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来龙去脉（3）士大夫精神的觉醒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短短五十多年，中原经历了五朝、八姓、十三君；而且疆域还是四分五裂的，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如是说。这么一个时代，把唐以前的整个社会文化积淀几乎全部打碎了。宋立国之后，重新架构民族精神变成了士大夫的历史任务。

北宋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确实很富庶，另外一方面是整个国家始终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宋太祖曾经慎重的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一个王朝有内忧则无外患，有外患则无内忧。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内忧”是致命的，因此祖宗家法是围绕杜绝内忧来制定的，戏剧性的是两宋都是亡于外患。

精神一：忧以天下

北宋早期的士大夫以范仲淹、胡瑗等人为代表，那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恰恰是一种时代忧虑的体现。居安思危，盛世隐忧的思想固然不是范仲淹的首创，孟子也是一位常怀忧患意识的读书人，他曾说过：唯有忧民者，才有资格成为统治百姓的人。

如果讲个一二三的话，“忧”的精神是可以贯穿两宋。从范仲淹改革开始，到王安石变法，最后到文天祥以死殉国。“忧”天下，说是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任务。东晋灭亡的时候，那些喜好玄学的名士悲呼：我辈虽然不肖，但是哪怕稍微关心一点国事，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先天下之忧而忧”，标志着魏晋玄学的结束，宋明理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精神二：贫困苦读

北宋崛起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他们通过的社会背景是家里穷，共同的品质是好读书。这种精神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到了明代，我们还能背诵宋濂的文章：“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范仲淹小时候在庙里读书，冬天看书困得不行，就用冷水激脸，清醒后继续苦读。穷得吃不起菜，就每天熬一锅粥，分为四分，一天天从纯粹靠吃粥来维持。欧阳修的家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用芦苇杆画于地上叫他识字。他们家隔壁有个姓李的财主，把一些没人看的破书仍到垃圾堆里，欧阳修专门挑拣出来，就着残破不全的黄纸读得津津有味。

精神三：严以律己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练就了一种异于常人的克制本领。据说有人在跟好友下棋，家仆找到他来报丧，说他母亲去世了。他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直到结束对弈后，才肝肠寸断的号啕大哭。东晋的谢安也是这么一个狠角色，好像也是在下棋，前方战报传来，愣是喜不形于色。下完棋回到家后，高兴地跳舞跳到大半夜。

跟前辈们相比，北宋是士大夫更加注重对私生活的节制，程颢从来不坐轿子，因为他认为这是把人当畜生使唤。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政敌，国事方略两人是针锋相对，但是在“纳妾”问题上，他们都认为这是败德的行为。还有宋人反对椅子，他们认为椅子也是败德之物，人坐着讲究心端体正，椅子算是怎么回事？往那里一靠，这是有持于物，是内性不足。

精神三：反佛反道

当一个人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相应的自觉。就好比一个孩子，不知道自己家里院子的边界在哪里，即是其他小朋友在边上拉屎撒尿都不管。但是一旦主体觉醒，知道了这是自己的家，这是自己的院子，就会产生一种主动维护的自觉性。

北宋文人从古代典籍中汲取养料，形成了一种具有宋代特色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的觉醒，使得读书人有了文化的边界意识。他们开始意识到了，如果不守住这个边界，华夏终不再是华夏。换言之，华夏化夷狄可以，夷狄化华夏不行。这是自唐代以来反对佛教的基本观点。之所以后来连道教也一起反对，是因为道教从某些层面失去了主体性，表现出跟佛教一样的气质。还有一个历史根源就是：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这一时期代表时代精神的是儒家价值观体系下的士大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