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收官的《清平乐》（原小说《孤城闭》）中，公主与怀吉的遭遇让人垂泪，剧中司马光被塑造成一个刻板不解人情的形象。人们心中的“砸缸救人小英雄”变成了老古板。
剧中的司马光
离开书中剧中的语境，历史上的司马光，其功绩自然不停留于幼年砸缸救人这一个故事，他历经四代皇帝，作为王安石改革的反对派，也身处政治中心。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其所著《资治通鉴》有“帝王教科书”的称号，值得后人细品。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下面，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资治通鉴》这部书的整体语境。（本文分析外部语境）
所谓语境，既指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而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也指决定内在语境的形成的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反映到《通鉴》的文本之中，对史料的剪裁体现了司马光的现实针对性政治思想。而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编年体通史背后含义变得复杂，改变可能造成内外语境双重破坏。所以就有对于《资治通鉴补》和《通鉴纪事本末》对于语境消解的批判。
一、外部语境
这里还是要提起《资治通鉴》编修的历史背景。
1、 时代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资治通鉴》编修的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生而有幸的时代。与剧中一样，宋朝皇帝都很在意言官的权利，也很尊重士人的看法。“与士人共治天下”，在封建历史上是很难得的。
1) 国力发展
我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力的繁盛虽然对于著作的产生不适充分条件，但是在山河破碎的时代，或许会出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文化井喷，但是却是不适合《通鉴》这种鸿篇巨制的产生的。这种巨制往往需要举国之力，就像后来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样，提供稳定的环境，丰富的史料，足够的人力物力等。
北宋前期国力相对繁盛，这得益于开朝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宋史·本纪》称赞太祖:“务农兴学，慎摇薄敛，与世休息，迄于王平，……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宋初四十多年中，全国耕地面积从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将近增加一倍，北宋一片繁荣。
《铁围山丛谈》卷四云: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繁华处也……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灯火雄观，故诗人有马行街灯火。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华的北宋风土人情
但同时繁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危机。
（神宗即位）张方平奏疏曰：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弃。仁宗升遐，及今未满四年，大祸仍臻，内外公私，材费不赡，再颁优赏，府藏虚散。深惟方今至要，莫先材用。材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材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祖宗平天下，收敛其金帛，纳之内帑诸库，其所以遗后世之业厚矣。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2）文化发展
经过经筵制度的熏陶，国君从利用文教治国到自己成文被影响者，乃至被经筵制度驯化，国家和政治对于读书人是越来越友好的。还有史学义理化的趋势，《资治通鉴》也算是应运而生而且推动了义理化进程。
2、 政治
司马光所得到的政治帮助是无以复刻的。司马光作为英宗上台的有力支持者，即使到了神宗时代也是以“功臣”的身份，处于漩涡中心却始终没有大伤筋骨。即使因为反对变法而离开政坛一段时间，却也因此编纂《资治通鉴》，使这变成一个官修项目，在得天独厚的条件下成书。
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党争左右了北宋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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