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来他又做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委。他的这些履历讲的都是他的从政经历,而后世更多者则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则是他的藏书事迹。
柳亚子是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所藏跟他的治学方向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柳亚子的藏书分两大门类:一者是他也跟别的藏书家一样,将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藏书专题之一;二者是他因为研究南明史,为了能够得到详实可靠的资料,柳亚子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南明文献。对于前者的收藏,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亚子先生黎里藏书札记》一文中写到:“一是乡邦文献,凡是黎里人的著作,从古到今,不论精粗,一律收藏,后来扩大到吴江,又扩大到苏州地区。内容众多,有诗词、有文章、有书信、有笔记,也有小说,甚至连医药种植之书也尽加收集。为让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亚子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他知道家谱、族谱不仅可以研究家族变迁人口繁衍,同时可以发现很多艺文资料,于是就向家乡邻里友好借阅谱籍,从中辑录了不少吴江文献。”看来,他为了收集乡邦文献确实下了大工夫。
废弃的水泥船
而柳亚子的工作不仅如此,他除了自己收藏这些乡邦文献外,更为难得者,他还组织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并来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该文中写到:“1918年冬,亚子先生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凡保存会的同志,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亚子先生在吴江地区藏书家中选定了12位佼佼者,拟定了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为代号。具体的代号和姓名如下:‘文(柳亚子)献(黄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根据这12个代号再编订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余种,亚子先生‘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余种,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吴江的藏书大家。”
而今被修成了游览步行街
古人刊刻大藏经,基本是以《千字文》来编顺序号,这是了为便于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亚子是否借鉴了这种排序方式,他竟然将吴江地区十二位藏书家每人分一个字,他的这种做法没有听说其他藏书也这么做过。
柳亚子除了组织这些藏书家共同收集之上,他还动用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来帮自己抄书,《知无涯草庐诗》跋语中有这样的话:“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遍,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年仅12岁就开始帮助父亲抄书,这种做法也确实太过稀见。
为了收集乡邦文献,柳亚子花了大笔的钱,李海珉在其文中写到:“在亚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颗闲章文曰‘散尽黄金万卷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亚子先生从1898年起到1927年离开黎里止,其间光为搜罗吴江乡邦文献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在乡邦文献上,大多钤有‘柳亚子藏书’的印章,妥加保存,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亚子先生甚至连印都舍不得钤,生怕污损了珍品。因此,吴江老乡说亚子先生‘爱书如命’,这是中肯之论,一点也不夸张。凡是亚子先生研读过的书籍,都钤有‘亚子过目’、‘曾经柳亚子披览’或‘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的印章。”
创意
除了乡邦文献,柳亚子的另一大收藏则为南明文献。柳亚子收集这些文献的原因,则跟他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关系。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该文中这样叙述了柳亚子年轻时的所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因为他借助了这么多反清复明之士的文献,使得他有了对南明系统研究的想法,故而该文中又写到:“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自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栉次鳞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
街景
以上所言,只是讲述的他的收集过程,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中又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邨)、胡朴安、朱希祖。”
柳亚子收集了那么多南明文献,可惜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的家乡沦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带不出来,于是他就通过一些藏书家来借阅相关史料,遇到有价值的材料时,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复印机,所以他只能通过抄写来拥有。
生态
