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历史，“贞观之治”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当我们在感慨唐太宗和他的群臣所创下的文治武功的同时，自然会抛出这样的疑问：“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是什么？从烽火中走出来的政权到威服四海的帝国，它又经历了怎样的路线图？在《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两唐书中爬梳，我们发现，答案就在这些笼罩着历史烟尘的文字中。
贞观二年（628）正月，唐太宗曾和魏征进行过一次特别的对话。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他们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他看来，英明之君一定是一位善于倾听的君主，而昏暗之君最后身死国灭，一定是因为偏听偏信专宠奸佞的结果。唐太宗点头称善。这段对话，拉开的其实是一段“贞观君臣论政”的序幕，面对刚刚接手的王座，唐太宗李世民没有志得意满，反而更加如履薄冰，正因如此，在此后数年间，他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和他的臣僚们广泛讨论，深入研究，而这些臣僚们全都深谙儒家的经典治术，他们会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及时地为唐太宗搬出历史的教训。当然，他们也不是一味泥古之辈，在热烈的讨论中，他们更会以建设性的意见，促成国家战略的落实与执行。
由此，我们便记住了这些在大唐初年参与思想大讨论的一干臣子，他们是：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伯、刘洎、马周、戴胄、岑文本、孔颖达……这些臣子活跃于贞观朝的各个阶段，而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贞观之治，本身就是思想之治，正是在反复地长期地君臣磋商中，贞观这个代表着盛世的年号，才得以稳健地前行。
还是让我们看看贞观君臣们都讨论了些什么话题吧。
“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当唐太宗将这个话题率先从雄伟的太极殿抛出的时候，他的心里，其实没有任何答案。贞观初年的大唐社会，尽管经历了高祖李渊的整饬，但民生凋蔽、土地荒芜的景象，仍然是一道不能回避的伤口，经历长年战乱，人口已经大大减少，全国户口只剩下三四百万户，遍地饿殍、卖儿鬻女的惨境，在消弭着百姓对这个新兴王朝的信心；而一些皇亲贵胄，也自恃掌控着一些兵权，开始公然和朝廷叫板，如据守幽州的庐江王李瑗、泾州总管罗艺，都曾经发动过兵变，企图推翻唐太宗的统治，虽然此二人最终兵败被杀，但唐太宗心头的危机感却并未消除，在唐太宗看来，大乱之后，急于求治，决非一件易事。
如同一枚石子投入水中，这个话题一经提出，很快就在群臣中激烈地辩论开来。魏征的态度无疑是坚决的，他认为，大乱之后其实是容易治理的，大凡人在垂危的时候，就怕死亡，怕死亡就想求治，求治就容易治理，这如同饥者思食物，渴者思饮水，其道理是一样的。太宗马上追问：“有作为的人治理国家，要使天下完全大治也要上百年时间，而如今正处于大乱之后，能很快达到天下大治吗？”魏征答道：“这是指一般人而非圣明君主说的，圣明君言治理国家，上下一心，四方同合，就像发声回音那样快，并非什么难事，相信三年之内就能见到成效！”
魏征话音刚落，朝堂之上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便迎面劈来，封德彝，这个隋廷降臣马上提出反对意见：“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一天比一天轻薄奸诈，秦朝用苛法，汉朝又加以霸道，都是想把天下治理好，可是都没有做到，这都是人心不古的缘故，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迟早要败乱！”在他看来，只有施行严刑峻法，才能加强统治的力度，话音一出，附和者众。
魏征不急不恼，继续慷慨陈辞：“三皇和五帝不必交换而进行治理，行三皇的治道就能实现三皇的治理，行五帝的治道就能实现五帝的治理，只是在于当时的教化罢了。黄帝和蚩尤打仗七十余次，天下可谓混乱至极，但黄帝取胜后，天下并未因此影响治理；夏桀残酷统治，商汤将其赶跑，而在商汤统治时代，社会即达到了安定状态；殷纣荒淫无道，周武王起兵灭之，周朝很快就得到了治理。如果说人心不古，变得越来越轻薄奸诈，那么到今天就该变成鬼了，还怎么进行教化呢？所以，百姓是可以教化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只有无能之吏，决无不可化之人。”
