书，“期显亲扬名”。由此可见，“入仕”在当时人心中的分量，原以匠籍出生的钱铸将之视为荣耀家族、提升名望的重要途径。钱铸在嘉靖年间成为进士，授光山知县，后念及父母年高，“终养归吴”。钱铸的入仕选择和孝顺行为在吴县志中以佳话载入。
家中世为吴人的顾璘，高祖在明洪武时期“以匠作征隶工部”，但顾璘没有沿袭先祖道路，而是奋发图强，年少时成为“应天学生”，后来“领弘治乙卯乡荐，明年举进士”，最终成为了“广平知县”。顾璘的事迹也被作为荣耀之事记录进了吴县志中。
5．文人影响
文人雅士在明代社会中一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群体，他们著书立论，掌握了明代社会风尚的话语权，他们对于匠人们的作品品评雅俗，以文人眼光分辨优劣，明中后期大量鉴赏类著作的产生即是证明。明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工匠与文人间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这种品评家和生产者的交流可以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文人对于匠事的参与，另一方面是工匠对文人的学习。这样的交流无疑有益于提升工匠的社会地位。
（1）文人参与匠事
明中后期的江南地区，一些文人雅士对于某些手工业颇为喜爱，甚至身体力行，这包括了竹雕家具、造园等领域。
如江南文人李流芳，他对于竹雕颇为喜爱，也亲自操作，并很享受竹雕匠人这一身份，而这一身份并没有对于他的社会地位有任何损伤。
再如万历年间出生于江南的计成，文人身份并没有妨碍他对造园的参与，最后他还撰写了《园冶》一书。
（2）工匠学习文人
以造园为例，造园工匠中也有一些努力提升自我文化修养的人，在诗文绘画精进后，甚至代替文人成为全面支持造园事宜的造园家。
明末江南工匠张南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本身从小极有绘画天分，少时跟随著名文人董其昌进行学习，画艺更精。张的绘画功底对他日后造园帮助极大，他一生中设计了许多私家园林，甚至一些著名的皇家园林。在造园中他所开创的名为“叠山艺术”的流派，在园林中擅长以小见大———以大山一角让人联想无穷之山势，令人叫绝。
不仅仅是造园，明中后期许多“明式家具”中流露出雅致、简约的文人情怀，也应该是工匠与文人交流学习的结果。
四、总结
明朝时，江南地区工匠入仕的途径有通过科举考试完全摆脱之前家庭的匠籍身份而成为官员的，也有技术入仕的，这显示了工匠地位的相对提升。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便记录了嘉靖年间，一个来自扬州叫徐杲的木匠因修缮宫殿有功，被皇帝赏赐成为工部尚书，这应该是明代工匠以技术入仕取得的最高职位。
由此可见，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重道轻器”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上层精英中的保守势力对于工匠存在着批判态度。工匠地位虽然不乏质疑的声音，但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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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牛海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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