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美术之艺术形象来源，不论是青铜器、玉器、瓷器还是其他，均客观印证了艺术来源于生活之观，以本周一周一器为例，一周一器——西周中期井姬貘形尊（典型标准器资料库必备欢迎分享、关注）貘之造型来源和认定如若脱离生活而探讨，很难去判断为何种动物形象，青铜器中发现过一些貘形尊，貘首提梁卣，貘首纹饰，由于此动物已经在大陆绝迹很久了、长时间都被当做了猪或者羊。直到上博的马承源老先生骑着单车去动物园看过之后，才被正确认识为貘。
中国传统文化反映在古美术上的很多形象都是有具象的，笔者在多篇研讨文章里也都有强调，希望读者能以此为纲更好的去理解中国古美术。
此貘之形象也反映了这种动物在商周时期的客观存在性，殷墟等遗址也曾发现过他们的骨骼，很多器物上都有他们的形象出现，下面带大家一起鉴赏各馆藏和貘之相关文物：
山西省博物馆青铜貘形尊一对
高11CM，长18CM
此为倗国铜器，这组貘尊出土于山西绛县横水墓地，同出的铜器铭文显示，他们的主人是倗国贵族。尊本是礼器范畴，无可厚非，但这组器物造型生动可爱，短短的脖颈，圆圆的眼睛，长长的鼻子，短短的尾巴。很有可能是出自夫人墓。器盖上铸有凤鸟形钮，器物整体动感十足，仿佛要一跃而起
战国青铜错金嵌绿松石貘尊
高26.5厘米,长42.5厘米
此尊工艺精湛，华美异常，不但保存十分完好而且流传有绪，曾流失海外，2007年由国内藏家高价购回。
2007年3月9日-18日在荷兰馬斯垂（Maastricht)举行的欧洲古董博览会上，以12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当时成交价最高的中国青铜器
战国早期 立人擎盘铜貘
通高14.5厘米，长18厘米
1972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又叫铜牺立人擎盘，整体由三大部分组成：铜牺是一个竖着耳朵的神兽，牺体肥壮，尾巴短小，形象逼真，它综合了多种畜禽的特征，驯良温顺，憨厚可爱；牺背上立一女子，束发披肩，两臂前伸作合抱之态；双手捧着圆柱，柱顶上放置着一个可随圆柱转动的镂空圆盘。整个器物构思精巧，纹饰精美、造型生动、工艺精湛，是战国青铜器的佳作。
美国塞克勒博物馆战国青铜貘
神面卣上的貘首
冉卣提梁处有一对貘首
商青铜卫父卣
高33.2cm
器腹内底及盖内有铭文，文曰：“卫父作宝尊彝”六字，文字古雅精细，字口清晰。此器通体制作精巧，形式典雅，铜色清润，青绿斑斑，提梁两端饰以貘首。
由这些青铜器可见，貘之造型在青铜器上的表现形式，中国古美术一脉相承，是否能在其他类型的物件上发现貘形象的存在？请欣赏个人藏品：
私人藏品西周和田玉貘形尊
学界一直对于青铜器和玉器间谁借鉴谁、谁模仿谁存在争论，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纠正的是此论点的立论，如果立论是错误的，那么讨论就是无效的。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史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史，其中包括新石器时代陶器、石器、玉器发展史，以及青铜器发展史。
青铜器之史
青铜器诞生于人类文明时期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青铜器在2000多年前逐渐由铁器所取代。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4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夏朝，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其中以商周最盛。
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 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 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礼器是宗庙中和宫室中陈设的器物，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各种典礼仪式的场合，古人认为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所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祭祀有关的器物，目前青铜器中最多最重要的也是宗庙中使用的器物。
玉器之史
玉者，石之美也。玉不琢不成器，玉乃自然之造化，工乃人文之精华，工玉结合，谓之玉器。器有大小美丑之分，亦有巫神王民之别。八千年浩瀚历史，九万里广阔天地，华夏子孙，千秋万代，无不与玉息息相关，故有“玉魂”之说。
中国玉器诞生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从出土玉器考证，距今8000年之久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了我国迄今最早的玉器—玉玦，7000多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古人类遗址上，考古学家也发现了8件玉器，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古人对玉材已具备相当高的鉴别能力，并且已经有了相当娴熟的制玉技能。我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长的国家，“玉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
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取之于自然，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被看作是显示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物，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玉在丧葬方面的特殊作用也使玉具有了无比的神秘宗教意义。而由于玉的外表及色泽，人们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因此，玉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中国国家的产生与玉文化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取决于许多因素。但通过对玉的研究明显看出，玉在中国国家产生的过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玉入其国则为国之重器，玉入其家则为传世之宝"。
