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正参与中原大战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团长忽然接到电报，得知原配覃腊娥因伤寒症住入武汉医院，不治身亡，事发突然，郑洞国悲伤过度，直接昏厥在地。
郑洞国
中原大战后，郑洞国官运亨通，成为第二师黄杰部下的第四旅旅长，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郑洞国跟着第二师被编入第17军，前往古北口作战，成为第一批抗日将领。
在一次争夺阵地的拉锯战中，郑洞国脱掉军装，身穿白衬衫，提着手枪带头冲上前去，令部下士气大振，一举夺回了阵地，郑洞国从此受到上峰器重。
陈碧莲
长城抗战结束后，郑洞国路过南京，在拜访朋友时遇见了第二任妻子陈碧莲，也因此谱写了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往事，在两个人心底都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牵挂，至死未能解脱。
郑洞国是湖南常德市石门县人，生于1903年，家中有六七间房、30亩田，每年收谷5千斤左右，境况算得上是小康人家。
他父亲郑定琼除了种田外，兼做裁缝，郑洞国是兄弟姐妹5人中最年幼的，他有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年长14岁的大哥郑潼国。
后排中间为郑洞国
郑定琼对两个儿子寄望甚殷，不遗余力地栽培，将长子郑潼国送到日本留学，亲自教7岁的郑洞国读《论语》，又将郑洞国送到乡下私塾读书。
14岁那年，郑洞国大哥郑潼国从日本回国任县里西门中学的校长，郑洞国因此进入西门中学附小，因对西学毫无基础，郑洞国读书很是吃力，不过他很快就赶了上来。
这年冬天，郑洞国遵父母之命，娶了比自己大8岁的覃腊娥为妻，婚后生了二子一女，夫妻相敬如宾，他回忆说，妻子“与母亲的性情相仿，做事勤勉，为人谦和，一直到她1930年因病故去，我们从未红过脸”。
1919年，16岁的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此时他家境败落，全靠大哥供给，生活清苦，有时身无换季之衣，由于是母亲年迈时所生幼子，他自幼营养不良、身体单薄、经常生病，但郑洞国勤奋好学，曾经四门科考了四个满分，轰动全校。
此时，五四运动风潮席卷全国，郑洞国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被打开，受到震撼，他痛感国事日非，立志从军，几经波折，不顾家人的反对，终于在1924年顶着黄鳌的名字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入校后改回本名，不久加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因作战勇敢，立下不少战功，24岁就成为了团长。
郑洞国
尽管少年得志，但郑洞国从未传出过绯闻，而是对妻儿爱护有加，是个忠实的丈夫和尽责的父亲。
1930年，他发妻覃腊娥暴病身亡后，郑洞国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考虑过再婚，直到1933年，他从古北口战场归来，路过南京时，听说任中执委的同乡肖执中生病住院，前去医院探望时，恰遇肖夫人17岁的堂妹陈碧莲来送饭。
这二人一个是青年将领、一表人才、前途无限，一个是大家闺秀、清纯美丽、娴静大气，彼此一见钟情，很快定下了终身。
陈碧莲原籍江西上犹县，其父陈鸿藻为日本中央大学法学毕业生，曾任江西省参议员、国会众议院参事，后来退出政坛，曾任广州大理院推事（即今法院院长）和中山大学教授，又开办多家律师事务所，是民国有名的大律师。
陈碧莲
受家庭影响，陈碧莲写一手漂亮小楷、英文流利，与郑洞国彼此欣赏、情投意合，二人感情很是深厚，婚后，郑洞国到处征战，与陈碧莲聚少离多，但只要听说郑洞国带队伍回到后方休整，不管时间多短暂、路途多遥远，陈碧莲都会冒险跑去相聚。
郑洞国与陈碧莲
1939年冬天，日寇在滇缅边境集结大量兵力，派一个半师团由海上登陆广西，接连攻克钦州、南宁重镇，意欲进攻云南。为表示与“云南共存亡”，远征军将领们纷纷把家眷接到昆明，第8军军长郑洞国也将妻子陈碧莲接来，陈碧莲美貌动人，为人洒脱大方、不计较钱财，她的到来在军中轰动一时，主持军中慈善募捐舞会时，陈碧莲往往获支持最多，被军中上下美誉为“怒江之花”。
郑洞国是有名的福将，打仗时往往身先士卒，以师旅长之尊而亲临前线，却从来没挂过彩，但陈碧莲还是对丈夫牵挂不已。
1943年春天，郑洞国飞往印度列多，任中国驻印度新1军军长，不料秋天时，爱妻竟也冒险乘飞机飞越驼峰航线，来印度与他相会。
驼峰航线艰险异常，空气寒冷稀薄、坠机事件时有发生，陈碧莲为了看望丈夫，不惜万里涉险追随，在那个战火连天的时代里，让郑洞国内心十分感动。
安居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洞国担任京沪卫戍副司令，将家安在上海。二人婚后一直没有生育，陈碧莲就抱养了弟弟陈泽森的女儿为养女，陈碧莲嫁给郑洞国八年后，才过上了安定的家庭生活。
郑洞国与陈碧莲二人结婚后，很少有矛盾，农家子弟出身的郑洞国虽然觉得陈碧莲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但也看出妻子大气包容，绝非虚荣尚利之人。
