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段语录，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观点。
这种意在鼓励学有所成的士子积极入世的思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主张，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它在中国古代全民价值取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社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反映了个体需求满足的可能性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必然联系，缓和了个体与社会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强化了个体读书的激励机制。
如何根据个体需要满足过程的心理特点，用科学的手段对其进行制约和引导，做到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能满足个体的需求，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与统 一。
这是困扰古今中外统治者的难题。“学而优则仕”是解決这种矛盾的合理方式之一。
首先，“学而优则仕”反映了教育与个体素质之间的因果关系。
它把教育作为提高素质的重要手段，以受教育程度，学业成绩作为个体素质优劣的重要际志，也就在实际上承认了教育在人类文明的继承与延续上的重要作用，承认教育在个体发展t的重要作用。
孔子及弟子认为教育过程能使士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教育能使读书人“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能“见危受命”，能治“千乘之国”，又能主“百乘之家”成为“修己”“安人”的圣人。
事实上，教育将人类千百年积累的知识经验高效率地转化个体的精神财富，其发展上的效率是其它任何手段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个为现代教育学所公认的科学命题，在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中依稀有影可鉴。
其次，“学而优则仕”理顺了个体素质与个体需求满足可能性的关系。
个体要获得需求满足，其重要主观条件是自身素质。个体只有在认识水平、个性、道德品质和体质等方面达到相应标准，成为素质合格的社会成员之后、他才具备了满足需求的可能性。
素质优良的个体实现自身需要的可能性总是大于素质低劣的个体。
“学而优则仕”按个体素质的高低录取人才，使需求竞争和素质竞争结合起来，并纳入教育竞争的范围之中，使个体注重德、学、才、 识等方面的发展，毫无疑问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进步，都是十分有利的。
其三，“学而优则仕”理顺了个体需求满足的可能性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第一，它把受教育过程作为实现个体需要的准备阶段， 把教育当成个人欲求实现的工具。
第二，让个体把“干禄”当成目的，并巧妙引导因“干禄”产生的驱动力以强化受教育行为，形成了强力而持久的读书激励矶制。
第三，使教育程度与个体需求满足的可能性形成类似正比例的关系，提高了个体挤入高文化层类的兴趣，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文化群落的形成。
第四，通过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增强杜会的整体力量。进而使每个个体需求满足的可能性增大。同时又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维护和扩大了当权者的既得利益。
由此可见，“学而优则仕”以教育为手段， 以需求为动力，以个体素质为基础，以物质精神享受为诱饵，以达到笼络人才，维护统治为目的。
它客观上促进了个人与社会在需求上的协凋。激励引导个体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接受教育上，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习惯势力。
而“学时优则仕”的合理内核正在于此。
“学而优则仕”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客观上对改良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使教育得以在政治的支撑下生存发展。
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动力，虽然与技术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最主要的是与古代政治的发展和权力的获取与维护息息相关。
在权治的国度里，政治的清浊，权贵的贤愚，是主宰教育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古代政治决定着古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培养目际、教育内容及规模等等。
我国古代当权者从来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婢女，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间或由于统治者的无暇顾及，教育得以在巨石缝中小草似的曲折上伸，然而一旦当局喘不过气来，便又开始对教育大加伐挞，以清除不合己意的教育。
舂秋战国时期私学兴盛，百家争鸣，是政治所奉行的文教政策的纷乱与控制手段弱化的结果。
稷下学宫的产生、兴旺与衰亡，影映着国君的开明贤愚，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与董仲舒的文教政策的实施，更是政治主宰教育的不容置疑的例证。
“学而优则仕”作为教育目的，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上讲，它促进了教育与社会政治的联系，规定了教育服务于政治的宗旨。
学校功能与政治需求合拍，读书人以“出仕”为唯一追求的目标，大大方便了统治者对人才的笼络。
隋唐以后的历代王朝都设立了通过学校选拔人才的政治机构，使学校事实上变成了预备官员的训练营，教育以专门替统治者培养人才为代价，换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许可证。
“学而优则仕”使教育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强化，对历代官僚人事制度的改良与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使世袭制与遴选制并存。
夏、商、周三代“传子制”已经定型，尤其是周代宗法制空前强化，使“传子制”更加严密。高层统治内部的政治权杖完全按血缘标准继递。
同时，也按裙带姻亲关系分配次等权力。虽然也有所谓“选贤贡士制”，但由于官学为主，私学未兴，官学中全是王室贵胄后裔，若按“学选”、 “贡选”均亦不出血统裙带范围。
世袭制无法保证后继者的身心素质，因而这种权力交接制度永远是腐朽落后的。
“学而优则仕”倡导于私学大兴之时，诸子百家，学者甚众。
读书成为平民阶层进入权力机构的通道，使大批优秀的读书人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对“世卿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
孔子死后，弟子“散游诸候，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不少人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至于后世在“学而优则仕”方针指导下的察举制、科举制，更使众多地位低贱的布衣在苦读之后产生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奇迹。
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进入政界，对阶级关系的调整，对民主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它客观上使古代官僚人事得以改良，形成了世袭制与遴选制并存的局面
第二，“文选”与“武选”并存。
古代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是对内镇压，对外固守或征战， 武力是政权稳定的根基，为政尚武于是成为基本国策，尤其是在烽烟频仍的乱世，政权的角逐基本上是武斗为最高手段。
因此古代社会通过战争和校场较技以选拔武将，是罗网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平民百姓通过自身武功印证以求取仕禄爵位乃大有人在，政府亦鼓励这种行为。
同吋，我们也看到，后世王朝的许多武将，都是由军功积累而入仕，这也证明武选一直是重要的选仕手段。
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历史就在这种张驰中发展。
“学而优则仕”作为选仕理论变成统治者的意志之后，一直影响着古代政府的人事方针。
尤其是隋唐以后的历代王朝，由“文选”入仕改良了“文官制度“使学校成为文明的策源地，读书入仕成为历代时尚。
统治者则根据社会的需要，兼而实行文武两种选才方式。治世重文，乱世重武，文武相得益彰。
奖励读书做官的“学而优则仕”和奖励军功的“庶人工商遂” 是我国古代两种并列的遴选人才制度。它们有效地确保了封建王朝的基业。
“学而优则仕”反映了知识分子从政的愿望，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群落。
优秀儒者均以天下为己任，以从政为目的，时时关心着国家的政治事务，他们把做官作为政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学而优则仕”迎合激励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更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积极入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事实上，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体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也不相同。
一般地说，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比受教育程度更低者更能意识到政治对自身的作用，更关心国家大事。
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的政治信息越多，对广泛的政治问题有自己的主见，具有较高的政治自信力和政治观察力与识别力。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相比于非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要强得多。他们是一支促使政治民主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其次，“学而优则仕”隐含着一个重要课题，即如何对待知识分子。
历史发展证明：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文明的代表者，某一领域的知识分子是这个领域发展的领导力量。
在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总是走在社会的前列，他们用自身的知识能力创造着崭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推动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在孔子时代，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社会只需要培养政治管理人才。人文道德领域的文明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标志。
因此，“学而优则仕”主张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入政界，主张把社会最大责任交给知识分子，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的最合理的承认和使用。
后世统治者清醒地看到，“学而优则仕”正是巧妙利用读书人强烈要求“入仕”的心理，于是提高仕的待遇，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诱使人们读书以挤进上流社会。
致使天下读书人在名利、权势、地位三大诱惑之下，趋之若鹜。人们为追求“黄金屋”、“颜如玉”、“车如簇”、“千钟栗”而终身寒窗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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