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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楼】北宋皇城:雕版始荣,藏庋大丰(上)

文化的普及,以书籍的广泛流传为前提,而这个前提的成立,则是由写本时代过渡到了刻本时代,雕版的出现才能将书籍在短时间内化身千百。关于雕版起于何时,业界有着不同的说法,但这种版本形式的广泛使用及其大量流传,则是起于北宋,张凤霞、孙业超所撰《试论北宋汴梁的刻书业》中称:“虽然唐代即出现了雕版印刷,但中国传统刻书业的真正繁荣却始于北宋。北宋时,刻书业形成了官刻、坊刻、家刻三大系统,每个系统都出现了繁荣的景况。还形成了汴梁、杭州、福建三大刻书业中心,每个中心都展现出各自的特点。汴梁作为北宋的都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中心地位,刻书业的繁荣有独特的历史条件,其繁荣的状况亦有独特之处。”


北宋皇城遗址牌


为什么到了北宋会产生这种雕版术的迅速繁荣呢?这跟当时的社会氛围有较大的关系。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时期几十年的割据与战乱,而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夺权方式,使得他对武将有着本能的警惕之心,故而在登基之初就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漂亮把戏,由此而实施扬文抑武的整体国策。宋太宗也明确地说:“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李攸《宋朝事实》卷三)


街名


正是这种国策,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大繁荣。科举考试的广泛推行,使得平民百姓更多的加入了读书人的行列,而读书人的增多,也就产生了书籍在数量上的需求,为此而形成了刻书与藏书的社会风气,这之间的逻辑关系,苏勇强在《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一文中作出了如下的表述:“社会读书藏书风气、士人和科举地位的提升等(多源头因素影响)→ 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增加→ 社会书籍需求量增加→刺激书籍产量提高→ 刺激先进书籍生产技术的采用(雕版、活字印刷术,譬如木活字、泥活字等)→ 流通市场的扩大和流通方式多样化→ 造成社会影响的多样化(包括对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的影响)。”


今天的功能


按照一般的事物规律,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疏到精密的演化过程,而雕版印刷似乎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宋代乃是雕版印刷的第一次大繁荣,而其恰恰成为了千年以来这种印刷方式的最高峰,李致忠先生在《宋代刻书述略》中说:“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空前未有的。”李先生在这里用了“空前未有”,但我觉得宋代刻书不仅是“空前”,同样也是“绝后”。


牌坊


虽然从那时开始,直到清朝末年,以雕版形式印刷书籍一直是中国书籍史的主流,虽然到了清末,西方的印刷技术已经传入了中国,但很多文士依然认为只有雕版刷印之书方为正统。到了民国年间,虽然雕版印刷渐渐失去了优势,但很多好古之人依然精益求精的雕造出了一些书籍,虽然说,这种复古之作堪称精湛,但它们与真正的宋版书比起来,依然有着云泥之别,这也正是我认为宋代刻本既“空前”也“绝后”的原因。


张老师说这条御街的位置千年未变


宋刻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中国的宋代乃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体,所以皇帝的重视才能引起上行下效,为了推行文治天下,宋朝在建国之初就开始广泛的搜集图书,曾巩在《本朝政要策·文馆》中说:“三馆之设,盛于开元之世,而衰于唐室之坏。五代高武力,虽存西馆之署,而法度卑矣。宋兴,太祖急于经营,收天下之地,其于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备也。太宗始度升龙之右,设署于禁中,收旧府图籍与吴蜀之书,分六库以藏之。又重亡书之购,而闾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图书始复聚,而缙绅之学彬彬矣。悉择当世聪明魁垒之材,处之其中,食于太官,谓之学士。其义非独使之寻文字、窥笔墨也,盖将以观天下之材,而备大臣之选。此天子所以发德音、留圣意也。”


牌坊的另一侧


赵匡胤夺取天下之后,忙着搞文化建设,但真正出成效则是到了赵光义时代,他广泛的收集书籍,而后分为六库来储藏,这种风气的带动,使得天下文人大多有了此好,而社会风气也为之改变。


如前所言,经过了五代的战乱,公私藏书大多失散,宋太宗为了将这些书籍收集起来,曾经下了好几道诏令,比如他在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就下诏在民间征集医书:“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阙诣进纳。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


御街今况


到了太平兴国九年,太宗又再次下诏:“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例其名,于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皆,却以付之。”


当时朝廷要求根据《开元四部书目》,按图索骥的补充所缺之书,并将内府未备之书贴出告示,凡是能提供三百卷以上者,就可以赏官,即使达不到这个数量,也要给予现金和实物奖励,如果有的藏书家不愿意把自己的书出让给官府,那么各地官员也可以安排人员来抄写该书,抄写完之后,原本仍然归藏家。这等优厚的条件使得北宋官府藏书大大得丰富了起来。


