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正月，遭遇人生第二次贬谪的韩愈在被迫前往潮州的路上，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这首诗中，韩愈将自己极力想为国家革除弊病，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情怀一吐为快。然而，爽快耿直的韩愈还是得罪了高高在上的宪宗皇帝，被贬往称为烟瘴之地的潮州。面对即将远赴的千里之外陌生而又熟悉的环境，韩愈的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悲伤与失落，甚至嘱托即将随同他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前往潮州的侄孙韩湘，做好随时收敛他的尸骨，安顿后事的准备。
纪念韩愈雕像
韩愈之所以遭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源于之前唐宪宗派宦官从法门寺迎佛祖舍利时自己的那道《谏迎佛骨表》的奏章。当然，对佛教的批评态度不是因为这件事偶然迸发的，而是韩愈长期以来对佛教态度的集中表现。
韩愈为什么要反对宪宗皇帝迎佛骨舍利？反佛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良苦用心？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演变可谓适逢其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机遇。
张骞出使西域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佛教的传入铺平了道路。西汉时期，佛教沿丝绸之路，已在西域三十六国中生根、发展；而佛教在中原的传入和发展，大约是在东汉明帝时期，公元67年左右，当时被中国人称为浮屠教。而由汉明帝下旨建立的洛阳白马寺，则为中国内陆的第一座佛教寺院。但是，此时的佛教被看作神仙方术的一支，只是零星分布于上层社会人群当中，尚未被普通民众所认可与接受。东汉末年时，由于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带来的政局动荡，佛教才逐渐走入普通民众当中。
云岗石窟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局面，为佛教遍地开花般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政治环境。战乱当中，遭受最大冲击的往往是普通老百姓。当原本“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宁静生活被打破，当更多的人遭遇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楚，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悲惨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事？”而佛教帮助人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这是它得以在此时广为流传的群众基础。
龙门石窟
当然，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更是佛教发展的政治支持。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统治者，一方面据说是为了给自己祈福，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维护统治，便想尽办法，极力从西域请来佛教高僧鸠摩罗什，翻译并传播佛经。这样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云冈石窟
南北朝时，佛教在统治者的推动下，有了更大的发展。北魏从建立政权到统一黄河流域，先后在平城和洛阳开凿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以示对佛教的重视与推广。南朝刘宋政权以来，南方佛教逐渐成燎原之势。杜牧在他的《江南春》中如此描述了佛教当时的盛况：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而唐初统治者，尤其是唐太宗与武则天的大力扶持，使佛教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况。以玄奘为代表的一批得道高僧，更是亲赴天竺，使得中原地区的佛教理论更加系统和完善，佛教分支更加细致和复杂，举国上下崇佛信佛之人更是趋之若鹜。
当然，与佛教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李唐王朝为了神化政权，便以老子后代自居，而与老子道家思想息息相关的道教，在某种程度上升到了堪称国教的地位。
正是伴随着佛教、道教的不断壮大，加之之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下已经确立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李唐王朝，三教并栖的思想格局日渐形成。
任何事物都会具有两面性，佛教之于统治的影响同样如此。
首先，佛教能够恰逢其时地传入中原地区并得以不断壮大，是因为它是治世之法宝。
佛教的众生平等论，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这给处于不平等地位上的民众以理论上的亲近感；而因果报应论，进一步强调善必有善报，恶必有恶报，机缘成熟，报应必来，则带给苦难中挣扎的普通民众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念；佛教的修行方法强调人们应弃恶扬善，放下屠刀，可立地成佛，这样的主张在把人们带向对西方极乐世界憧憬的同时，客观上消除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强化了人们的忍耐精神，从而有利于统治者维护统治。
龙门石窟
南朝时期的梁武帝一生活了八十多岁，治国也长达近半个世纪，其寿命和治国之漫长，据他认为，与对佛教的崇尚不无关系。在他统治的后半期，佛教备受推崇。一方面，他让人修造了许多佛寺佛像，翻译大量佛经；另一方面，梁武帝显身说法，多次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并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让大臣们用不计其数的赎身钱才把他赎回，以此表现对佛教的虔诚。致使南朝萧梁一朝佛教最兴盛时寺院多达两千八百多所，僧尼八万两千余人。在统治者个人看来，其统治能绵延如此之长，实与佛教对人民思想上客观的控制和阶级矛盾的缓和不无关系。
然而，唐以前的统治者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抑制佛教，甚至于灭佛，毕竟佛教之壮大，往往成为治世之阻碍。
统治者重视佛教，本意是维护统治。可是，令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佛教的不断发展，却带来了统治中的大麻烦。由于政策上的最初支持，佛教可以拥有寺院的私有田产，且不向政府纳税，于是，佛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兼并土地。而随着国家可以纳税的土地面积的减少，财政危机便日益严竣。同时，由于委身寺院后的民众也可以不用服徭役兵役，致使国家可以征用的劳力与兵力资源大大减少。
