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上敬佩，就是同情。出发点至少有两条：一，他不该给后世涂抹的面目狰狞；二，这也不是他的真实面目，可谓冤情不浅。
郭沫若当然不是不能批评。近20年来，他也早给正人君子流骂到狗血淋头了。再骂，也实在没啥新鲜的材料了。其实，不妨想想，盘点一番，郭鼎堂这一辈子，到底做过什么恶事，让人贴上“才子+流氓”的标签，至今都跟502胶水淋了一桶般就是去不掉呢？除了年轻时陆续有过几段风流债，以及在不堪言述的岁月里写过几首“劣诗”（这个时人也都是很真诚在写的，连“拍马”实也谈不上，更多是认知的问题），他还有啥斑斑劣迹、滔天恶行，值得诸君朝思暮念一再鞭挞的呢？
要我说，连“咬郭爱好者”津津乐道的“沈从文自绝案”，都有点乌龙。说白了，这不过是解放前的一场文艺论争，大家你来我往口气都重，这类杂文笔法鲁迅写过上千篇呢，老郭彼时照样无权无势，且还是“避难文人”一个，何曾会想到沈先生居然杯弓蛇影到想不开呢?更何况，日后二人交游颇多，早就冰释前嫌，沈先生在很多事情上多蒙其照护，其日后书信可证。这个“逼人致死”的罪责，还安不到郭身上。至于什么“开挖明陵案”，自媒体信众居然也要一窝蜂攻击郭沫若，那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如今材料俱在，那分明是一个上头集体拍板很正常的考古工程，主持兼策划的带头人也是吴晗，郭沫若不过履行程序在上面签名画押而已，以讹传讹为郭“想方设法要挖明皇陵”，甚至还捕风捉影老郭祖上是郭子兴，“对老朱家有恨入骨髓”云云，不令识者笑掉大牙？老郭多大本事啊，区区一个“社会贤达”，竟然想挖谁就可以挖谁啊！这是仅据常识都能判断的是非争议。知人论世，首要准则当是“实录”。
我为郭沫若辩护，简单总结，起码还有两条理由：一，以晚近以来“知识分子良知”的判定标准，我觉得郭沫若即便谈不上“书生楷范”，也不该弄到众恶集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的所有问题只在“不做什么”。内中很多心曲，四个字，“自保”而已，“糊涂”而已。他一生都没害过人，怎么就成了“无耻之尤”？这就很奇怪。有位“四川鬼才”说，“四川人总喜欢搞两极化，现代出了两位大才子，一个是无耻的代表，一个是良知的典型，前为郭沫若，后为巴金”。这话稍加琢磨，也是很邪门。巴老让礼敬为“良知重镇”，一大理由是他“从未害过人”，可难道郭公不正也是如此操守或底线？要说老郭一度“曲学阿世”，巴老不也曾是一遍又一遍地或违心或“真诚地”批驳友朋，且不惜降志辱身？难道说，到了太平岁月，写了几篇文章表示反省，就是云泥之别善恶分野了？对巴老周扬季羡林等先贤是“理解之同情”，到了郭沫若身上就是失效了？照这么判别，那郭沫若唯一的错误，就是去世得太早，1978年就匆匆辞世，历史吝啬地没留时间给他“转变”。总之，这种踩高捧低的论调，是不公平的。我反对“上纲上线”，也反对“双重标准”。
其二，我以为，郭沫若即便有错，最重的错误也不过是“犬儒”，起码称不上什么“无良文人”。说白了，文人情性，不免懦弱，看到有不理解的地方，保持了沉默。可他一介文人，又能如何呢？要我公平地说，他之表现，已超越百分九十以上同行，他起码守住了底线，从未害人，从不落井下石，丝毫不卑鄙。晚年郭沫若，有点类似“晚年歌德”，主调是“悲剧”，而不是“无耻”。此外，我只承认，他年轻时代确实在男女私情上有些放浪，但也只是个人私生活领域，当事人都没什么怨言，我等瓜众“义愤填膺”就不免莫名其妙，鄙意还是住嘴为好。那个时代，文人风气如此，彼时也没人觉得是“污点”，略翻下李欧梵那本名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当会明白我所言不虚。更为重要的是，我素来以为，所谓“郭沫若现象”，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反思，进而警醒避免，而不是又一轮批到批臭把戏的上演，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压根就是“用嘴咬对付嘴咬”，正是“以反对的方式行反对之事”，更别说里面充斥着诬陷不实之辞。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极端化的思维方式，本就是反思的重心部分。
我斗胆说这些，其实也无意为郭沫若“说话”，更谈不上“洗白”。他从来都不是我特别崇仰的知识分子类型，也无需我拿家里1kg 的廉价洗衣粉去浪费。扯来扯去，其实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该他承当的，后世如何洗冤都无济于事；不是他的罪状，总有一天又得再“翻案”，还其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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