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书店


朝廷的征书令果真起到了作用,程俱在《麟台故事》卷一中称:“(太宗)至道元年六月,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裴愈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进纳入官,优给价值;如不愿进纳者,就所在差能书吏借本抄写,实时给还,仍赍御书石本所在分赐之。愈还,凡得古书六十余卷,名画四十五轴,古琴九,王羲之、怀素等墨迹共八本,藏于秘阁。先是,遣使于诸道,访募古书、奇画及先贤墨迹,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


在这里确认下了大庆殿的原位置


因为献书能够升官,也能够得钱,这个消息在民间流传开来,于是前往朝廷献书之人变得络绎不绝,对于这样的献书效果,陶宗仪所辑《说郛》中有宋人袁氏的《枫窗小牍》,里面有具体记录:“国朝开献书之路,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赐出身,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书二百二十三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逸,乞加褒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中书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封了起来,不能入内


由此可知,仅在真宗祥符年间,就有十九个人因此得以赏官,而征得的书足有17000多卷,可见这样的征书活动很有效果。藏书数量的增多,必然要具备一定的储藏条件,于是皇帝下令开始在皇宫内建造了多个藏书之所,《宋史·艺文志》中称:“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徏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在皇宫内首先建造三馆来藏书,而后盛放不下,又建三馆,其藏书之丰富由此可窥。


排除送钱的人还是这么多


征集到了大量的书籍,首先涉及到使用问题,而借阅就有可能产生丢失,由此皇家又规定出了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席会芬在《北宋官府藏书的保管与整理》一文中说:“太宗建崇文院后,藏书除了秘阁,三馆书可供朝臣们自由借看,后来因为丢失太多,制度逐渐严格。真宗咸平二年三月,点检三馆秘阁书籍,有460卷被朝臣借走未还。下诏除诸王宫给本抄写外,其余借书一并督还。自哲宗元祐开始,规定只有集贤书库的书可以借看,其余各库均不得借出。徽宗政和四年时又下令:‘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省贰判状权借,依限拘收。’又设专人负责出纳,称为‘库子’,而且书籍出入库房,还设立了检查制度。政和四年后,带出的书籍需经监门根据单子方可放行。”看来,这样的借阅手续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借书方式雏形。


水天一色


大量图书汇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如何保证不受损伤的问题。北宋时期社会安定,书籍的损坏除了水火,最重要者则是防虫,而古人的防虫手段主要还是靠阳光的曝晒,故北宋内府所藏之书,每年要进行定期的晾晒。当时在宫内任职的官员中,很多人都写过诗词来谈论晒书之事,比如苏轼的《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三馆曝书防蠹毁,得《来禽》与《青李》。”而刘攽则有《和宋次道三馆晒书》一诗:“天禄图书一岁开,五云迟日近蓬莱。后生得见灵兰策,贵客都倾内外台。不似羽陵残蠹简,正如金谷聚英材。论诗老去无情思,况是阳春未易陪。”


《文选》宋天圣间国子监刻本,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既然有传抄之本,就必然会产生错讹,为此皇帝专门命一些大臣对宫内藏书进行校勘,《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录有咸平二年闰三月真宗皇帝的诏令:“三馆写四部书一本来上,当置禁中太清楼,以便观览。崇文院言:‘先准诏写四部书一本,以备藏于太清楼。今未校者,仅二万卷。’真宗曰:‘如龙图阁所藏书,朕尝阅览,其间尚多讹舛。大凡雠校,尤须精至,可特诏委流内铨于常选人中,择历任无过知书者以闻。’又命吏部侍郎陈恕、知制诰杨亿同试诗论各一首于银台司,第其优劣,得前大名府馆陶尉、刘筠,前陈州宛丘尉慎镛,前均州郧乡尉沈京,前寿州安丰令张正符,前蔡州上蔡尉张遵,前光州固始尉聂震等六人。又诏有司推择,再得四人,亦命恕等考试,得前舒州桐城簿王昱凡七人。并令于崇文院校勘,给本官俸料,太官供膳。”


《文选》内页,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真宗皇帝曾经到龙图阁去翻阅藏书,发现有些书中有不少的错论,于是命几位文臣对这些书进行校勘。古人怎样校正书中的误字呢?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今天的涂改液,但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南宋馆阁录·储藏》中称:“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少者,于字旁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乃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点、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看来,雌黄是那个时代的涂改液。


对于这一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予以了确认:“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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