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传至今的古籍来说，同治十一年所刻的《钱南园遗集》，是湖南书局所刊之书中年款儿最早者，然书牌上仅说是“书局刊行”，却并没有说是湖南书局，而将此四字并在一起使用者，则是在两年后，《史略》中称：“‘湖南书局’之名最早出现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之前长沙府学作为一教育机构及教育管理机关也曾刊刻一些图书。如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间，曾刊刻《十三经注疏》，每刊完一种即刷行一种，其书牌皆题‘湖南省城尊经阁刊’。直至同治十三年各种皆刊行完毕，汇编成丛书时，书牌才改题‘湖南书局’。清光绪元年（1875）前后，湖南书局一度迁往荷花池，后又迁回府学。”
即此可知，湖南书局曾经从府学迁出，在荷花池办公。这荷花池也是长沙的一片老街区，当年王先谦就住在这一带。几年前，我曾到这一带去寻找王先谦的故居，可惜什么痕迹都没有找到。按说这么一位大名人，当地总要立一个遗址牌。
清同治十年湖南省城尊经阁刻《十三经注疏》本
清同治十年湖南省城尊经阁刻《十三经注疏》本
湖南书局移进了荷花池，不知是否跟王先谦有关。而今也搞不清这个书局在那一带营运了多长时间，是何时又搬回了府学，但有一度这个官书局改名为了“长沙荷池书局”，应该就是书局搬到这一带的所刊之本，可惜我至今还未曾收藏过有这个牌记之书。正如寻霖所说，因为湖南书局是由学政代管，所以每换一届领导，这个书局都会有相应的调整，在名称上也是如此，比如湖南书局又称“湖南省城书局”、“楚南书局”、“湘南书局”、“湖南官书处”等等，很少有一家官书局会有这么多面目者。
为什么一家官办的书局会是如此呢？《史略》一书中称：“清末湖南三大官书局，传忠书局官办绅助，思贤书局绅办官助，二者既有官府公费，又有官绅捐资。而湖南书局经费全来自于官府公费，学官地位虽高但经费拮拙，因而湖南书局经费难以保障，而书局主持者多由吏员充任，往往随着上级主管官员变更而变更。”领导的走马灯，再加上又缺钱，难怪湖南书局所刻之本受到藏家的诟病：“湖南书局刻书虽多，但内容校勘及版式装帧皆远不如其他二局，特别是后期，其刻书种类芜杂，竟刻术数、医书等大众畅销读物以牟利。甚至直接租用其他书坊板片刷印，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借用新化陈氏三味堂版（清）陈念祖撰《灵素提要浅注》十二卷刷印。”
但湖南书局所刻之书的品种的确不少，《史略》中称：“湖南书局由湖南学政（提学使）及长沙府学共同管辖，作为当时湖南唯一的全官费专职官府印刷机构，其刻书以官府公文、教化书、御颁书、科举书及普及性大众读物为主，如《十三经注疏》、《松阳讲义》、《小学集解》、《纲鉴正史约》、《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御选唐宋诗醇》之类。偶尔也刻一些名贤文集，往往需刻书人自行捐资，……”看来，这里除了刻书也同样出版教材教辅，就今天来说，这可是出版业最赚钱的营生，只是不知当年是否也是这种情况。
但若从另一个侧面来考察，似乎那个时代出版学生的课外读物，也不是个赚钱的行当，比如清光绪二十一年，湖南官书局出版了清张师载所辑《课子随笔钞》，这是典型的教辅，该书前附有江标的序言，此序中有这样几句话：“今岁乙未，余年已三十六矣，奉天子命视学湘中，方为臣子，惧陨越。适李幼梅观察出示重刻本，属为叙之……此则观察醵钱重刻之功，岂浅鲜哉。”由此可见，这部书是由私人出钱并由湖南官书局代为出版者。
清同治十年湖南省城尊经阁刻《十三经注疏》本
清同治十年湖南省城尊经阁刻《十三经注疏》本
显然，做这样的事有着公益性。当年湖南官书局所收之书的价格倒是不贵，《史略》中收录有《湖南书局价目表》，此表中详列出了书局出版物的品种和价格，我节选其中一部分如下：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一百六十本，官堆纸每部钱一十二千文，毛边纸八千六百文。
《周易本义》，二本，官堆纸每部钱一百六十文，毛边纸一百二十文。
《书集传》，三本，官堆纸每部钱二百六十文，毛边纸二百文。
《诗集传》，四本，官堆纸每部钱三百二十文，毛边纸二百五十文。
《周礼郑注》，六本，官堆纸每部钱四百文，毛边纸三百文。
《仪礼郑注句读》，四本，官堆纸每部钱三百六十文，毛边纸二百八十文。
《礼记集说》，十本，官堆纸每部钱六百二十文，毛边纸四百四十文。
《春秋左传杜注》，十本，官堆纸每部钱六百六十文，毛边纸五百文。
《四书朱注》，六本，官堆纸每部钱四百二十文，毛边纸三百文。
《尔雅郭注》，三本，官堆纸每部钱二百文，毛边纸一百六十文。
《李中丞集》，二本，官堆纸每部钱一百四十文，毛边纸一百二十文。
