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本法西斯进入了内外交困时期。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兵分两路向日本太平洋战线进行“双叉冲击”,使日本当局精心构造的“绝对国防圈”开始崩溃。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便绞尽脑汁寻找死中求活的出路,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打通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贯通日本与南洋地区的联系,以便同盟国进行长期战争。
早在1943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就开始酝酿对华“一号作战”方案,即“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方案。
11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到所罗门群岛视察战况后认为:
“太平洋方面防线可能被突破,制海权恐将回归联合国家方面。当我们受到盟国自海洋方面的压力时,我们不能不依存大陆。为此,需要预先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将大陆变成连接南方的大走廊。由此,日本本土可通过中国大陆同南方圈继续保持联系。同时,必须考虑到通过坚决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提高全军的士气。”
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开始研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计划。日本参谋本部设想,这次对华作战要打通河南新乡至汉口的平汉线、武昌至湖南衡阳的北部粤汉线、衡阳至广西柳州的湘桂线,再铺设柳州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线,这样,就能将自朝鲜经中国东北、华中、华南至印度支那铁路线贯通。
通过这次作战,还可歼灭该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主力,并摧毁衡阳、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
这次战争的大势取决于太平洋方面的战局,在最坏形势下,将出现“国虽败,在中国大陆尚有60万精兵”。
12月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出《纵贯大陆铁路作战计划》(后改称《一号作战计划》),将作战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湘桂线第一期作战,攻占湖南岳阳、长沙、衡阳,时间从1944年6月初开始,预计1个半月;
第二个阶段是平汉线作战,攻占平汉线,时间从1944年7月初开始,预计1个半月;
第三个阶段是湘桂线第二期作战，时间从9月初开始，攻占广西桂林、柳州地区，预计2个月；
第四个阶段是湘桂线第三期作战，时间从1944年12月初开始，攻占衡阳至广东的粤汉线，预计1个半月。
作战总兵力约12个师团。作战结束后，约使用9个师团兵力驻守新夺取的铁路沿线地区。
由此看来，日本参谋本部将中国作为日本困兽犹斗的最后堡垒，从《一号作战计划》兵力使用数量来看，是日本自全面侵华战争以来，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1944年1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元帅将《一号作战计划》上奏天皇，指出这次作战的目的是，“以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敌航空基地，阻止敌机对日本本土及中国东海的活动为第一目的。同时，如果将来海上交通断绝，也可将南方物资经中国大陆运回”。
从《一号作战计划》的制订过程可以看出，日本对华“一号作战”的目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打通中国大陆铁路交通线，贯通自朝鲜经中国东北、华中、华南至印度支那铁路线，当日本在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时，利用大陆铁路线保持与南方战线的联系，既可从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运回国，又可将军用物资运往南方战线，将大陆铁路线作为日本与南方战线连接的纽带。
第二，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的机场，阻止美国空军对在华日军、中国台湾、中国东海的轰炸。
第三，歼灭铁路沿线地区中国中央军的主力，以打击重庆国民政府，促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
第四，将中国大陆作为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战败后负隅顽抗的基地，“国虽败，大陆仍有60万精兵”，仍可继续顽抗。即是说，日本将挽救日本败局的希望寄托于“一号作战”上。
1月24日，《一号作战计划》获得天皇批准。同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和日本南方军下达《大陆命第921号》和《大陆指第1810号》命令，要求务必在3月中旬前提出具体作战计划。
在命令附件《一号作战纲要》中指出：
“中国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之际，先自华北，继而自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开始进攻作战，击破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先后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平汉线及湘桂、粤汉两铁路线沿线战要域。”“南方军为策应和协助中国派遣军作战，从缅甸及印度支那方面实施作战。”
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在4月开始进行平汉线作战，6月开始进行湘桂线作战。3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了“一号作战计划”，提出作战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沿线要域，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遏制敌空军空袭帝国本土及破坏海上交通线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
自4月下旬开始，日本中国派遣军以4个师团、4个旅团的兵力发动平汉线作战，时间预计1个半月。
自6月初开始，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以9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湘桂线作战。驻广东日军第二十三军以2个师团、2个旅团的兵力，向广西柳州至南宁地区进攻，驻印度支那日本南方军1个师的兵力，向中越边境进攻，两军合力打通中越铁路线。
作战时间约5个半月，为保证“一号作战”的实施，日本大本营决定将原计划调往太平洋战场的5个师团留在中国战场，从日本关东军调出1个师团并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团，增援日本中国派遣军。
日本的“一号作战”，在日本《战史丛书》中由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和广西会战三大战役组成。1944年4月7日夜，日本华北方面军以6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了打通平汉线的河南会战，击败中国军队，于5月9日打通了平汉线，于5月25日攻克洛阳，控制了河南省的重要地区，河南会战结束。