灭佛图
这样无钱无兵的现象在军阀割据、尔虞我诈的乱世下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北魏的太武帝以来，统治者便在崇佛过度的基础上，大力抑佛，甚至灭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周武帝冒着佛教高僧警告他死后下地狱的威胁，毅然决然下诏：
“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为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灭佛图
一时间，北周境内各地的佛寺都被拆毁，僧人都被勒令还俗。建德六年，在北周灭北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灭佛运动的规模和力度。这促使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七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重新开始向国家纳税服役，这对乱世中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北周政府来讲，产生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北周疆域
兵力和财力的增强，促成了北周对北方地区的统一，甚至为代周而起的隋王朝统一全国初步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历史的因果往往是周而复始的。继隋而兴起的大唐王朝，在探索治国之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下，佛教再次大行其道。而朝廷给予佛教的优待政策，再次酿成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面临的同样尴尬。这一尴尬处境，在安史之乱后，在藩镇割据的局面下，显得尤为棘手。
韩愈对佛教的排斥态度，就是在中晚唐国家命运多舛的处境下，深刻反思的结果。他在《伯夷颂》中写下这样的一句话：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
这段话，恰好又是他本人做人做事的生动写照。
有唐一代，思想舞台上经常是佛、道之间的此消彼长。
立唐之初，统治者一直在苦苦寻找一种可资借鉴和依靠的治国思想。他们发现了自东汉后期便兴起的道教，恰好符合自己的政治需求。以老子李耳思想为渊源的道教，正是他们能够神化皇权，进而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韩愈画像
中国古代，如果说人们还信神的话，那便是对祖先的神化与信仰。从商人的始祖“契”是母亲吞玄鸟蛋而生，到周人的始祖“弃”是母亲踩巨人脚印而生，再到刘邦自称白帝之子，无一不是借神化祖先来强化王朝统治的。李唐王朝在董仲舒儒学维护封建统治业已动摇的前提下，选择了以老子李耳后代自居，把道教作为立国的重要地位。
但是，唐太宗依然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了佛教。他希望在可控范围内，把佛教作为治国思想的补充。但是，武则天掌权后，为打击李唐家族的势力，借进一步抬高佛教的地位来抑制道教，起到强化自身地位的作用。一时之间，各种佛教经典更是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茁壮成长。
自此以来，在李唐王朝的权力交接时刻，便会出现佛、道你来我往此消彼长的地位转换。只是佛、道之间的相互纠缠，并没有使固有的儒家丧失正统思想基本的地位。儒家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看待佛道之间的这种竞争，相反，它在固守着自己正统地位的同时，观察着对方思想中的利与弊，等待着又一次的蜕变与成熟。
韩愈就是这种情况下，儒家坚定的支持者和继承者。他提倡儒家正统思想，对佛老思想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并为此写出了包括《原道》、《谏迎佛骨表》等文章，甚至不惜冒着被统治者流放、杀头的危险；同样，为了继承正统儒学，他大力通过教育传播和扩大儒学的影响。无论是在朝中担任国子监的老师，还是在贬谪地兴办地方学校，韩愈都竭尽全力以儒学为教育的宗旨，并为此矢志不渝。
韩愈纪念馆
韩愈之所以反佛崇儒，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务实精神的深远影响。
自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以来，就把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当做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甚至于为此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孔子看来，对那些使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抽象的关于自然和鬼神领域的研究，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表现。人的生命如流水般匆匆而过，所以人应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研究人类社会当务之急的问题上。这种极其强烈的务实精神，贯穿于儒学发展的始终，也深刻影响了韩愈。
潮州韩愈纪念处
正如韩愈在他的《谏迎佛骨表》中所写：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在这段表文里，韩愈以大无畏的精神直斥佛骨为腐朽污秽之物，佛教是空洞虚枉之宗教，他坚信所畏的因果都是子虚乌有，即使因力谏抑佛遭到报应，也毫不怨悔。
在韩愈心中，反佛与崇儒，事关务虚还是务实。面对大唐王朝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他认为，只有统治者放弃佛道等虚枉思想，做一个像楚庄王那样最终务实的人，即使不能一鸣惊人，也会有利于社稷江山的安稳。
潮州韩愈纪念处
只是，他的主张未能得到宪宗皇帝的重视，大唐王朝在务虚的路上越走越远，而现实中的危机却在不断增加。时过多年后，当唐武宗意识到了这点，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时，已经到了王朝的尾声，终究没有挽救得了灭亡的命运。
总而言之，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其文坛上“古文运动”的主张，本就是反对南北朝以来华而不实文风的表现；而他在思想上反佛崇儒的倾向，更是以其强烈的务实精神对长久以来务虚倾向的批判与纠正。只是由于势单力薄，复兴儒学，重归务实，脚踏实地关注现实的重任，还有待于后来者的继承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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