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老师兼朋友，姑且叫他莫名吧，在文联的杂志社当编辑，也写小说，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1957年，像北京的王蒙刘绍棠似的，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大帽子。年底，和十几个同类一起，发配到大兴安岭林区，改造世界观。
临走那天，我去送他。他浑身上下让棉衣，棉裤，棉大衣，棉帽子，棉手闷子包裹得成了个鼓鼓囊囊的大棉花包。他站在搭着布篷的大卡车车厢里，挺费劲的向我招招手，就这样，不带走一片云彩，在车轮卷起的滚滚灰尘中，走了。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从文联传出消息，说莫名在路上下车解手的时候，趁机跳到山崖下，带着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了。
这一年，莫名36岁。
莫名是个孤儿，但有个在医院当护士的爱人，有个五岁的小女孩。爱人叫常白，很漂亮，有个富于诗意的外号，“嫦娥”。
为了和“革命叛徒”彻底划清界线，也为了人生还有那么长的路子要走，就在莫名“自杀”半年之后，尸骨未寒，常白改嫁给了她们医院一位刚刚离婚不久的医生。以前曾经是莫名的情敌，为追常白，费尽心思，仍败在莫名手下，如今抱得美人归，得来全不费工夫。
常白第二次作新娘前，让我陪她去了江边，在一棵高高的丁香树下，点燃了一沓黄纸。烟火缭绕，纸灰纷飞。常白指着丁香树，告诉我，她和莫名第一次约会，就在这棵大树下。火光照亮她湿了的眼睛，幽幽的对窜起的火苗说，莫名，不要怪我。你在那边好好休息吧。
其实，莫名没有死，根本也没想自杀。他后来和我说，正站在山坡边上小便，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刹那间，一个跟头摔了下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正赶上一个打猎回来的，叫孟多甫的鄂伦春族人，发现了他，用马把他驮回他们住的类似蒙古包那样的“撮罗子”。
巧得不能再巧的是，这家仅有的儿子孟坦布，三个月前，就是在那个地方摔下马，丧命的。孟坦布奶奶是“薩满”，有点像汉族的“大神”，她说见到天神了，天神可怜他们家没有后人，就把孟坦布的魂儿放进这个人身上，从此他就是孟坦布了。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莫名在深山老林里，成了孟坦布。
他相信这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莫名虽然下定决心不想成为孟坦布，曾经不止一次的制定好逃离计划，可一进山，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骑马跑了，等于去喂黑熊野狼。
何况，这一家人，真把他当成孟坦布，给予他骨肉亲人一样的温暖和厚爱。于是，他像粒飘来的草籽，慢慢的，扎下根。学会了喝酒，骑马，打猎，和真孟坦布那个媳妇，生了个小儿子。
莫名最痛苦的是忘不掉那两个亲人。可命运劈开一道鸿沟，比天上的银河隔开牛郎织女还残酷，没有一点再相见的可能。这些时候，他才意识到人该有多么脆弱，根本没有什么战无不胜的力量。
到了1963年，文联一个收集鄂伦春民间故事的专家，来到他们已经定居的屯子，住在他们家的红砖房。一面记录着老猎人孟多甫的讲述，一面悄悄观察总是用后背朝着他的孟坦布。三天后，终于发现叫孟坦布的这个人，就是“自杀”的莫名。
随后的情形是，莫名被接回文联，“自杀”者复活，成为省城特大新闻。“右派”帽子仍然在脑袋上，等待安排处理。他不能随意出入他住的招待所，要离开需请示。
莫名听到常白改嫁了的消息，并不惊讶。谁会为一个已经“自杀”了的人，独守空房。他自己不也是睡了别的女人，还生了儿子么。只是他为常白嫁的是他从前的情敌，有点到底被打败了的羞辱。可转念一想，自己早就沦落成野人蛮夫了，还讲什么脸面，没劲。
莫名不缺胳膊不少腿的活着回来了，最震惊的自然是常白。失魂落魄之后一定要见见他。不仅为自己，也为女儿。莫名犹豫再三，想到女儿，终于点头答应了，但他一定要我一起去。我表示拒绝。莫名说，我和常白已经没有只能两个人说的私房话了，谁都可以听。你去，可以消除我以前那个对手的误会，常白可以不必费口舌解释。
莫名说的很诚恳，有理，我跟着他去了。
见面地方还是江边，那棵高高的丁香树下。时节正是晚秋，树枝上残留的几片叶子，都已枯黄。江水倒映着几抹落日余晖，沉缓的流淌着。岸边游人稀落，冷清萧瑟。我们到的时候，常白和已经十岁，扎着红领巾的女儿早等在那里了。
常白依然风韵犹存，围着一条花丝巾，更显出几分俏丽飘逸。莫名的面孔，被深山老林的风雨吹打得黝黑，衰老，一脸的命运涂染的沧桑。曾经执子之手，如今劳燕分飞的这两个人，相对无言的望着。他们内心泛滥着怎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我猜不透。只是觉得他们像在梦中，我也在梦中。
莫名咬紧嘴唇，什么也不说，几大步跨到红领巾跟前，颤抖着伸出手，红领巾却往后躲闪。常白拉住她，对她说，叫爸爸。红领巾 不吭声。常白又说，叫爸爸。红领巾开口了，不是，他不是。声音才落，只见常白抬手打了红领巾一个耳光。红领巾好倔强，没哭，莫名倒是上前抱住女儿，犹如山崩海啸，哇哇的嚎啕大哭起来。
我如果不是亲自在场，怎么也不相信这撕心裂肺的哭号，会是从一个男子汉嗓门里发出来的。它令我联想起啼血的杜鹃，林黛玉那首血泪交织的《秋窗风雨夕》。我眼睛模糊了，常白用漂亮的丝巾，捂住整个脸。