5月27日，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以8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了打通武汉至长沙、衡阳段粤汉线的湖南会战，遭到中国第九战区的拼死抵抗，经过2个多月的激战，于6月18日占领长沙，8月8日攻占衡阳，湖南会战结束。
为了作战指挥的方便，8月26日，日本在中国新设第六方面军，由冈村宁次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三十四军进行广西会战。
9月8日，日军第十一军攻占湖南零陵地区，沿湘桂线向广西推进，于14日攻占广西北部重镇全州，逼近桂林。10月初，日本第六方面军制订广西会战计划。10月28日，日军第十一军从广西全州向南，日军第二十三军从广东向西，两路日军夹击广西桂林、柳州地区。
11月11日，日军攻陷桂林。11月10日，日军攻陷柳州。继而，日军一部向西推进到贵州独山。11月24日，日军第二十三军攻占南宁，继而于12月10日与从越南北攻的日军会师绥禄，打通了中越交通线。至此，广西会战结束，日本“一号作战”亦告结束。
日本在华发动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日军通过“一号作战”，打通了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击溃了当地的中国军队，摧毁了桂柳地区的中国机场。
从表面看，日军战果赫赫，但从全局来看，是得不偿失。
这是因为：
第一，“一号作战”牵制了日本陆军兵力，增加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困难。
“一号作战”前，日本陆军在中国本部的作战部队为60万人，在太平洋战场仅50万人，而本来转用于太平洋战场的5个师团也被截留在中国，另从日本关东军调出1个师团，并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团，增援日本中国派遣军。
这就削弱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能力，加快了日本“绝对国防圈”崩溃的步伐。
第二，在中国战场延长了战线，扩大了占领区，兵力更加吃紧。
“一号作战”使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战线延伸了2000多公里，使用兵力41万人，虽然摧毁了桂柳地区的中国机场，限制了中美空军的活动，但要守住这些新占领区,却比攻占这些地区更为困难。
第三,日本在华新占领区是以铁路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随时会受到攻击,顾此而失彼。
第四,更重要的是,由于抽出半数兵力进行“一号作战”,日本原占领区兵力大减,后方空虚,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乘机开始了反攻作战,日军不得不退守“点”(大城镇)和“线”(重要交通线),使日本原占领区面积急剧缩小。
总之,通过“一号作战”,日本在中国完成了从战略相持到战略防御的战略转折,这是日本当局所始料不及的。
1944年,日本当局还企图通过向中国政府求和,以图“死中求活”。
6月,美国中部太平洋舰队攻陷马里亚纳群岛,日本“绝对国防圈”被打得七零八落,战败的阴影笼罩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被作为替罪羊而下台。7月22日,小矶国昭大将出任首相。
天皇宫廷重臣集团要求内阁寻求一条体面结束战争的途径,即一条既能保存日本在战争中搜取的既得利益,又能体面地结束战争的途径。8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提出,对重庆国民政府迅速进行“政治工作”,以解决中国问题。
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订《关于对重庆实施政治工作的文件》,该文件规定:
“对重庆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应着眼于停止重庆政权对日抗战,并创造出彼此间直接会谈的机会。”
同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同意蒋介石归返南京,建立统一的政府;
第二,废除同汪精卫政府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重订《日中友好条约》;
第三,不改变(伪)满洲国现状;
第四,“要运用一切手段,助长日华和平思想,宣传重庆对美、英的依存终究会招致中国民族的奴隶化及东亚的灭亡”,等等。
但此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国绝不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日本甚至无法找到与蒋介石政府联系的渠道,对重庆政治工作也就始终停留在纸面上。
1944年,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胜利也是对日本的重大打击。
1943年12月底,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从缅北发动反攻作战。
8月3日,在美军配合下,中国驻印军击败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0月中旬,中、美、英联军发动缅北战役,经过7个月苦战,于1945年3月攻占了缅北,打通了滇缅公路,恢复了中国的国际通道。
在此前后,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向盘踞在中缅边境云南省内的日军发动反攻,经过8个月的激战,于1945年1月收复全部国土。1944年至1945年春,以中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国军队进行的缅北作战,不仅为缅甸的解放建立了前进基地,而且打通了滇缅公路,恢复了中国的国际通道,为在中国战场进行反攻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 1944年,日本对华政策是一种“死中求活”的政策,尤其“一号作战”,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困兽犹斗,不仅未能改善日本行将失败的处境,反而在中国战场由战略相持转换到战略防御。
进入1945年后,日本法西斯已处于盟国重重包围之中,四面楚歌。1月,美军攻占吕宋岛,控制了菲律宾,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全面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紧急研讨对策。日本大本营判断,美军攻占菲律宾后,将直接进攻日本防御的核心地——“日、(伪)满、华”,使日本南方战线与本土隔绝,处于孤立状态,而日本有组织的战争,大约只能持续到1945年中期。
根据这种判断,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1945年中期为目标的战争指导草案》,提出:
“帝国依旧继续进行决战,争取战局的好转迅速确立以日、(伪)满、华为基础的积极防卫态势,坚决实现长期持久战争。”“为促进确立建立日、(伪)满、华就地自给作战,建立长期战争的坚韧不破的态势”,“要倾尽全力决战,粉碎敌人的企图”。
其决战的具体措施是:
1.对来自太平洋方面敌人的攻势,极力摧毁其进攻能力;
2.在中国大陆,按既定方针准备在东南沿海作战;
3.在南方各地区,日军只能各自为战;
4.尽可能地保持南北交通不中断;
5,袭击并摧毁敌后方补给线,挫伤敌人斗志。
实际上,日本已无力回天,所谓“决战”,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所谓“决战措施”,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应急措施。
2月22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
在欧洲,预计本年中期德国会出现“最坏的事态”;
在亚太地区,预计美国对日攻势将更加猛烈,至八九月,完成对日本的包围进攻态势;
在北方,估计苏联可能会对日作战;
在中国,中国政府努力利用与印度支那陆地交通重开之机,恢复与增强战力,随着军队装备美式化,策应美军作战,实施对日反攻;
