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来他又做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委。他的这些履历讲的都是他的从政经历，而后世更多者则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则是他的藏书事迹。
柳亚子是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所藏跟他的治学方向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柳亚子的藏书分两大门类：一者是他也跟别的藏书家一样，将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藏书专题之一；二者是他因为研究南明史，为了能够得到详实可靠的资料，柳亚子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南明文献。对于前者的收藏，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亚子先生黎里藏书札记》一文中写到：“一是乡邦文献，凡是黎里人的著作，从古到今，不论精粗，一律收藏，后来扩大到吴江，又扩大到苏州地区。内容众多，有诗词、有文章、有书信、有笔记，也有小说，甚至连医药种植之书也尽加收集。为让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亚子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他知道家谱、族谱不仅可以研究家族变迁人口繁衍，同时可以发现很多艺文资料，于是就向家乡邻里友好借阅谱籍，从中辑录了不少吴江文献。”看来，他为了收集乡邦文献确实下了大工夫。
废弃的水泥船
而柳亚子的工作不仅如此，他除了自己收藏这些乡邦文献外，更为难得者，他还组织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并来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该文中写到：“1918年冬，亚子先生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凡保存会的同志，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亚子先生在吴江地区藏书家中选定了12位佼佼者，拟定了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为代号。具体的代号和姓名如下：‘文（柳亚子）献（黄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根据这12个代号再编订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余种，亚子先生‘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余种，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吴江的藏书大家。”
而今被修成了游览步行街
古人刊刻大藏经，基本是以《千字文》来编顺序号，这是了为便于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亚子是否借鉴了这种排序方式，他竟然将吴江地区十二位藏书家每人分一个字，他的这种做法没有听说其他藏书也这么做过。
柳亚子除了组织这些藏书家共同收集之上，他还动用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来帮自己抄书，《知无涯草庐诗》跋语中有这样的话：“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遍，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年仅12岁就开始帮助父亲抄书，这种做法也确实太过稀见。
为了收集乡邦文献，柳亚子花了大笔的钱，李海珉在其文中写到：“在亚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颗闲章文曰‘散尽黄金万卷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亚子先生从1898年起到1927年离开黎里止，其间光为搜罗吴江乡邦文献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在乡邦文献上，大多钤有‘柳亚子藏书’的印章，妥加保存，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亚子先生甚至连印都舍不得钤，生怕污损了珍品。因此，吴江老乡说亚子先生‘爱书如命’，这是中肯之论，一点也不夸张。凡是亚子先生研读过的书籍，都钤有‘亚子过目’、‘曾经柳亚子披览’或‘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的印章。”
创意
除了乡邦文献，柳亚子的另一大收藏则为南明文献。柳亚子收集这些文献的原因，则跟他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关系。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该文中这样叙述了柳亚子年轻时的所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因为他借助了这么多反清复明之士的文献，使得他有了对南明系统研究的想法，故而该文中又写到：“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自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栉次鳞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
街景
以上所言，只是讲述的他的收集过程，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中又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邨）、胡朴安、朱希祖。”
柳亚子收集了那么多南明文献，可惜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的家乡沦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带不出来，于是他就通过一些藏书家来借阅相关史料，遇到有价值的材料时，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复印机，所以他只能通过抄写来拥有。
生态