这个《价目表》标出了本局所出的书名、本数以及用不同纸所刷之书的价格，其所用纸张仅标明了两种，即官堆纸和毛边纸。毛边纸是明末以来各个书坊中常用的刷书用纸，属于价格较为便宜的一种纸张；而官堆纸则是清中后期官书局兴起之后，才大量使用的一种纸，可惜我至今还未搞清楚官堆纸的实际产地。从这个《价目表》可知，用官堆纸所刷之书，其售价要高于毛边纸，至少说明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官堆纸要优于毛边纸。而今这两种纸所刷的古籍，在售价上却完全没有区别。看来，历史上高成本的东西在易代之后，人们也不一定还会认可当年的价格体系。
有意思的是，湖南官书局所售之书都会把这个《价目表》附在书内，这也是一种广告行为，而《价目表》中还印有如下一段话：“湖南官书局旧设荷花池，现移南门府学……发卖各种书籍，系经校对，概遵正韵，毫无错讹。拣选上色纸张，尽用徽墨刷印。欲买者赴府学东西两斋，随时购买，所有书价，照依旧章数目交兑足钱，不折不扣，不便赊欠。”
这段话中却说湖南官书局原本是设在荷花池，而后才移到了长沙府学，这跟以往的认定略有差异。通常的相关论述中，都认为湖南书局初设于学宫，而后迁到了荷花池，再后来才又返回学宫者。不知哪种说法才正确。然这张广告上却提前湖南官书局所刻之书，是用徽墨来刷印，可见在那个时代，徽墨已经是上等质量的代名词。
湖南官书局所刻之书中，还有一部王闿运所撰的《湘军志》，此局能刻这部书，倒让人觉得略感意外。曾国藩所建立起来的湘军，对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后湘军的地位也如日中天。曾国荃为湘军的主要干将，他认为有必要把这段英雄史用文字的形式流传于世，于是他就请到了湖南的名士王闿运，请其来写这部史书。而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也提前把稿费支付给了王闿运。而后王闿运花了几年工夫搜集资料，加上具体考察，之后就写出了《湘军志》一书。书稿写完之后，他并没有拿给曾家人审看，于同治七年他在成都时，让当地的书坊志古堂将该书刊刻了出来。
清同治十三年湖南书局刻本
清同治十三年湖南书局刻本
清同治十三年湖南书局刻本
也许是王闿运为了能够写出一部公正的正史，尽管是曾家人请他所写，并且已预付了稿酬，但他仍然秉笔直书，写出了当年湘军内部的一些矛盾以及曾国荃滥杀无辜之事。曾家人看到此书后，大为生气，而后找到了王闿运。王闿运迫于压力，把书板从四川运回了长沙，并将书板交给了郭嵩焘。曾国藩让郭嵩焘将此板烧掉，同时请郭重新撰写一部《湘军志》。出于各种原因，郭推辞不写，这让曾很无奈，于是曾又另请王定安写了部《湘军记》。但这位王闿运并未就此罢休，他后来又从长沙返回了成都，在当地继续刊刻《湘军志》，从而让这部书风行开来，而后又出现了几种翻刻本，其影响远比《湘军记》大得多。
至于王闿运为什么不顾曾家人的情面继续这么做？有一种说法讲到了当年王闿运跟曾国藩的交往。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其声誉成为了天下一人，当时王闿运到曾国藩的府上劝说他把皇帝拉下马并取而代之，但曾不同意王的这番说辞，可能是他觉得文人谈时政只会感情用事。那时王闿运托人给曾国藩捎话，希望曾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但曾同样没有答应，于是有人认为后来王闿运把《湘军志》写成那样，就是对曾国藩当年对自己的冷遇予以的回击，然而真实情况是否确实如此，那只能由人猜测了。但王闿运把《湘军志》写成这样，也确实受到了后人的诟病，毕竟曾国藩带领一家人组织起众多的乡里张亲跟太平军浴血奋战，而后九死一生，终于平乱，也才有了清末的“同治中兴”。曾国藩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如此之大，而王闿运在写史书时却抓小放大，即使撇开一切个人因素来说，这种写法也会被看作以偏盖全。
清光绪八年成都志古堂刻本
清光绪八年成都志古堂刻本
出版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越是禁书越容易流行，不知王闿运的这部《湘军志》是否与此有类比。其他地方刊刻和盗版这部书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有了这个故事在，书的销路自然不愁，然而湖南本是湘军的地盘，虽然曾国藩已逝，但大批的湘军将领都回到了本地，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部《湘军志》。可是湖南书局本是一家官书局，但却在光绪二十八年刊刻了王闿运的《湘军志》，难道他不怕当地的湘军将士砸了这家书局？或者有更多的解释是我所不了解者，我真希望读到更多的相关细节与内幕。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