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延安方面的反攻行动将愈演愈烈。
根据上述对世界大战战况的分析,日本大本营确定的作战方针是:
加强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的防御,建立阻止美军进攻的不败态势。关于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作战目的是粉碎主要敌人美军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挫败其企图,确保大陆要地,努力使重庆国民政府势力衰亡”,“为了牵制和威胁美军对帝国本土进攻,以及封杀其到达中国沿海的企图,迅速强化中国沿海要地的作战准备”,“为了确立日本军队基地,并容易取得国防资源,应迅速稳定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下游重要地区”。
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是日本“决战”的核心地区。
在中国战场,日军将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
东线是准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同美军作战,西线是与中国作战。可见,日本是将中国作为本土防卫的屏障。
在中国战场,日本中国派遣军认为,抵抗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美军进攻较之进攻四川要困难得多,因而主张先进行四川作战。
但日本大本营为了将中国大陆作为防卫本土的屏障,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击退向中国大陆进攻的主要敌人美军,粉碎其进攻意图,在确保大陆战略要地的同时，使重庆势力衰亡”。
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在中国要进行东（美国）西（中国)两线作战，作战重点是东线。
1月22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命第1228号》和《大陆指第2363号》命令指出：
“大本营的意图是击退正在反攻的敌人，尤其是美军，确保以皇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地，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日本中国派遣军应阻止美军的进攻，确保中国大陆的重要地区，使蒋介石政府势力衰亡。为此，要加强在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击破从东西两面进攻的敌人，尤其是美军。
根据这一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将对美作战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要求各军在确保现有占领区的前提下，广东地区第二十三军在3月末以前，在沿海地区做好对美作战准备；京沪杭地区第十三军于初夏之际，在沿海地区做好对美作战准备；日本华北方面军要尽可能保持对重庆的压迫态势，同时于春夏之际，在内蒙地区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在青岛地区做好对美作战准备；鄂湘桂地区的日军第六方面军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战力衰竭，为进行东西线作战创造有利态势。
3月下旬至4月上旬，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4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老河口作战，攻占了老河口，占领了老河口机场。
4月中旬至5月上旬，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芷江作战，但在中国军队抗击下，以失败而告终。4月中旬，日本大本营鉴于美军已在冲绳登陆，估计美军不会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可能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于是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将对美作战重点从中国东南沿海转向中国东部沿海，尤其是上海、山东一带。
4月18日，日本大本营决定从华中、华南地区抽调4个师团到东部沿海地区。4月2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开始从广西撤军。
5月28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1335号》命令指出，为加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从湖南、广西、江西地区的湘桂线、粤汉线撤军。
根据大本营的命令, 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新的作战大纲,决定“中国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在对苏、对华进行持久战的同时,粉碎从中国沿海进攻的美军,使本土决战容易进行”。
对美战备的重点首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三角地区,然后是山东半岛。
广东地区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以一部分军队防御广州、香港地区,准备对美、英作战,其他部队调往南京;京沪杭地区的日军第十三军从福州、温州地区撤军,固守京沪杭地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东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并配合日本关东军做好对苏作战准备,抽出3个师团加强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从河南及山西南部撤军;日本第六方面军从广西、湖南撤军,退守武汉,阻止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攻,以有利于日本中国派遣军以主力同美军作战。
此时,日本在中国战场已是四面楚歌,所谓“收缩战线”,完全是溃败的态势,所谓“作战计划”,不过是失败前的徒劳挣扎而已,所谓“对美苏作战”,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再加上,自1945年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进行全面反攻,日军只能退守“点”(重要城市)和“线”(重要交通线);在正面战场,当日军收缩战线,从广西、湖南、江西等省撤军时,中国政府军队乘机进行尾追作战。此时,日军在中国已是捉襟见肘,东躲西藏,苟延残喘。
1945年5月9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处于盟国四面包围之中。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指出,德国的顽抗已被盟军所摧毁而灭亡,日本如若顽抗,也会是德国同样的下场。
中、美、英等盟国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日作战,给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这样一来，日本完全处于战略崩溃的边缘。
1944年日本以重兵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对正面战场是极大的冲击，国民政府军队一败再败，险些让日本孤注一掷的冒险战略成功，这是很不应该的。但在对于日本来说，也加快了其灭亡的速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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