对于他抄书的情况，陈燮君、盛巽昌的文章中说到：“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56件的大书也靠抄写，并且他只用了26天，如此推算起来，他每天抄两卷书，这个工作量足够大，当时他抄书的地点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年11月，柳亚子写了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发表在了当月的《大风月刊》上。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就。
一路前行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柳亚子来到了香港，他所收集的南明文献也带到了这里，而后他在这里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柳亚了躲到了澳门，因为走得匆忙，他所藏的南明文献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带走，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谈到柳亚子藏书的归宿时称：“家藏清初禁书集部綦多，近闻已携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怀旧集》中著录所藏明季遗书一大宗，几与《禁书总目》相埒者，则抗战时失于香港之变，杳不可踪迹矣。”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全部没了踪影。
这些书去了哪里呢？柳亚子曾写过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该文中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
看来，柳亚子也不清楚他的藏书最终的归宿。他用“听说”二字来解释他的书和文件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因为他在香港的居所成为了日本人的报道部。而后的相关文献大多引用这样的说法，比如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该书中说：“可惜这些字字心血声声泪的手稿，连同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和向胡朴安等借用的书籍，在日本攻陷香港时，为战火漫及付丙了。”
联想
柳亚子所藏的南明文献在香港全部被日本烧掉了，这样的说法流传了三十余年。到了1982年，这件事突然有了转机。这年的5月9日，香港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所写《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一文，该文首先叙述了社会的普遍认定：“关怀先父柳亚子的朋友，与研究南明史的学人，都知道他在九龙羿楼（用后羿射日典故）所收藏的好几百种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遗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劫灰’。”同时还引用了柳亚子本人的说法，而后柳无忌在该文中又称：“其实，柳亚子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在1942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他的南明书籍，非但未成灰烬，而且大部分还好好的保藏着，甚至美观地装潢在几套夹板中间，上面分别摩刻着他自己所题的书名。这可说是奇闻！却千真万确，有文章为证。”
古老的石桥
柳无忌所提到的文章乃是王瑞丰所写《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该文发表于1944年9月16日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该文的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偶然得到南明史稿及藏书的过程。如此说来，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并没有被烧掉，而是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某人的手中。
可是，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为什么过了38年柳亚子的儿子才得知这个消息？对此，柳无忌在该文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王瑞丰这篇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正值汪伪政权时代，未为学者注意，此后亦无人提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总以为他旧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军占领港九时成为劫灰。现在，根据王氏所述，至少在1944年时，这些书稿尚大部分安全无恙，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有无特殊的事情发生，却无从知道。”
不起眼的柳亚子纪念馆
柳无忌说，1944年的上海正是汪伪政权统治时期，所以这篇文章发出来后并未引起他人的注意，所以也就没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柳亚子，而柳亚子去世去1958年，直到其离世，他仍然认定自己的南明藏书变为了劫灰。其一生精力所聚之一，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想来柳先生至死都会是个遗憾，但没想到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这个旧藏又有了柳暗花明的结果。
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写的不短，约有几千字之多，他是如何意外得到的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呢？王瑞丰在该文中详述了事情的本末，他首先讲到民政部情报班的班长叫黑木青行，从名字可知这是个日本人，此人从台湾来到了香港。这位黑木因为受某少将之托，到香港后他打问《大公报》张季鸾的下落，其实张在此前一年已经去世，而黑木在打听的过程中认识了王瑞丰的同乡，于是王也就成为了黑木的朋友。
塑像
某天，黑木请一些朋友到其住处兼办公地吃饭，王瑞丰在其客厅旁的一个小屋内看到了一个玻璃书橱，同时他还看到了何香凝画的一幅梅花，这幅画的下面有柳亚子的题诗，为此王瑞丰意识到，情报班所占的房屋很可能是柳亚子的书斋。此前，王瑞丰早就听闻过柳亚子致力于收藏和研究南明史料，于是他意识到这个书橱内很可能藏的就是这些珍宝，他很想上前翻看，可是又碍于他觉得自己跟黑木没有深交，不便于太过唐突。好在当时有一位叫信子的女士从书橱内拿了一本柳亚子《自撰年谱》送给了王瑞丰，于是他觉得黑木似乎对这些藏书并不在意，所以他小心地提出可否借阅这些书，没想到黑木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题写诗词
