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干净的眼睛才能够看见灵魂,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是如此。被过多的平庸作品弄脏了的阅读和写作,确实会看不见伟大作品的灵魂。”
“人们经常说,第一个将女人比喻成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我不知道第四个以后会面对多少难听的词汇。”
余华是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读完小学和中学的,十年里他没有好好学习。
1983年余华开始写小说时,认识的汉字也就是四千个左右。
几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们纷纷赞扬他的语言简洁。
余华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
他没有写小说的基础,先找了一本杂志《人民文学》看,看什么时候应该是引号,什么时候应该是逗号,什么时候应该是句号。
大概看了两页,余华觉得行了,自己可以写小说了,然后往所有的杂志寄,所有退回来的小说在中国旅行过的城市,比他现在去过的地方还要多。
他们家里有一个院子,每次邮递员总把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父亲一听到啪嗒一声,就说“退稿来了”。
1993年,余华辞职,去了北京。
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和妻子挤在北京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
后来,《活着》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并在1998年,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活着》甚至打破了纯文学的销量记录,在台湾出版了二十多年来畅销不止,刷新台湾记录;在美国出版10年后,每年依旧可以卖出4000册,而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卖1000册就极难了;在西班牙, 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
余华曾被称为“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兄弟》在出版前因为对当下现实讽刺过于尖锐,一度有封杀传闻流出。
余华说自己和那家出版社定了“霸王”条款,即:如果删改我一个字,这个非独家出版合同立刻作废,我立刻找另一个出版社印刷新的版本。
余华笑称,自己的书印出来后,他立刻检查敏感的地方还在不在,一看都在,这下才放了心。
《兄弟》(上部)出版后,销量很大,售书网站一度脱销。
余华说,关于描写,马塞尔·普鲁斯特是这方面的行家。当他出门旅行,入住旅馆的房间时,因为墙壁和房顶涂上海洋的颜色,他就感觉到空气里有咸味;当某一个清晨出现,他在自己的卧室里醒来,看到阳光从百叶窗照射进来,就会感到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当某一个夜晚降临,他睡在崭新的绸缎枕头上,光滑和清新的感觉油然升起时,他突然感到睡在了自己童年的脸庞上……
余华曾经多次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文学就是这样地美妙,某一个段落、某一个意象、某一个比喻和某一段对话等,都会激活阅读者被记忆封锁的某一段往事,然后将它永久保存到记忆的文档和图片里。”
“写作的捷径只有一个字,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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