等了一个星期，文联的处理下来了，莫名要继续到林场劳动锻炼，补上“改造世界观”这一课。但批准让莫名在城里再停留几天，而且不用请示，可以自由办理想要办的事情。他却表示，没有要办的，立即就走。
临走前，对我说，这个他住过几十年的城市，突然让他感到十分陌生。他应该是这里的坐地户，可倒觉得是个多余的外来人，寻找不到安放他的身子的一小块地方，更找不到安放他心灵魂魄的一个隐蔽的角落。
最后，他带点诡秘神情，作总结似的说，也许我现在只剩个莫名的躯壳了，里面真装着孟坦布的魂儿呢。这次走，不会回来了。
我立马反驳，什么孟坦布，别说的这么恐怖。什么不会回来了，你得回来，继续写小说。
他笑了，说，你的话才恐怖呢。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我再有斗胆，也 不敢碰那个玩意儿了。在我心里，小说不仅是“蛇”，是洪水猛兽。
竟然一语成谶，莫名一走，果然没回来。
挨到1966年夏天，文联刚要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没人顾得上他，只好继续在林场扛大木头，继续戴那顶帽子。
一直到“文革”结束，文联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莫名。就派了干部去林场给他摘帽，办理交接手续。可是莫名当场把写好的申请书，递给那个干部。他决定提前退休，不回文联了。这年，莫名57岁。
就这样，莫名拎着个小行李卷，带着一身松树油子味，回到鄂伦春族定居的那个小屯子，接着当他们的孟坦布。
可能有莫名的原因，我打算写个鄂伦春题材的剧本，借搜集素材的机会，去过他那个家。那时，莫名养了好几条品种优良的猎狗，不断繁殖扩充，办了个狗场。这些狗像似结有了人性，莫名像似有了狗性，人与狗，相处得心有灵犀。他一进狗场，大的小的，白的黑的花的，都摇头摆尾，轻声吠叫着，有的伸出腿搭在他肩上，有的伸出舌头舔他的脸，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晴天霹雳。狗带给莫名欢乐，也带来了飞来横祸。
1979年，快过春节了，有一天，莫名去县城买点过年的东西，顺便去狗市转转。没想到，他毫无防备的给一条没打狂犬疫苗的狗，狠狠咬了一口，立刻送进县医院急诊室，可是毒性大作，快速扩散，什么药都不顶用，抢救无效死亡。
正好有常白所在的医院派来协助医院建设的医生，参加了抢救，其中有人知道莫名的身份，立刻当成新闻，通过长途电话传到省城。又很快传到常白的耳朵里，她在作晚饭，当场昏倒在厨房里，手里端着一碗水，洒了一地。
第二天一大早，常白敲开我家屋门。前两天在街上遇见过，怎么一瞬间老了几十年，灰黄的面庞，罩满了憔悴，无神的两只眼睛结着红丝，臂上缠着刺目的黑纱，不顾我老婆就在跟前，一头扑进我的怀里。
当晚，我，常白，她的女儿，上了火车。然后长途汽车，然后拖拉机，然后爬山，最后找到了那个小屯子。只见一间红砖房前，火光闪亮，许多人影晃来晃去，我们奔过去。
莫名那个鄂伦春媳妇还认得我，我指着常白，说，老莫的同志。她点点头，转身带我们进了院子里新搭的“撮罗子”。
里面悬着一盏灯，晕黄的灯光，很暗。隐约看见地上有个像单人床那样的木头架子，上面用桦树皮盖着什么，膨膨胀胀的。我们走过去。那女人轻轻掀开桦树皮，只见莫名静静地躺在那里。常白紧紧靠住我，怕晕倒。女儿躲在她妈妈背后。我望了一眼，赶紧扯过桦树皮，想盖上。常白却按住我的手，说，等等。然后把一册不算厚的书本放在莫名身边，那是他的短篇小说集。
这一夜，我们三个，陪着莫名，在“撮罗子”里，一直坐到东方发白。
第二天，就是莫名的葬礼。我看过有关鄂伦春族风情习俗的资料，知道传统的葬礼，过程很隆重很复杂。“薩满”要穿五彩神衣，打鼓唱经，要供奉狍子头，野猪头，要用各色线扎神偶，要在桦树上刻图腾，等等。
可眼前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家人，亲戚，邻居十多个人来送行。没有太阳，空中飘着雪花，北风呼啸着，像是为走了的人营造悲凉气氛。几个壮小伙子，抬着躺在上面的遗体的木架，缓缓走着。
到了事先选择好的大树下，放下木架。只见四棵大树已经砍断树枝，形成个平面，然后，众人一起动手，把木架放在四根树干上，摆稳当了，再跪在地上磕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等那个女人先起来了，别的人都跟着起来，再跟在她后面，往屯子里走，葬礼就这么结束了。
我和常白，她女儿，随乡入俗，照着别人样子做。他们都走了，我们仍然站在大树下，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一层层洒落在木架上，慢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雪堆。常白突然抱住树干，像是也在支撑着上面的木架，支撑着木架上曾经的亲人，让他睡得舒服些，安稳些。或者想用自己的体温，经由树干，给上面的亲人带去最后一丝温暖。
这时，莫名女儿朝着雪堆大声说，有的人活着，却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着。喑哑的声音，如诉如泣，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着，回荡着，伴随着洁白的雪花。
来源：民国文艺（ID：minguowe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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