陈碧莲好客，因家境优裕，又一直视金钱如草芥，1939年，她到前线劳军时，听说郑洞国所在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因抚恤金不足，号召各级官佐捐款帮助阵亡将士家属，她感慨之下，立刻拿出自己的钱帮郑洞国第1师所有官佐捐了款。
二人定居上海后，家中也是高朋满座，住满了郑洞国的袍泽部属。
1946年，郑洞国被派往长春打内战，被困长春两年，1948年9月，担惊受怕的陈碧莲写信称：
“桂庭：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令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都好，心更好，应该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1949年，郑洞国率部在长春起义，陈碧莲立刻赶往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与丈夫相聚，让郑洞国得到极大安慰，1951年，郑洞国从东北回上海治胃病，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二人关系出现了裂痕。
陈碧莲与母亲
1952年6月，郑洞国前往北京定居，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陈碧莲不顾丈夫的苦苦挽留和母亲弟弟的劝说，以北方寒冷、水土不服为由，拒绝北上，并在第二年寄给郑洞国一封信，信里是一张她已经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书。
这给了郑洞国很大的打击，离婚后没多久，陈碧莲嫁给上海一个钟姓资本家，而郑洞国则在1955年与35岁的顾贤娟结婚，顾贤娟是杭州人，为人温婉贤慧，曾与前夫生有一女，婚后又与郑洞国生了个女儿郑安玉。
郑洞国与顾贤娟
但离婚后的陈碧莲与郑洞国，并没有过上一别两宽的生活，而是一直心存牵挂。
每次郑洞国来上海视察，陈碧莲都特地赶去探望他，当时她生活条件不错，困难年代里曾多次给郑洞国远在东北的长子一家寄去难得一见的上海饼干、点心，而郑洞国的儿孙们前往上海时，也一定会去探望她。
六十年代，陈碧莲的第二任丈夫钟某被捕下狱，出狱后没有工作、贫病交加，只能靠陈碧莲离婚时分的财产勉强度日，不久被逐出上海，在苏州乡下生活，钟某病故后，孑然一身的陈碧莲在弟弟陈泽森一家帮衬下，回到上海过着孤独、困苦的生活。
顾贤娟
1972年，郑洞国的第三任妻子顾贤娟病故，陈碧莲听说后，来到北京，住在老友家中，有意与郑洞国复合，而郑洞国只是带着小女儿郑安玉前去探望过一次，送了些程仪，并无其他表示。
80年代中期，陈碧莲以郑洞国前夫人的名义写信给全国政协请求照顾，在郑洞国的帮助下，她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生活有了保障。
晚年的郑洞国，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小女儿郑安玉，生活同样孤独，缺人照顾，长子一家特地从东北回到北京来陪伴他，但不管儿孙们如何劝说他与陈碧莲复合，他就是不开口回应，说得多了，还会露出不悦之色。
他孙子郑建邦回忆，1986年，他与新婚妻子去上海蜜月旅行，见到陈碧莲，陈碧莲极为高兴、热情招待，离开上海前晚，又乘公共汽车从闸北赶到弟弟家设宴饯行，一路吃力地提着一钵亲手做的红烧牛肉，要他们带给郑洞国，说：“你们祖父以前最爱吃我烧的牛肉了！”
郑洞国的儿孙们都看得出来，他一生最爱的女人是陈碧莲，郑建邦感慨：“陈碧莲以她美丽清纯的爱情，优雅时尚的风采，以及开朗洒脱的性情，曾那么轻柔地沁润着祖父这位铁血军人的心灵，这恐怕是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位女人都不能企及的!”
可能正是爱之深而恨之切，郑洞国无法原谅陈碧莲在他人生失意、解甲归田、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突然弃他而去，虽然挚爱，却无法原谅，无法再接受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郑洞国是有名的老实人，为人诚挚、极讲义气，他还在乡下时，其长女被指腹为婚订给了一个农民，成年后，长女有心悔约，却被身为师长的郑洞国拍桌大骂，最后不得不如期完婚，成了乡下农妇。他自己一生的婚姻，也从未负过别人。
2002年，临终前的陈碧莲，曾向人回忆，郑洞国为人极好，自己从与他相识时起，就将他视为长兄与师长，她痛楚地叹息道：“我这辈子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是与郑洞国20年的婚姻生活；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当年不该与他离婚!”
年轻时的一次任性，一次草率的决定，在深深相爱的两个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也令二人的余生充满了遗憾与不舍。
破镜重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曾经的信任被打破、往日的情义被撕碎，就算一条条拣起来重新粘好，也绝不可能是当年旧物。
因此，郑洞国宁可独身二十年，也坚定地选择了不回头、不复合、不凑合，这是他对爱情对婚姻的信仰，对他来说，或许比爱情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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