对于他抄书的情况,陈燮君、盛巽昌的文章中说到:“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56件的大书也靠抄写,并且他只用了26天,如此推算起来,他每天抄两卷书,这个工作量足够大,当时他抄书的地点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年11月,柳亚子写了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发表在了当月的《大风月刊》上。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就。
一路前行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柳亚子来到了香港,他所收集的南明文献也带到了这里,而后他在这里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柳亚了躲到了澳门,因为走得匆忙,他所藏的南明文献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带走,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谈到柳亚子藏书的归宿时称:“家藏清初禁书集部綦多,近闻已携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怀旧集》中著录所藏明季遗书一大宗,几与《禁书总目》相埒者,则抗战时失于香港之变,杳不可踪迹矣。”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全部没了踪影。
这些书去了哪里呢?柳亚子曾写过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该文中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
看来,柳亚子也不清楚他的藏书最终的归宿。他用“听说”二字来解释他的书和文件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因为他在香港的居所成为了日本人的报道部。而后的相关文献大多引用这样的说法,比如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该书中说:“可惜这些字字心血声声泪的手稿,连同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和向胡朴安等借用的书籍,在日本攻陷香港时,为战火漫及付丙了。”
联想
柳亚子所藏的南明文献在香港全部被日本烧掉了,这样的说法流传了三十余年。到了1982年,这件事突然有了转机。这年的5月9日,香港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所写《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一文,该文首先叙述了社会的普遍认定:“关怀先父柳亚子的朋友,与研究南明史的学人,都知道他在九龙羿楼(用后羿射日典故)所收藏的好几百种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遗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劫灰’。”同时还引用了柳亚子本人的说法,而后柳无忌在该文中又称:“其实,柳亚子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在1942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他的南明书籍,非但未成灰烬,而且大部分还好好的保藏着,甚至美观地装潢在几套夹板中间,上面分别摩刻着他自己所题的书名。这可说是奇闻!却千真万确,有文章为证。”
古老的石桥
柳无忌所提到的文章乃是王瑞丰所写《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该文发表于1944年9月16日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该文的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偶然得到南明史稿及藏书的过程。如此说来,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并没有被烧掉,而是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某人的手中。
可是,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为什么过了38年柳亚子的儿子才得知这个消息?对此,柳无忌在该文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王瑞丰这篇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正值汪伪政权时代,未为学者注意,此后亦无人提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总以为他旧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军占领港九时成为劫灰。现在,根据王氏所述,至少在1944年时,这些书稿尚大部分安全无恙,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有无特殊的事情发生,却无从知道。”
不起眼的柳亚子纪念馆
柳无忌说,1944年的上海正是汪伪政权统治时期,所以这篇文章发出来后并未引起他人的注意,所以也就没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柳亚子,而柳亚子去世去1958年,直到其离世,他仍然认定自己的南明藏书变为了劫灰。其一生精力所聚之一,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想来柳先生至死都会是个遗憾,但没想到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这个旧藏又有了柳暗花明的结果。
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写的不短,约有几千字之多,他是如何意外得到的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呢?王瑞丰在该文中详述了事情的本末,他首先讲到民政部情报班的班长叫黑木青行,从名字可知这是个日本人,此人从台湾来到了香港。这位黑木因为受某少将之托,到香港后他打问《大公报》张季鸾的下落,其实张在此前一年已经去世,而黑木在打听的过程中认识了王瑞丰的同乡,于是王也就成为了黑木的朋友。
塑像
某天,黑木请一些朋友到其住处兼办公地吃饭,王瑞丰在其客厅旁的一个小屋内看到了一个玻璃书橱,同时他还看到了何香凝画的一幅梅花,这幅画的下面有柳亚子的题诗,为此王瑞丰意识到,情报班所占的房屋很可能是柳亚子的书斋。此前,王瑞丰早就听闻过柳亚子致力于收藏和研究南明史料,于是他意识到这个书橱内很可能藏的就是这些珍宝,他很想上前翻看,可是又碍于他觉得自己跟黑木没有深交,不便于太过唐突。好在当时有一位叫信子的女士从书橱内拿了一本柳亚子《自撰年谱》送给了王瑞丰,于是他觉得黑木似乎对这些藏书并不在意,所以他小心地提出可否借阅这些书,没想到黑木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题写诗词
