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是我国近十年来考古学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本文对这十余年的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认为公共考古学在我国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在公共考古的定义讨论、理论构建与引进、大众与公共考古学以及公共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上，尽管公共考古学在这十年里得到一定发展，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作者简介：刘文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章原刊于《丝绸之路》2013年7月刊。感谢作者授权！
公共考古学，又称为公众考古学，这一词语随着美国考古学家、遗址保护专家查尔斯·麦克基姆先生的《Public Archaeology》这本研究专著而逐渐走向世界。自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这与“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的核心是一样的：如何向社会、向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会上已经有中国的考古学家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近几年来，随着“考古学要走向大众”的呼声越累越高，随着大遗址公园的建设、考古工地的开放、博物馆展示方法的改变、考古科普书籍的出现、媒体上的各类考古类节目的出现，公众考古学在国内红极一时。本文拟对我国近十年来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学的定义与内涵
公共考古学，这一名词是一个舶来品，源于Public Archaeology，国内对于这一概念的没有较为统一的称谓，又可称之为公众考古学或者大众考古学，范佳翎通过英美国家不同地区的考古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认为理解的偏重点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现背景和所面对具体问题方面的差异[1]。公共考古学，大多数学者根据《Public Archaeology》认为，这是一个西方的名词，同时也认为这是西方的理念，但是高蒙河先生则认为考古学大众化的理念中国从来就有，并通过苏秉琦先生不同时期，即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公众考古思想的演进而认为苏先生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领军人[2]。公众考古学的定义，目前还是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认为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再思考，这种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是所谓的“公众考古学”[3]。姚伟钧,张国超认为国内公共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的大众化[4]。钱耀鹏先生认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学的社会化[5]。陈淳先生认为公众考古学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如何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阐释过去[6]。当然对于公众考古这一概念提出也并非异口同声，施劲松，王齐就认为从考古学“公众考古学”的提法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而且在实际操作时还潜存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危险。[7]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钱耀鹏先生认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新的领域，严格意义上来讲，公众考古学似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分支。[8]梁太鹤先生认为 由于“公众考古学”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论述称它将是国内考古学中“呼之欲出”的一个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围和问题说，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分支说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为新的分支学科，却值得细加估量[9]。孙波也认为公众考古学因为缺乏理论而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10]。
二．理论研究
公共考古史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理念，这一理念一旦提出，便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不小共鸣。其中不少的学者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但是在理论研究上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学者们的观望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公众考古学主要以《中国文物报》和《南方文物》为两个宣传的阵营，其中《中国文物报》主要以刊等公共考古学大众性，普及型文章为主，实时性、思考性较强。《南方文物》则主要刊登学科理论知识，其中介绍西方公共考古学的文章占有一定数量。郭妍丽先生通过对考古学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分析，认为考古科学化与大众化的结合点在文物保护，并且通过四种方法可以实现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的结合[11]。郑媛则从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对文物的威胁、公众对考古知识的盲区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业尴尬的现状出发，认为公众考古学的建立是公众需要、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考古行业需要[12]。魏峭巍通过对国外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认为国外公众考古学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应加强公众考古学理论建设，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众考古学道路[13]。李琴，陈淳通过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简要介绍，认为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应该在多方的合作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大众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对西方的公共考古学进行了简要梳理，并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结合中国现状认为应该谨慎处理各种关系，考古学家应在公共考古发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识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现实平台[15]。在中国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上，姚伟钧,张国超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的途径大致有四种：考古现场的参观、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其中参观考古现场是目前我国公众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则选用了现场参观、科普书籍、动态讲座、考古专题影视等四种方式进行公众考古学的引导和推广[17]。上述的几种方法或者形式基本涵盖了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的运行模式。在公众考古学基本理论方面，魏峭巍通过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认为三者之间的分歧必须在共有元素考古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博弈，从而实现纳什均衡，完成遗产保护[18]。崔玉范从美国公共考古学教育的视角，对美国公共考古的机构和运行模式进行了详实的归纳，认为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由考古学家发起，教育学家们积极参与并合并了社会各个团体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考古学知识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公众化[19]。曹兵武认为考古资料具有公共属性，考古资料不仅仅是考古学家的资料，也应该受到其他领域甚至大众的关注。而考古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考古资料的一个方面，而考古资料和考古知识的分享传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其考古资料的载体和传播的途径，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遗产发展的需要[20]。麻赛萍、高蒙河根据考古教育与考古资源的密切程度，将考古教育按照三个不同的场所，考古现场、博物馆和课堂加以划分，剖析在三个场所开展的考古教育内容、手段和效果，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动提供参考[21]。