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这段话是章先生在得知义勇军取得察哈尔一系列的抗战胜利后有感而发的。
 
察哈尔抗战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只是一个局部，可这局部的战役对近代中国意义非凡。这是长城抗战后，第一次中国战胜日寇的战斗，更是近代史中国首次从外虏手中收复失地的战斗。
 
1933年长城抗战后，日寇开始向平津地区抵进。在其抵进的过程中察哈尔省不断被蚕食，多伦、沽源、宝昌、康保等地相继被日寇占领。面对危机，冯玉祥决定要与日军在察哈尔地区进行决战。
 
1933年6月15日，在冯玉祥的组织下同盟军首次召开军民大会。在会上决定组建北征大军，收复被日军所占领的失地。5日后，冯玉祥委任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路军副总指挥，李海青为右路军副总指挥，向察哈尔东部地区挺进。
 
吉鸿昌根据作战的需要，将北路军整编为3个梯队。邓文部为左翼第一梯队，李海青为第二梯队，周义宣所部骑兵为第三梯队，各部队向张北集结，准备攻打康保。
 
此时的康保由伪军头目李守信防守。这伙伪军在热河抗战时与李海青部共同肩负防守开鲁的重任。可当时这伙伪军的头目崔兴武并不真心抗日，他早就和日寇有了联系。日寇刚一进攻，崔兴武就开城投降导致开鲁失守。
 
当他们听说此次攻打康保的主力部队是李海青部时，内心感觉到了极度惶恐。而李海青部对这只伪军部队也是非常痛恨的，新仇旧恨交杂在一起，这就让李部在攻打康保时异常勇猛。战斗只经过三个小时，伪军弃城逃跑，康保收复，同盟军首战告捷。
 
之后，吉鸿昌率领邓文、张凌云所部以及察哈尔自卫军向宝昌挺进，李海青所部则直驱沽源。北征大军先后在刘家营子、解家营、柳条沟与日伪交战。1933年7月1日，北征大军的左路军攻克宝昌。
 
另一路的李海青部在夺取康保初捷后，迅速包围了沽源。当时驻守沽源的是刘桂堂的伪满州国第二路军。说起刘桂堂这个人，曾经也是抗日队伍中的一员。他是悍匪出身，曾被国民党改编，因为所部剽悍被蒋介石称誉为“铁四师”。
 
可是刘桂堂这个人反复无常，首鼠两端。他见日寇势力大，就当了汉奸，所部也成为伪满洲国军队。对于这种墙头草，李海青决定劝降。他包围沽源后，立刻派人持函去面见刘桂堂，劝其反正。
 
刘桂堂本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土匪，对李海青名号他早就听说过。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在见到李海青的手函后立刻就投降了。之后，刘桂堂被冯玉祥任命为第六路军总指挥。沽源也被同盟军收复了。同盟军连下三城，士气大振，决心一鼓作气，收复塞北重镇多伦。
 
7月4日，吉鸿昌、邓文、李海青等部进抵榆树沟一带，于龙王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李海青所部为中路军，从黄土滩子向多伦挺进；张凌云部为左路军，从黄土场包抄敌军后背；刘桂堂部为右翼，从土窑洼截断敌军的归路。兵为三路，向多伦进发，剩下的吉鸿昌、邓文两部为预备队。
 
7月7日总攻发起，当日夜间同盟军开始向多伦发起进攻。等到8日拂晓，同盟军已经攻克敌人两道战壕。到7月9日，多伦城外的大部分据点已经全部被北征大军占领，不过此时的同盟军因为连续征战，战斗力也有所下降。
 
经过了三日的调整，7月12日，同盟军再次发起攻击。三路部队分别从南、西、北三门发起攻击，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同盟军收复多伦。这是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以来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
 
当冯玉祥知道多伦被收复时，直接致电北征大军，与吉鸿昌、邓文、李海青、刘桂堂、黄守忠等逐一通话，并对各部发电嘉奖。除此之外，还拨款5万元，犒劳了前线全体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