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年的一天，汉朝皇帝刘询正与大臣宴饮，君臣酒酣耳热之时，太子刘奭见父亲高兴、气氛不错，走到皇帝面前，谈起杨恽、盖宽饶讥讽朝廷被诛一事，劝诫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皇帝放下酒杯，非常严肃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段记载见于《汉书·元帝纪》。
（《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的演讲》（Emperor Trajan's Speech），意大利画家Alessandro Pigna (1862-1919)所作，收藏地点未知）
刘询坦率地指出了帝国政治的核心秘密，从高祖平定天下到文景之治，至武帝开疆拓土、至宣庙本朝，一直是“霸王道杂之”，而非祖父武帝推行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代雄主，宣帝酒后言称从高祖建政就一直“霸王道杂之”，实在令人费解，汉朝开国之时，白登之围，汉高祖几以身免；匈奴遗国书猥亵太后，吕后以侍妾自污；文景与民休息，兵事不彰，哪里来的“霸道”？实际上，宣帝所称的 “霸道”，指的是汉承秦制，自秦国法家执政传承而来的政治理念和统治技术。
那么，汉初“善用黄老”“以黄老治国”，也是“霸道”的一部分么？
一般人看来，“黄老之术”是“无为”、休养生息，后世对“黄老”，也多从修身养性、延年益寿、求仙得道的角度理解，这都不错。这么看，“黄老之术”这么消极，何以谈“霸道”？
实际上，产生这种偏差，不在读者，而在于自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作为“黄老”经典的《道德经》文本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从原有面貌变为劝人向善、与世无争、消极迂腐的鸡汤文本，沦为炼丹飞升、算命打卦、装神弄鬼的江湖技艺，彻底丧失了与儒家意识形态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保护了它，使其从明处走向暗处，通过幽暗晦涩的文本，作为口授心传的“屠龙之术”，成为帝国政治的暗线，回归了它“帝王心术”的本来定位，也符合政治斗争隐秘无定的规律。
“黄老”更多指的是“老”，是老子的学说和理论，“黄”（黄帝）的部分多为后人假托，由老子学说衍生而来，类似高考真题和“黄岗状元模拟卷”的差异，价值不大。
“黄老”是法家学说的源头，从老子到韩非、商鞅、李斯，是同一理论走向激进极端、“核武扩散”的过程，在秦朝以法家立国导致政治失败的情况下，汉朝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去极端化，抛弃法家学说，重新采用“黄老”治国，并用儒家装点门面，是以“外儒内法”；二是严防“核武扩散”，对《道德经》的公开文本进行删改，让它变成费拉不堪的鸡汤，真正的“黄老之术”只被皇帝一人掌握，而用儒家的“仁政”示人，是以“霸王道杂之”。
所以，长于民间、只身入宫，历经霍光专权等严酷政治斗争考验的宣帝，对把自己绕进去出不来的元帝，痛心疾首，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而史家也认为，西汉实亡于元帝。强汉从内部被巨儒王莽所篡，对舍本逐末的元帝来说，实属求仁得仁。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道，“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掘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非常中肯。
（ 《窗帘后的罗马皇帝克劳狄》，英国画家Lawrence Alma-Tadema (c. 1836–1912)1867所作，私人收藏）
那么“黄老”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样的呢？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本帛书版的老子《道德经》，相当于备份了两份，对各自缺失的部分，拼合后基本能还原全貌。根据墓葬年代和文本中避讳情况，可以确定这是汉文帝之前的版本，没有经过“独尊儒术”以后的篡改。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帛书版老子《道德经》被认为更接近老子的本意，是“黄老”的本来面目。
这个系列，我们将从《道德经》文本开始，用侦探的办法，还原“黄老”作为政治解决方案的原貌，一窥古代帝国政治延绵千年、幽冥晦暗、不绝如缕的那条红线。
下一篇，我们将讨论一下，如何看待《道德经》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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