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源于西方，故也少不了西方相关的介绍性文章和译著。《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是《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在文章中详细的论述了公共考古学的定义，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22]。而《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馆的强大的媒体功能和为考古服务的性质后，认为其单一的陈设脱离了公众的需求。在1960年以来，博物馆的功能转向公众，树立了公共服务的意识，实现数码通道、幕后参观、外界文物盒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公众考古资源的保护、鉴赏意识，从而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23]。希尔松·兰贝利通过对巴西水下文化遗产的种种复杂问题的讨论，打破水下遗产由于观点差异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则在水下遗产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这些文章为我们了解国外的公众考古学模式，思考我国公众考古学开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借鉴的方法。
三．公众与考古学大众化
公共考古学中的公共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是公众，即一种国家行为，这种政府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其二是公共，是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集合体。所谓的“公共”就是要处理国家、公众、考古学三者之间的关系[25]。国内这几年来探讨较多的还是大众与考古学的关系。其中早在96年，陈星灿先生就著文《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从考古学学科的性质，研究方法等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26]。陈洪波撰文认为在目前之国内，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27]。因此，业内和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也大声疾呼，要求考古学走出象牙塔，建立公众考古学体系。曹兵武先生认为考古的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不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学家有益的学科尝试，并且认为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28]。 公众考古学在我国的兴起，截止目前已经十年了。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实现考古的大众化。一大批考古工地的开放，一大批具有科普意识的书籍开始出现，全方位的介绍考古学的真真假假，苏秉琦先生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总结了毕生研究所得，被他自称为“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的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先生主编的《考古探秘》，许多大考古学家撰写小文章，讲述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王仁湘先生策划并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系列丛书，一共出了40余本； 高蒙河先生的《考古好玩》（《考古好玩》， 高蒙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讲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许宏先生的《最早的中国》（《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图文并茂，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的讲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乐 二○○○年发掘报告》（《赫章可乐 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一书，在编著中采用了“发掘者说”，用报告惯例之外的通俗语言和视角，随文配上相关照片图像，对该编内容和关注点等加以概略讲述，运用浅显的语言，辅之以考古学常识。这一本报告是考古学报告编写新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与编者力图推进公共考古学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对于科普性的考古学书籍，我们所提及的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可以看出考古学者正在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考古学的大众化进行的有益的尝试。考古学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公众考古学与大众的交流与沟通，李春华认为博物馆在促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博物馆的大众考古要克服陈设简单，与大众缺乏沟通的现状，实现公众考古学的建立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9]。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的诉求与考古学的科学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源于考古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给公众提供是仅可能多的过去的历史“碎片”。这些碎片由公众在考古学者的正确引导下完成“历史拼图”[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之一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 Ancient Farm）为例，认为“实验考古学”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优势，应该在公众参与实验考古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31]。同时，范佳翎认为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观地记录现场，更具有视觉冲击力，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做好影像的真实性、全面性、科学性收集对于公告考古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学实施与推广中，程艳妮从阳陵公众考古的实践活动出发，认为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年龄限制、经费缺少、模拟考古教练的缺失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缚着考古大众化的发展[33]。麻赛萍根据上海市政府产学研的“三区联动”城市战略，积极寻找考古普及化在这一战略下社区化，认为考古社区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扩大范围、并且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落实考古学的普及[34]。上述的这些学人及其研究，有科普性，也有科普常识性的，同时也有实践性，这正反映了学人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在尝试考古知识的普及和公共考古学的落实。
四．公共考古与传媒
公众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传媒的参与，加强与传播机构的合作，借助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平台进行发布，使之成为考古报告外的成果展示渠道。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越来越影响考古活动与考古学的形式。但是媒体是把双刃剑，可以扩大考古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会由于媒体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而陷入非客观的考古报道。于是，关于公共考古与传媒的关系，也不乏学人关注。曹兵武先生认为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5]。孙波认为信息化和网络等传媒的飞速发展，考古行业可以通过媒体而传播考古知识，但是由于考古学或者文博行业与的行业状况，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质疑，文物部门正在从危机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转化为被问责者。正是这样，在危机关头更需要建立公众考古进行应对[36]。张士坤、王志华从考古学共享现状及问题出发，剖析了考古学与媒体接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呈现不均衡，呈现模式与语言有悖考古学的严谨等问题，进而提出考古学工作者在与传媒的接触中应该主动些，积极些。这样有利实现考古知识的共享[37]。郭云菁从考古传播人才培养为切入口，认为公众考古传播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的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进考古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的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38]。当然，对于媒体持保守态度的也有，他们认为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不是考古学传播，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39]。 陈洪波就公众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认为传媒与大众的关注立场是一致的，传媒关注的是考古学以外的东西，而不是考古学本身，这传媒和大众的功利的心理显然与考古学家的思想观念是难以合拍[40]。
