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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岁的林徽因（右一）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林徽因，对我来说，之所以起意写林徽因，大概是因为，她的身上有一种复杂的维度。我们不如从文学说起。大家当然都知道林徽因除了是建筑学家，还是作家，诗人。那么，她作为一名作家，一位诗人的面目是什么？很多人想到的可能都是那句被广为引用的 “你是人间四月天”。如果要继续追问，可能很多人就答不上了。
可见，虽然拥有极高的国民度，但实际上林徽因在大众心里其实并不清晰，是被各种文艺的想象，八卦的故事描摹和填充的。那么，在这些文艺的想象的背后，林徽因的真实样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想先讲一个看起来似乎和林徽因没有太大关系的故事。大概在1934年的时候，林徽因的好友沈从文遭遇了一场婚外的恋情，邂逅了女诗人高青子。大家都知道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沈从文当初为了追求张兆和，写下无数卑微的情书，费了很大力气。他在《湘行散记》里面写过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句话描绘了一种一生一代一双人的理想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但实际上，现实往往和理想背道而驰。身为合肥九如巷的张家四姐妹之一，张兆和当然也有才华，可她并不是一个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一样的斜杠青年，和她们相比，她倾心的，是日常生活的平淡和朴素之美，成为主妇之后，就更没精力，也没心情和沈从文交流文学，对虚无缥缈的谈情说爱也很排斥，她认为：婚后就该踏踏实实经营好家庭，用一句诗就是，“关心粮食和蔬菜”，而不是像婚前一样卿卿我我。沈从文有回写信给她，她在回信里就直截了当地说：“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遇到高青子，她颜值高，有灵气，最重要的是，她愿意为沈从文费心思。比如沈从文和高青子第二次见面，高就用心良苦地模仿了沈从文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有一点紫。有生之年，沈从文何曾有过这种被崇拜的感觉，何况高青子还这么美，这么有灵气，所以，沈从文完全不能自控地爱上了高青子，这对张兆和当然是巨大的打击。也让沈从文陷入纠结和痛苦中。
1936年春节，六神无主的沈从文给林徽因写信求助。林徽因和沈从文其实算是同龄人，林徽因还小两岁，但林徽因的闺蜜费慰梅形容林徽因和沈从文的关系时说，林徽因对沈从文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林徽因当时就像个长辈一样地反复劝说、开解沈从文，和他探讨人性和文学。并且，在几天后，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非常长的回信。这封信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是解读林徽因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信里说：
“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不难自己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
沈从文与林徽因，1931年摄于北平
这段文字表达的意思非常丰富。这里面，首先有她对人性的认知。读这段文字，我常常会想到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诺贝尔颁奖礼上的演讲，君特格拉斯说说“怀疑和问难是我们的教父教母，灰色地带的多元价值观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圣经。”基本上，我认为这也是林徽因对人性的理解。她希望把自己变得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种种‘人性’”，我觉着这里面是有一种悲悯的。基本上，它决定了林徽因对情感的态度，也决定了她作为作家，作为一个知识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什么立场呢，就是她在这段文字里的一句话，“我的主义是要生活”。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这句话放在1930年代的中国，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文坛的主流是革命，是燃烧的热血和激情。在这种激情和时代的洪流当中，很多作家都去做弄潮儿，去争先恐后地描写可能他们并不熟悉，也缺乏认知的“劳工社会”、乡村社会。对于这样的潮流，林徽因显然是有疑虑的。所以，这次在和沈从文长谈之后，她还有一个感想，她对费慰梅说，像沈从文这样一个生活和成长道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也会有她如此熟悉的情感，可见好的文学作品，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这是她对沈从文情感纠纷的感受。
金岳霖、林徽因与费正清夫妇天坛出游，1930年代
所以后来，她在为《大公报》编小说选的时候也说，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诚实，这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更重要，所以她真诚地呼吁青年作家们，更热诚地刻画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要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如果细究起来，我认为很多是根源于林徽因身上西化的一面。林徽因属于中国社会系统而完整地接受西学训练的第一代知识人，从教会学校的启蒙教育，到留学欧美后系统深入的西学学习，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她接受的，都是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浸润。留美的时候，她就非常享受美国自由民主的风气，所以对采访的记者说，“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
林徽因的文学主张，其实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相对比文学的工具化、政治化，看重个体的价值，同情种种“人性”，这才是她秉持的写作信条。而这一点，在同样留学欧美的知识人之间，其实是普遍存在的。用胡适的话就是，“万国之上，还有人类的存在。”这是这个群体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在革命的中国，他们其实是属于少数派的。
这也让林徽因成为了君特格拉斯所说的那种“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所以，我们看林徽因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基本上没有趋时的作品。她写大家族里面新和旧，中与西的冲突，写大宅门里的女性的困境，写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笔下的人物总不出社会上层的圈子”。对于这一点，林徽因当然是有意识的，作为一个读书人，她当然有自己的底层关怀。但是，她仍然选择了诚实的表达，而不是急着去追赶潮流。一直到后面，当她开始行走在荒郊僻野考察古建筑，接触到更广袤的大地，她才开始写《窗子以外》，写《九十九度中》，写更广大的劳动阶层。身为一个作家，林徽因当然是有局限的，但是，她这种不追逐潮流的诚实和真诚，即便在今天看起来，我想还是有动人的力量。