这个结果让王瑞丰大为高兴，于是他就从书橱中挑选了几本。王究竟拿了哪些书？他在文中写到：“吴易传初稿1册全（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吴日生传1册（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1册全（修订本）；吴易传1册全（文言体）；江左少年夏完淳传1册全（1940年10月29日夜分脱稿），该传的特色，是以语体文写成的，记得柳氏主修上海县志，也是采用白话体，这是在旧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一点；周之藩传1册全（修订本）；南明杂传1册全，中有夏氏父子传、杨娥传、赵夫人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潘合传、王戴合传、吴志葵传，共有7册。”
可能是初次相见的原因，王瑞丰不敢多拿，他仅从橱中挑选了七册。看来这位王想细水长流，先跟黑木搞好关系，而后慢慢地从这里拿书。可惜的是，黑木不久就辞官离去了，而这所房子则由黑木的亲戚八木田来看守，住在此处的人还有黑木的女友张莉莉。这位张莉莉在香港也是著名的交际花，她常常招很多人到住处来，这种做法让八木田很不满，二人为此还吵过架，同时这位张莉莉还把房中的东西随手拿来送人，而八木田又管不住她，于是他就前往王瑞丰家劝王把想要的书赶快都拿走。
赐福堂
看来，王瑞丰未曾想到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于是王事不迟疑，他立即跟八木田来到柳亚子旧居，虽然张莉莉怒目以视，但他还是从书橱中挑选出了跟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带走了。
王瑞丰在文中详细列出了他所带回之书，从排列的顺序看，我感觉这位王瑞丰对版本颇为在行。他首先列出了柳亚子藏书中的自抄本：
南明史料书目稿本1册（有29年6月9日后记2册）；补遗第1册（附编目四种，关于华延年室题跋所载者）；补遗第2册（关于图书馆及私家所藏者）；补遗第3册（关于丛刊及丛书本者）；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年表合订本1册全（大兴傅以礼遗著，有29年7月23日首记，又后记二则）。以上均为柳氏手抄本。
接下来，他又列出了柳亚子的批校本：
又足本南疆逸史8册全：第1册为纪略1至4全，第2至第8册，为列传1至52，附杨跋12首。按他29年9月13日全书校毕记里说：“校勘前后凡14日，合诸抄写时期，共为34日。”观全书不下十数万言。仅以短短的时间，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并且丹铅校勘，详证异同，这种治学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
而后他又提到了中文打字机的录入本：
夏太史遗稿1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9月17日题记），玉樊丙戌集上下2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6月28日前记），上两种为麟飞女士以中文打字机打成。
而后他又详列出柳亚子得到的抄本：
南疆绎史7册（卷首至卷20终）；海东逸史1册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购赠，等于一部鲁监国实录）；明清纪略1册全（吴江朱不远著，朱字明德，即勾吴外史，饭香抄本，附跋文，胡朴安先生赠）；明季实录1册（胡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之一，胡先生拆开借给的）。我想一本弃失便永无完日，自古名贵典籍，也往往是这样散失的。圣安纪事1册全（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与明季实录同）；野史无文共7册（胡先生代觅抄本），此书现为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抄本，原题淝水奈邨农夫（即郑达）纂辑；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国立图书馆28年5月印行，有柳氏眉批）。
在目录的最后部分，王瑞丰又列出了柳亚子已经发表的手稿：
南明史纲散稿一束，1至6编（看上面红笔标的记号，是已经发表过的）；合柳氏自传年谱，及“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看来，柳氏写成的南明史稿及参考各书，大致没有失缺，只是闻随笔1册，不知什么时候被应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收藏起来，算是抱守之意吧！
由以上可知，这位王瑞丰所选出之书数量并不大，但却是柳亚子研究南明史收集资料中的精品，可见这位王瑞丰对此是绝对的内行，他得到这些书之后也很珍视，因为他在1942年的春天还花了几十元的军票订做了几套夹板，特意把这些书保护了起来。当他离开香港时，他将这些书寄存在了一位好朋友的家中，此后他们之间在通信过程中，王瑞丰还惦记着这批书，朋友告诉他“请勿为念”，其潜台词则是告诉王：他的这批书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再后来，这批书的下落就没有了消息。
陈设
到了1982年，身在美国加州的柳无忌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就特意写出《寻书》之文发表在《大公报》上。关于他写此文的目的，柳无忌在该文的最后两段写到：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我写本文的动机，旧事重提就是想借助于畅销各地的《大公报》盼它的读者，不论在香港、上海、山东，能指示我一条寻书的线索。
我更大的希望，当然是当事者如王瑞丰本人——那位妥为收藏史料并盼望“原璧归赵”的热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们的家属，会看到这篇文字，并告诉我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虽然世变沧桑，但自1942－1982亦不过40个年头，谁知道这些宝贵的书稿——在政府与学人正从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时候——不会重新出现？我乐观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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