五．存在问题
通过上述综述，我们对近几年的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现状有了简要的了解，从整体的研究状况来看依旧非常的薄弱。我们尚未发现一部关于公共考古学研究的专著。国内大多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认识还依然不够清晰，尽管公共考古学从发展阶段上，已经跨越了宣传与呐喊的阶段，但是似乎大多数考古学家对此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冷眼旁观。国内学界在公共考古学的理论和模式进行全面研究的相关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并且在公共考古发展之今天，依然存在许多理解的误区、错误的认识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学领域，这些错误的认识和存在的问题不给予及时的厘清和纠正势必会影响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1．公共考古学内涵的缩小化趋势。目前，一旦提起公共考古，人们就会认为这就是考古知识的普及，这种认识不但存在普通公众的思维里，而且普遍存在我国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管理者的意识里。公共考古这一概念发源于西方，尽管没有一个统一明了的概念，“公众考古学是服务于公众兴趣的职业考古学研究方向，协助立法保护古代遗址与发现、管理博物馆收藏、并向公众展示古代历史、与开发商协商尽可能的减少建设项目对古代遗迹的影响。大部分考古工作还是旨在创建与出版专业的学术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发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学术规范的专业领域，公众考古就是用来界定这一发展与多样性。博物馆不再是一个文化机构，而是藏品与档案的收藏、解释与展示的专业实践场所。公众考古学还包括了公众对古代遗存的普遍兴趣。公众考古学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跨域了许多学科。”[41]这一段话不是给考古学下定义，但是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学所涉及的领域远远已经超出了考古学本身。诚然，正如曹兵武先生所言“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但是公共考古学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学大众化过程中一个很细微的方面，属于考古知识的宣传，而不是公共考古学。
2．公共考古学展现方式的模式化。近些年来，以国家和地区考古学机构为主体的生力军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学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广公共考古的实施与落实。但是综合起来现在各个地区落实公共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已经近乎模式化，科普读物、工地参观，模拟考古、博物馆教育等为主的中国公共考古学运行模式，这一中模式实际上更多是考古知识普及，换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学内涵缩小化之后的行为反应。
当然，随着公共考古的提出，中国考古学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普及，这一种普及使大众广泛的参与到考古学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当中去，这一举措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的文化遗产的认知，增强国家文化的保护力均有非常明显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学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中国的公共考古写还需要不停得探索，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
注释：
[1] 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 》，《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第7版。
[2] 高蒙河，麻塞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1期。
[3] 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4] 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略论》，《浙江学刊》2011年1期。
[5] 钱耀鹏：《价值实现与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 陈淳：《考古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7] 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6期。
[8] 钱耀鹏：《价值实现与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9] 梁太鹤：《2008年公众考古案例盘点及思考》《中国文物报》2009年6月26日007版。
[10] 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005版。
[11] 郭妍丽：《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1期。
[12] 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4期。
[13] 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3月。
[14] 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1期。
[15] 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16] 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略论》，《浙江学刊》2011年1期。
[17] 刘国祥：《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25日。
[18] 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2期。
[19] 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8期。
[20] 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南方文物》2011年2期。
[21] 麻赛萍，高蒙河：《考古现场·博物馆·课堂：考古教育的三个阶段》，《博物馆研究》2011年3期。
[22] 【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南方文物》，2007年2期。
[23] 【美】尼克·梅里曼著，黄洋，高洋译，陈淳校：《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1期。
[24] 希尔松·兰贝利：《保卫巴西水下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与公众考古学》，《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8年4期。
[25] 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26] 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读书》，1996年12期。
[27] 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007版。
[28] 曹兵武：《考古学与大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29] 李春华：《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007版。
[30] 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6期。
[31] 范佳翎：《“公众化”实验考古》，《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007版。
[32] 范佳翎：《公众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10日。
[33] 程艳妮：《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文博》2012年12期
[34] 麻赛萍：《文物知识普及与社区化》，《上海文博》2009年1期。
[35] 曹兵武：《考古学与大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36] 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005版。
[37] 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5期。
[38] 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第7版。
[39] 熊焰：《解析考古新闻“秀”》，《新闻前哨》2002年4期。
[40] 程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41] 【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迈克尔·尚克斯，陈胜前译：《公众考古学/博物馆学/保护/文化遗产》《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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