这是一场载入《贞观政要》的著名辩论，最终，明智的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他克服了畏难情绪，开始着手设计真正属于自己的帝国弈局。一千三百多年过去，这位贞观天子绝对不会想到，正是他在这场辩论中的立场和态度，直接决定了贞观之治的历史走向。就在此后，他又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主张，即少用武力，实行文治，以“王道”而不是以“霸道”为立国方针，对百姓实行“仁政”，将“抚民以静”作为一条重要的治国方略，运用在各项政策的制定施行之中。事实证明，这样的治国理念是极为重要的，若干年后，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以群臣说：“贞观初年，群臣都说大乱之后难以大治，只有魏征不同意，劝我行帝道，王道，我听其言，仅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国家安宁突厥归附的成功，这都是得力于魏征啊！”
作为贞观朝存诗最多的诗人，唐太宗的诗歌中托物言志之作比比皆是，这首《咏风》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穿行于诗歌的前六句，我们看到的是唐太宗对风的绮丽玄想，从山林、山谷写到云霞和水中的波纹，极尽风的形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二句“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将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揉杂进来，其志已跃然纸上，这位马上天子凭轩临风，面对着刚刚平定的天下，他希望，自己的王朝也应像当年刘邦创汉一样，威加海内，天下清宁。
正因如此，在贞观君臣论政的过程中，“创业与守业”，也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引发了朝臣们的深入思辩。房玄龄认为：“天下大乱之时，群雄纷纷起兵，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之难，显而易见。”而魏征却认为：“君主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消灭敌对势力，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各地纷纷归附，因而，草创大业，并不为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百姓希望安静，但徭役征调不止，社会已经残破，但奢侈浪费不减，国家衰弱的弊端往往从这里开始。如此说来，安天下、维持统治是困难的。”
这场对话，发生在贞观十二年（638），当时，唐太宗听罢两位臣子的对话，已经对“创业”与“守业”有了一定认识，他说：“房玄龄随我打天下，备尝艰苦，所以体会到创业之难；魏征同我守天下，常恐因一时疏忽造成祸乱，所以体会到守业之难。而今，创业时的艰难已成过去，守业的艰难正摆在我们面前，愿我君臣慎重对待。”到了贞观十五年（641），也就是事隔三年之后，唐太宗在“守业”与“创业”的天平上，和大臣们探讨得更加深入。他问大臣们：“守天下难易？”魏征抢答道：“甚难！”唐太宗遂道：“任用贤才，接受忠谏，即不为难，你怎么还认为难呢？”魏征说：“臣观自古帝王，在忧危之时往往能够任贤纳谏，但等到安乐之后，便有些懈怠了，这样时间既久，便会导致危亡。古之圣人之所以居安思危，正是这个道理。”太宗听罢，深以为然。
沿着《贞观政要》行走，我们可以发现，唐太宗与大臣们的关于“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认识是不断完善和提升的，尤其是在贞观一朝的前半期，这种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的执政理念，更是划出了一道不断上升的轨迹。在这条轨迹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代盛世君主的朝乾夕惕，是一批股肱之臣的锐意进取，而贞观君臣们不会想到，他们明确提出的“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这条治国理政思想，会被后世历代王朝奉为圭臬，明朝时，皇帝甚至派专人每天在宫中大呼此语，以警君臣，足见影响之深远。
当然，贞观君臣的讨论还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安边问题，择官问题、节俭问题、礼乐问题、务农问题、崇儒问题、刑法问题等等，当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成为“贞观之治”最醒目的标识，我们就会发现，“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一个进取的王朝所呈现的必然。随着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成为常态，每一项最终达成的思想共识势必夯实这个新兴王朝的发展基石，而在这个基石上矗立起的，注定是一座光耀史林的治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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