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与大江东去（上）
文/蒋勋
我喜欢诗，喜欢读诗、写诗。
少年的时候，有诗句陪伴，好像可以一个人躲起来，在河边、堤防上、树林里、一个小角落，不理会外面世界轰轰烈烈发生什么事。少年的时候，也可以背包里带一册诗，或者，即使没有诗集，就是一本手抄笔记，有脑子里可以背诵记忆的一些诗句，也足够用，可以一路念着，唱着，一个人独自行走去了天涯海角。
有诗就够了——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想。
有诗就够了——行囊里有诗、口中有诗、心里面有诗，彷彿就可以四处流浪，跟自己说：「今宵酒醒何处——」很狂放，也很寂寞。
少年的时候，相信可以在世界各处流浪，相信可以在任何陌生的地方醒来，大梦醒来，或是大哭醒来，满天都是繁星，可以和一千年前流浪的诗人一样，醒来时随口念了一句：今宵酒醒何处——
无论大梦或大哭，彷彿只要还能在诗句里醒来，生命就有了意义。很奇怪的想法，但是想法不奇怪，很难喜欢诗。
在为鄙俗的事吵架的时候，大概是离诗最远的时候。
少年时候，有过一些一起读诗写诗的朋友。现在也还记得名字，也还记得那些青涩的面容，笑得很腼腆，读自己的诗或读别人的诗，都有一点悸动，像是害羞，也像是狂妄。
日久想起那些青涩腼腆的声音，后来都星散各地，也都无音讯，心裡有惆怅唏嘘，不知道他们流浪途中，是否还会在大梦或大哭中醒来，还会又狂放又寂寞地跟自己说：今宵酒醒何处——
走到天涯海角，离得很远，还记得彼此，或者对面相逢，近在咫尺，都走了样，已经不认识彼此，是两种生命不同的难堪吗？
「纵使相逢应不识——」读苏轼这一句，我总觉得心中悲哀。不是容貌改变了，认不出来，或者，不再相认，因为岁月磨损，没有了诗，相逢或许也只是难堪了。
曾经害怕过，老去衰颓，声音瘖哑，失去了可以读诗写诗的腼腆佯狂。
前几年路上偶遇大学诗社的朋友，很紧张，还会怯怯地低声问一句：还写诗吗？
这几年连「怯怯地」也没有了，彷彿开始知道，问这句话，对自己或对方，多只是无谓的伤害。
所以，还能在这老去的岁月里默默让生命找回一点诗句的温度或许是奢侈的吧？
生活这么沉重辛酸，也许只有诗句像翅膀，可以让生命飞翔起来。「天长路远魂飞苦——」，为什么杜甫梦到李白，用了这样揪心的句子？
从小在诗的声音里长大，父亲、母亲，总是让孩子读诗背诗，连做错事的惩罚，有时也是背一首诗，或抄写一首诗。
街坊邻居闲聊，常常出口无端就是一句诗：「虎死留皮人留名啊——」那人是街角捡字纸的阿伯，但常常「出口成章」，我以为是「字纸」捡多了也会有诗。
有些诗，是因为惩罚才记住了。在惩罚里大声朗读：「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诗句让惩罚也不像惩罚了，朗读是肺腑的声音，无怨无恨，像天山明月，像长风几万里，那样辽阔大气，那样澄澈光明。
有诗，就没有了惩罚。苏轼总是在政治的惩罚里写诗，愈惩罚，诗愈好。流放途中，诗是他的救赎。
「诗」会不会是千万年来许多民族最古老最美丽的记忆？
希腊古老的语言在爱琴海的岛屿间随波涛咏唱——《奥德赛》、《伊里亚德》，关于战争，关于星辰，关于美丽的人与美丽的爱情。
沿着恒河与印度河，一个古老民族边传唱着《摩诃婆罗达》、《罗摩衍那》，也是战争，也是爱情，无休无止的人世的喜悦与忧伤。
黄河长江的岸边，男男女女，划著船，一遍一遍唱著：「蒹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歌声、语言、顿挫的节奏、呼应的和声、反覆、重迭、迴旋，像长河的潮汐，像江流宛转，像大海波涛，一代一代传唱著民族最美丽的声音。
《诗经》十五国风，是不是两千多年前汉语地区风行的歌谣？唱着欢欣，也唱着哀伤，唱着梦想，也唱着幻灭。
他们唱着唱着，一代一代，在庶民百姓口中流传风行，咏叹着生命。
《诗经》从「诗」变成「经」是以后的事。「诗」是声音的流传，「经」是被书写成了固定的文字。
我或许更喜欢「诗」，自由活泼，在活著的人口中流传，是声音，是节奏，是旋律，可以一面唱一面修正，还没有被文字限制成固定死板的「经」。
〈大雅．绵〉讲盖房子：「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变成文字，简直聱牙，经过两千多年，就需要一堆学者告诉年轻人：「冯冯，声音是凭凭。」
如果还是歌声传唱，这盖房子的声音就热闹极了，这四种声音，在今天，当然就可以唱成「隆隆」、「轰轰」、「咚咚」、「碰碰」。「乒乒乓乓」，盖房子真热闹，最后「百堵皆兴」，一堵一堵墙立起来，要好好打大鼓来庆祝，所以「鼛鼓弗胜」。
「诗」有人的温度，「经」剩下躯壳了。
文字只有五千年，语言比文字早很多。声音也比文字更属于庶民百姓，不识字，还是会找到最贴切活泼的声音来记忆、传达、颂扬，不劳文字多事。
岛屿东部原住民部落里人人都歌声美丽，汉字对他们框架少、压力少，他们被文字污染不深，因此歌声美丽，没有文字羁绊，他们的语言因此容易飞起来。
我常在卑南听到最近似「陾陾」、「薨薨」的美丽声音。他们的声音有节奏，有旋律，可以悠扬婉转，他们的语言还没有被文字压死。最近听桑布伊唱歌，全无文字，真是「咏」、「叹」。
害怕「经」被亵渎，死抱著「经」的文字不放，学者，知识分子的《诗经》不再是「歌」，只有躯体，没有温度了。
可惜，「诗」的声音死亡了，变成文字的「经」，像百转的春莺，割了喉管，努力展翅飞扑，还是痛到让人惋叹。
「惋」、「叹」都是声音吧，比文字要更贴近心跳和呼吸。有点像《诗经》、《楚辞》里的「兮」，文字上全无趣味，我总要用惋叹的声音体会这可以拉得很长的「兮」，「兮」是音乐里的咏叹调。
