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什么时候走入大众视野，甚至被载入史册的呢？大抵就是从汉武帝采纳他们的意见，开始在王朝中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可是后来也有人提出质疑，汉武帝真的有推行“独尊儒术”吗？
为何有人生出这样的疑惑呢？因为我们从汉代朝廷的实际举动，从内乱和外战，从酷吏和宦官身上，好像看不到“独尊儒术”的结果。我们印象中的“儒”应该是谦逊有礼，温文尔雅，仁义诚信，但汉代的社会好像并非如此。
事实上，我们常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其实是在上个世纪初由学者易白沙提出的，且首次出现就是在《新青年》之上。这位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的第一人，在继承梁启超等人的说法之后，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易白沙口中的“独尊”，追根溯源可及秦始皇和李斯开辟的“一尊”之说。
可是这句话并不能完整地反应事实。汉武帝确实曾采纳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但他最终并非在举国上下所有领域都贯彻儒学。因而“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一言可能更适合来概述当时的情况。“罢黜”，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追求其他学说的绝对灭绝，而只是在官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有偏向和选择。而“表章《六经》”，实质是“以王官之学来统一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
从一定角度去考量，我们理解为儒学在官方、在名义上取得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地位，是可行的。因为“罢黜百家”可以划归为思想专制。只是思想文化的专制，尤其是像“独尊儒术”这样的学说专制，它的本质即为政治专制的延伸。而“延伸”不等于“本身”。所以要探究汉代为何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独尊儒术”的模样，我们还得重新去看看董仲舒提出的到底是怎样的建议。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分三策阐述了“大道之要, 至论之极”、如何实行王道和“大一统”之论。“一统”之说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该词特指“天下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权力中心, 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 而使之统领政权的各个部门和贯通各级行政单位。”所以“一统”本身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概念，至于要怎样一统就是下一步的问题。
熟悉先秦至汉历史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王道”和“霸道”之说。简单来讲，前者趋向儒家，后者趋向法家，但他们都是实现“一统”的方法。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就是典型的行“霸道”的君主。
而“汉承秦制”，汉代在汉武帝之前大量延续秦代的立法，汉武帝本人甚至开创“腹诽之罪”，以通过严苛律法来控制社会。这些便都是汉代在践行“霸道”的证据。可在董仲舒提出一套在核心上与“霸道”完全相反的东西之后，汉武帝居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乍一看非常矛盾的东西就这么出现了。
但这真的是矛盾吗？董仲舒因为“今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而追求“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就是追求全面的思想专制了吗？未必。
董仲舒框定的“独尊”该尊的东西，具体一些就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也就是“尊”体现“圣王之道”的思想。
《汉书·董仲舒传 》载，“自武帝初立, 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 立学校之官, 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而在教育之外，董仲舒没给出太多的建议，汉武帝也没采取什么“独尊儒术”的措施。所以汉家从秦朝那继承的法度还在大量被使用，法家的文化还占据着当时律法的核心。
汉代“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大辟四百九条, 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 典者不能遍睹。”在严苛的制度之下，法律的执行者也不得不为了安身立命而更严格地去执行。“今治狱吏则不然, 上下相驱, 以刻为明, 深者获公名, 平者多后患, 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 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至于汉代出现的内乱和外斗，前者主要出于政治斗争和社会压迫，后者主要出于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与尊不尊儒术已着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以说，我们觉得汉代的实际情况和我们想象中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差别，着实与我们对于汉代政策的理解有关。董仲舒当年所被汉武帝采纳的意见，重点是在官方教育这一块。或者说，汉武帝压根就没想让董仲舒或儒家思想来替自己掌控天下。故而一个政策和两汉，甚至后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才会并行但并不冲突。毕竟，“华美的袍子”哪位帝王不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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