这个结果让王瑞丰大为高兴,于是他就从书橱中挑选了几本。王究竟拿了哪些书?他在文中写到:“吴易传初稿1册全(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吴日生传1册(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1册全(修订本);吴易传1册全(文言体);江左少年夏完淳传1册全(1940年10月29日夜分脱稿),该传的特色,是以语体文写成的,记得柳氏主修上海县志,也是采用白话体,这是在旧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一点;周之藩传1册全(修订本);南明杂传1册全,中有夏氏父子传、杨娥传、赵夫人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潘合传、王戴合传、吴志葵传,共有7册。”
可能是初次相见的原因,王瑞丰不敢多拿,他仅从橱中挑选了七册。看来这位王想细水长流,先跟黑木搞好关系,而后慢慢地从这里拿书。可惜的是,黑木不久就辞官离去了,而这所房子则由黑木的亲戚八木田来看守,住在此处的人还有黑木的女友张莉莉。这位张莉莉在香港也是著名的交际花,她常常招很多人到住处来,这种做法让八木田很不满,二人为此还吵过架,同时这位张莉莉还把房中的东西随手拿来送人,而八木田又管不住她,于是他就前往王瑞丰家劝王把想要的书赶快都拿走。
赐福堂
看来,王瑞丰未曾想到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于是王事不迟疑,他立即跟八木田来到柳亚子旧居,虽然张莉莉怒目以视,但他还是从书橱中挑选出了跟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带走了。
王瑞丰在文中详细列出了他所带回之书,从排列的顺序看,我感觉这位王瑞丰对版本颇为在行。他首先列出了柳亚子藏书中的自抄本:
南明史料书目稿本1册(有29年6月9日后记2册);补遗第1册(附编目四种,关于华延年室题跋所载者);补遗第2册(关于图书馆及私家所藏者);补遗第3册(关于丛刊及丛书本者);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年表合订本1册全(大兴傅以礼遗著,有29年7月23日首记,又后记二则)。以上均为柳氏手抄本。
接下来,他又列出了柳亚子的批校本:
又足本南疆逸史8册全:第1册为纪略1至4全,第2至第8册,为列传1至52,附杨跋12首。按他29年9月13日全书校毕记里说:“校勘前后凡14日,合诸抄写时期,共为34日。”观全书不下十数万言。仅以短短的时间,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并且丹铅校勘,详证异同,这种治学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
而后他又提到了中文打字机的录入本:
夏太史遗稿1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9月17日题记),玉樊丙戌集上下2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6月28日前记),上两种为麟飞女士以中文打字机打成。
而后他又详列出柳亚子得到的抄本:
南疆绎史7册(卷首至卷20终);海东逸史1册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购赠,等于一部鲁监国实录);明清纪略1册全(吴江朱不远著,朱字明德,即勾吴外史,饭香抄本,附跋文,胡朴安先生赠);明季实录1册(胡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之一,胡先生拆开借给的)。我想一本弃失便永无完日,自古名贵典籍,也往往是这样散失的。圣安纪事1册全(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与明季实录同);野史无文共7册(胡先生代觅抄本),此书现为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抄本,原题淝水奈邨农夫(即郑达)纂辑;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国立图书馆28年5月印行,有柳氏眉批)。
在目录的最后部分,王瑞丰又列出了柳亚子已经发表的手稿:
南明史纲散稿一束,1至6编(看上面红笔标的记号,是已经发表过的);合柳氏自传年谱,及“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看来,柳氏写成的南明史稿及参考各书,大致没有失缺,只是闻随笔1册,不知什么时候被应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收藏起来,算是抱守之意吧!
由以上可知,这位王瑞丰所选出之书数量并不大,但却是柳亚子研究南明史收集资料中的精品,可见这位王瑞丰对此是绝对的内行,他得到这些书之后也很珍视,因为他在1942年的春天还花了几十元的军票订做了几套夹板,特意把这些书保护了起来。当他离开香港时,他将这些书寄存在了一位好朋友的家中,此后他们之间在通信过程中,王瑞丰还惦记着这批书,朋友告诉他“请勿为念”,其潜台词则是告诉王:他的这批书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再后来,这批书的下落就没有了消息。
陈设
到了1982年,身在美国加州的柳无忌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就特意写出《寻书》之文发表在《大公报》上。关于他写此文的目的,柳无忌在该文的最后两段写到: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我写本文的动机,旧事重提就是想借助于畅销各地的《大公报》盼它的读者,不论在香港、上海、山东,能指示我一条寻书的线索。
我更大的希望,当然是当事者如王瑞丰本人——那位妥为收藏史料并盼望“原璧归赵”的热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们的家属,会看到这篇文字,并告诉我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虽然世变沧桑,但自1942-1982亦不过40个年头,谁知道这些宝贵的书稿——在政府与学人正从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时候——不会重新出现?我乐观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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