从「诗」的十五国风，到汉「乐府」，都还是民间传唱的歌谣。仍然是美丽的声音的流传，不属于任何个人，大家一起唱，一起和声，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变成集体创作的美丽作品。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只有歌声可以这样朴素直白，是来自肺腑的声音，有肺腑间的热度，头脑思维太不关痛痒，口舌也只有是非，出来的句子，不会是「诗」，不会这样有热烈的温度。
我总觉得汉语诗是「语言」带著「文字」飞翔，因此流畅华丽，始终没有脱离肺腑之言的温度。
小时候在庙口听老人家用闽南语吟诗，真好听，香港朋友用老粤语唱姜白石的〈长亭怨慢〉，也是好听。
我不喜欢诗失去了「声音」。
「汉字」从秦以后统一了，统一的汉字有一种霸气，让各地方并没有统一的「汉语」自觉卑微。
然而我总觉得活泼自由的汉语在民间的底层活跃着，充满生命力，常常试图颠覆官方汉字因为装腔作势愈来愈死板的框框。
文化僵硬了，要死不死，语言就从民间出来，用歌声清洗一次冰冷濒临死亡的文字，让「白话」清洗「文言」。
唐诗在宋代蜕变出宋词，宋词蜕变出元曲，乃至于近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大概都是借尸还魂，从庶民间的「口语」出来新的力量，创造新的文体。每一次文字濒临死亡，民间充满生命活力的语言就成了救赎。
因此或许不需要担心诗人写什么样的诗，回到大街小巷、回到庙口、回到庶民百姓的语言中，也许就重新找得到文学复活的契机。
小时候在庙口长大，台北大龙峒的保安宫。庙会一来，可以听到各种美丽的声音，南管、北管、子弟戏、歌仔戏、客家山歌吟唱、相褒对唱、受日本影响的浪人歌谣、战后移居台湾的山东大鼓、河南梆子、秦腔，乃至于美国五〇年代的摇滚，都混杂成庙口的声音，像是冲突，像是不协调，却是一个时代惊人的和声，在冲突不协调里寻找彼此融合的可能性。我总觉得：新的声音美学在形成，像经过三百年魏晋南北朝的纷乱，胡汉各地的语言、各族的语言、印度的语言、波斯的语言、东南亚各地区的语言，彼此冲击，从不协调到彼此融合，淮备着大唐盛世的来临，淮备语言与文字达到完美巅峰的「唐诗」的完成。
应该珍惜，岛屿是声音多么丰富活泼的地方。
生活里其实「诗」无所不在。家家户户门联上都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诗经》的声音与节奏。
邻居们见了面总问一句：「吃饭了吗？」「吃饱了？」也让我想到乐府诗里动人的一句叮咛：「努力加餐饭。」「上言：加餐饭。」生活里、文学里，「加餐饭」都一样重要。
我习惯走出书房，走到百姓间，在生活里听诗的声音。
小时候顽皮，一伙儿童去偷挖番薯，老农民发现，手持长竹竿追出来。他一路追一路骂，口乾舌燥。追到家裡，告了状，父亲板著脸，要顽童背一首唐诗惩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读到「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忽然好像读懂了杜甫，在此后的一生裡，记得人在生活裡的艰难，记得杜甫或穷老头子，会为几根茅草或几颗地瓜「唇焦口燥」追骂顽童。
我们都曾经是杜甫诗裡欺负老阿伯的「南村群童」。在诗句中长大，知道有多少领悟和反省，懂得敬重一句诗，懂得在诗里尊重生命。
唐诗语言和文字都太美了，忘了它其实如此贴近生活。走出书斋，走出教科书，在我们的生活中，唐诗无处不在，这才是唐诗恒久而普遍的巨大影响力吧。
唐诗语言完美：「停车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可以把口语问话入诗。
唐诗文字声音无懈可击：「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成对联，文字结构和音韵平仄都如此平衡对称，如同天成。
在一个春天走到江南，偶遇花神庙，读到门楹上两行长联，真是美丽的句子——
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
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
那一对长联，霎时让我觉得骄傲，是在汉字与汉语的美丽中长大的骄傲，只有汉字汉语可以创作这样美丽工整的句子。平仄、对仗、格律，彷彿不只是技巧，而是一个民族传下来可以进入「春天」可以进入「花神」的通关密语。
有「诗」，就有了美的钥匙。
我们羡慕唐代的诗人，水到渠成，活在文字与语言无限完美的时代。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传说里的「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一个时代的序曲，这样豪迈大气，却可以这样委婉平和，使人知道「大」是如此包容，讲春天、讲江水、讲花朵、讲月光、讲夜晚，格局好大，却一无霸气。盛世，是从这样的谦逊内敛开始吧，不懂谦逊内敛，盛世，没有厚度，只是夸大张扬，装腔作势而已吧。
*作者：蒋勋，台湾作家、画家、诗人、美学家，本文由勋衣草美学社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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