中国古玉器的文化内涵不仅包括设计艺术、雕琢工艺、文字记载、装饰等，而且还包括古玉器的丰富的文化承载、祭祀、礼仪功能、宗教功能。
玉从古时神玉——礼玉——王玉——民玉至今，是一种精神、意念对自然美学的追求和升华，是天地精气的结晶。
青铜器时代与玉器时代的相关性分析
从两者的历史对比，不难看出：
“玉器文化”早于“青铜器文化”数千年
从考古学意义上讲，古代历史发展的分期是根据人类的生产工具所使用的材质而确立的，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随着我国田野考古的不断发现，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铁器时代之间还存在着最重要的一个时代，那就是玉器时代，它才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只有这个时代真正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生生不息直至今日仍然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上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爱玉，是骨子里的。
玉器作为礼器出现早于青铜器作为礼器出现
玉礼器的产生大概距今6000-4000年，而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大概距今4000-3700年，可见玉礼器在青铜器出现以前已经存在2000年之久，而且在此2000年之内，玉礼器在原始“礼制”社会中占居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青铜器时代，经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大约延续了一千六百余年，比起玉礼器显然要“年轻”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进入青铜器之后，玉礼器并没有因青铜器的出现而消失，相反地在青铜器鼎盛时期的商周时代，玉器及玉礼器不仅在形式上有了空前的大发展，而且玉器“礼”文化在商周时期上层建筑仍扮演着青铜器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
在古代文献证据方面。《周 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又，“《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记载：“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似为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礼仪》说：“谓礼神曰器”又说：“对之执之曰瑞，礼神曰器，散文则通，虽执之亦曰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载：“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锐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严，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唯半天见。”等等。在《周礼》和《礼记》中不但详细介绍了“六瑞”、“六器”等玉礼器的形制特点、规格尺寸和使用规范，还更为详尽地阐述了玉容器在祭祀中的作用，以及其他玉礼器在宫廷内外、诸侯之间诸如结盟、婚嫁、外交、典礼等社会活动中的应用。《周礼》曰：凡宾客献瑶爵皆赞。《礼记》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荐用玉豆凋纂，爵用玉戋。
在实物证据方面：除了这件私人藏品西周和田玉貘形尊与青铜器同类造型上的相互印证，名扬海内外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造型端庄、纹饰精细的几何纹与兽面纹玉簋，还有同时出土的玉盘与石豆等，还有陕西扶风县出土的玉匜和玉簋等，以及出土较的玉刀等各类兵器，都能在青铜器里找到相似的物件，它们验证了在商周时期除了用青铜容器作祭祀礼器外，还用玉制容器进行祭礼仪式的事实。
从中不难看出金石之器的相互影响，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模仿的辩证关系，且更大程度上是相互支持与发展，如果一定要说是谁影响了谁，那么玉器当之无愧。“玉器文化”持续时间不仅比“青铜器文化”久远，而且要早于“青铜器文化”数千年。不仅如此，甚至在青铜器的鼎盛时期，玉器，尤其是玉礼器，依然获得大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美术一脉相承，以开放的心胸和眼光，研究和探索的不懈精神去欣赏这些文明、文化的载体，也才能更好的去理解文物本身及其相关性。
金石不分家，这也在鉴定学上给爱好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究鉴赏玉器的同时，青铜器方面的知识沉淀也必不了少，毕竟青铜器的可参照器较玉器目前的出土可考情况来看更全面，在玉器出现的新器形上更能够打开心胸和眼界，提高认识。研究鉴赏青铜器的同时，同样也注意玉器方面的知识沉淀，能更好的从文化、历史内涵范畴去认识物件。
鉴赏从来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古之文物，中国古美术器物上的相互影响和印证随处可见，读者只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处处是素材和可研究的知识点，期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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