1935年，林徽因骑马归来，摄于北平家中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林徽因的一个维度。她的身上，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传统。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林徽因在徐志摩去世后曾经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如果他仍活着，我待他怕是仍不能改。最后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爹娘、丈夫和孩子。”这也是真实的林徽因，她一边说自己喜欢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一边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新的人来。从林徽因的身上，你能看到一种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之间的复杂的张力。你可以说这是她的困境，她的冲突，也可以说，这是她的养分，是她和时代相遇的方式。
所以说，观察中国近代其实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历史从来不是线性进步的，近代以来摧枯拉朽的一波又一波革命的浪潮里，那个逐渐退守，逐渐崩溃的古典中国，传统中国，一直都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在林徽因的时代，这种张力常常还和因为民族危机而产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混杂在一起。比如，他们学建筑。留学时他们读到的建筑史全是以欧洲为中心。当时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建筑通史，英国人弗莱彻的《比较建筑史》里，有一幅著名的 “建筑之树”，树的主干是西方建筑，中国和日本建筑只是一个次要分支上一片孤零零的树叶，并且在早于古希腊的时代就停止了生长。这样的观点，刺痛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国家贫弱，连建筑都被人瞧不起。
所以他们胸中常有一口不平之气。同时，他们也不能接受近邻的日本先行一步完成中国建筑史的突破性的研究。那个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1932年6月14日，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给胡适写信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1934年夏，林徽因在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测绘
这就是林徽因的复杂性，她不是简单纯粹的，她是有多个面相，复杂而真实的。她的身上，既有近代以来留学欧美的知识人倡导的自主人格的底色，也有儒家君子的博雅精英性，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而这样一种复杂性，在她的时代，是相当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比如，非常欣赏林徽因的傅斯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傅斯年一直声言学问要做到“不国不故”，应该是最不民族主义的了。可是他个人在情感上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写的《东北史纲》，被很多人认为因民族情绪而影响了论述的客观。
林徽因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照
所以说，林徽因身上的这种复杂性，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学习近代史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让我特别着迷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国知识分子是中西合璧的一代，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他们是中国历朝历代读书人群体里最彷徨困惑和矛盾的群体。所以，我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什么是中西合璧，那不是一份华丽的装饰，是在中西文化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在不断的忧患和国难中，在丧权辱国的民族危机感中，对中国出路艰难的思考和寻找。就像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这句话，是林徽因在她的时代遇到的根本性的大命题，是决定她命运的命题。也是民国知识人群体在关怀也在回答的命题。
1933年3月21日，林徽因（左七）与胡适（右四）、陈衡哲（右三）等在李诫诞辰八百二十三周年纪念会上
这是我想写的故事，也是我为什么要写林徽因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想尝试着写出林徽因身上这种复杂的维度，我想通过林徽因，呈现出她身后留学欧美的知识人群体，他们既紧张又多元，充满张力的精神世界，然后，理解他们在时代的宏大叙述、在辗转曲折中暗潮汹涌中的奋斗与抉择，浮沉与困境。
当然，这样的一种写作，它的背后其实是藏着我的一点私心，作为一个以中国近代史为专业研究方向的人，我始终认为，这个故事，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和阅读的。每一代人都有各自与时代相遇的方式，他们遇到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说，我们今天是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仍然在实践现代性的路途之上。
许倬云先生评价《风雨琳琅》：林徽因实际上是位非常尽责任的研究人员，她和丈夫梁思成非常称职地开创了古建筑复原的事业。陈新华这本书很好，把这部分还原得很好。
在这条路途上，我们和近代以来的知识人群体其实息息相关，具有“同时代性”。可以说，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摆渡人，也是燃灯者。对这个群体的精神，他们的安身立命，他们的生活样态的书写，其实是可以为当下灌注“隔代的养分”，并与当代现实形成一种内在的对话。
陈新华，历史学博士，200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兴趣在晚清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现为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2020年出版《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另著有《百年家族：林徽因》《留学旧踪》《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留学教育通史·晚清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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