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一生的经历颇为奇特,他的弟子黄宗羲在《刘子全书》中称:“先生通籍四十五年,立朝仅四年,在家强半。”刘宗周考取功名之后,在45年的时间里,竟然只有4年在朝中为官,这哪里是强半,因为连十分之一都算不上,这样的境遇可谓离奇。刘宗周一生三次被革职,这段历史倒值得简要地聊一聊。
明天启四年,刘宗周任通政司右通政,这个时代正是宦官专权,而最显赫者则是魏忠贤。魏忠贤本名魏进忠,在熹宗还没有当皇帝时,他就服侍在其身边,因此朱由校对他特别宠信,而魏忠贤在宫中的对食客氏本是朱由校的乳母,朱由校大婚之后,客氏仍居宫内,这引起了一些大臣们的非议。这种局面让熹宗也觉得不好看,于是他下令把客氏请出宫,但客氏绝食哭泣,熹宗没办法,只好收回成命。
刘宗周觉得这么做不好,于是就给皇帝上奏章弹劾客氏。他的这个做法当然让皇帝很不高兴,刘宗周在奏章中又痛斥宦官之祸,同时直接点出魏进忠之名,这让魏十分痛恨,经过他一番活动,皇帝下令将刘宗周廷杖六十,好在有首辅叶向高的上下周旋,总算让刘宗周逃过一劫,结果是“从轻罚奉半年”。但此后不久,刘宗周又给皇帝上了份奏章,继续申明魏忠贤误国,据说这份奏章被人篡改之后才递到了皇帝那里,这让皇帝很生气,于是圣旨下:“刘宗周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
崇祯皇帝继位后,刘宗周又入朝廷为官,皇帝曾在文华殿召见他,想让他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而刘宗周却跟皇帝说:“天下原未尝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只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遂使在事诸臣相率以畏罪饰非为事,不肯尽心职业,所以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杀贼。”
其实皇帝本想向他咨询一下解决当前困难的方法,然而这刘宗周却不做应和,反而对皇帝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这当然让皇帝很不满,于是就没再重用他。刘宗周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提出辞职。崇祯帝对他还算客气,于是对他说那就先养病,病好了再来复职。但是刘宗周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交河时则又给皇帝上了份《身切时艰疏》,据说此疏也被人篡改了,皇帝看后大怒,于是下旨:“刘宗周明系比私乱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他第二次被革职了。
几年之后,刘宗周又被启用。崇祯十五年,刘宗周认为皇帝处分大臣的做法不合规矩,他当面向皇帝提出:“十五年来,皇上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乃不追原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这位刘宗周果然勇敢,他当面指责皇帝处分大臣的做法不恰当,并且说,今天的这种不好的局面就跟皇帝的处分方式有很大关系。他的这种说法,其结果可想而知,而后不久,就第三次被革职了。
从以上的这些经过可以看出,刘宗周果真是个骨头硬的人,四十多年来,三次被罢官,但他却从不接受教训,每次被启用后,继续直谏,其性格之耿直远超那些识时务者。虽然他一生中仅做官几年,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政绩,然而他却创立了一个学派,这样的结果远比他为官对社会所做的贡献要大的多。
刘宗周第一次被罢官之后就回到了绍兴,在天启五年,他开始在蕺山解吟轩开讲会,而后因为朝廷查办党祸,这个讲会就停止了。但这个阶段对刘宗周的思想形成很重要,《刘宗周与蕺山学派》中称:“这个时期对刘宗周本人来说相当重要,他的思想完成了第一次飞跃——由程朱理学转向了阳明心学,慎独之旨也隐约呈现。”
崇祯四年,刘宗周去见陶望龄的弟弟陶奭龄,刘提出跟陶共同举办讲会,陶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提议,于是就在当年的三月初三,他二人约来了二百多人,在陶文简公祠成立了“证人社”,但是二人在一起讲课后不久就发生了问题,因为二人的学术观点有较大的分歧,黄百家在《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记载:“蕺山主慎独,慎则敬,敬则诚,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石梁宗解悟,云识得本体,不用工夫,求之心行路绝之间,故虽与同事,而论多龃龉。”
这里的“蕺山”指的就是刘宗周,而“石梁”则是陶奭龄的字。他们在讲学时,弟子们对二人的观点有各自不同的认识,这自然就形成了派别,而弟子们之间也就因为学术观点而引起了纷争,黄宗羲在《思旧录》中称:“先生与陶石梁讲学。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禅,且流而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发,则无不起而争之。”
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中讲述了二人的学术分歧点:“证人之会,石梁与先生分席而讲,而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石梁言‘识得本体,不用工夫’,先生曰:‘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为无忌惮之归而已。”
这种观念上的分歧显然难以调和,而后双方弟子们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创建的证人社显然维持不下去了,在一年多之后,这个社被解散,而信奉陶奭龄观点的一派则另外创会于白马岩居,而刘宗周的一派则继续开讲于古小学和阳明祠,自此之后就有了蕺山学派。
对于蕺山学派,何俊、尹晓宁认为此派自分讲习之后:“此后至刘宗周殉国这段时间,蕺山学派的思想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统合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其标志便是刘宗周最重要的著作《人谱》的定稿。”
刘宗周所创蕺山学派的宗旨是怎样的呢?此文中称:“刘宗周心性哲学的宗旨是慎独和诚意,似乎是以《大学》为依据,但正如其弟子陈确发现的那样,他的宗旨其实与《大学》断断不合。这种不合是心学‘自诚明’和理学‘自明诚’路数上的不合,这等于宣告了刘宗周统一心学和理学努力的失败。”看来,刘宗周是努力地想调和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差异,但他最终不但没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反而给蕺山学派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在刘宗周的心性哲学中,心学的体系实际上是理所披的一件外衣。这种内部矛盾必然导致学派日后的分裂。”
果真,刘宗周去世后,蕺山学派分裂为了三派,王汎森先生在《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一文中提到而后蕺山学派一分为三,第一派倾向于程、朱理学,这一派以张履祥、刘汋、吴蕃昌为代表;第二派则以陈确为代表,陈确的观点既不同于程、朱理学,也不同于陆、王心学,可谓独树一帜;而第三派则是倾向于陆、王心学,此派以黄宗羲为代表。
对于这三派,哪一派更接近刘宗周的观念,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姚名达认为:“传其道者,惟黄宗羲最正,邵廷采则其再传嫡派也,而恽日初、张履祥之流不与焉。”姚认为黄宗羲才是真正传播刘宗周思想的人,即使如此:“黄宗羲的确是中国思想史上卓尔不群的大师级人物,但其思想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别有开拓,已非蕺山学派所能范围。蕺山学派因黄宗羲而复振,也随黄宗羲学术路向的转变而衰落下去。”(《刘宗周与蕺山学派》)
按说,刘宗周的一生中三次被革职,他应当对这个朝廷已经深恶痛绝,然而事实却与这种猜测相反。南明弘光元年,也就是清顺治二年,清兵南下,攻陷南京城,当年六月攻陷杭州,潞王降清,面对这种局面,刘宗周决定以绝食来殉国,他20天不吃饭,最终离世,可见其性格是如此的刚烈。
然而他的遭遇和他的效忠,竟然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措呢?《刘宗周年谱》中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义然也。”这样的忠君思想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儒家观念,但让今天的我读到他的生平、再读到他的这个结局时,依然在心中有着难以抚平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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