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尔蒙的《中国官话》
“摇篮本”1477年意大利威尼斯版《世界概况》内页
“摇篮本”1477年意大利威尼斯版《世界概况》封面
从2008年到2010年，为收购世界最大的私人西方汉学藏书——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的“罗氏藏书”，上海图书馆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漫长谈判。2010年11月，这批记录西方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著作，终于来到了上海。
继2000年上海斥资450万美元回购美国“翁氏藏书”后，此次又大手笔收购罗氏藏书，这些藏书到底神奇在哪里？一个与中国远隔万里的瑞典人，为何对收藏汉学古籍情有独钟？倾尽数十年心血的瑞典“罗氏藏书”又是如何因缘聚合，最终回到上海？
“了解中国的三大法宝”
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在香港城市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看到了瑞典罗闻达先生的私人藏书目录。长期关注西方汉学研究的周教授当时感到非常震撼，因为“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关于中国学著述的收藏”。
“罗氏藏书”收录了1477至1877年间1551种西文汉学著作及手稿，语种涉及十多种，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等十多个语种；形式包括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学、工艺、历史、宗教、思想、学术、习俗、服饰、语言、文字等多方面。
藏书中有许多著作涉及中西科学交流，如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卜弥格的中国医学、安多的《数学概要》和其他包括中国园林、建筑、植物等多方面的著作，都属稀世珍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听闻此事后，也兴奋异常。他指出，从“罗氏藏书”中，“可以清晰了解自马可波罗至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曾在1868--1872年间7次来到中国)时代400年来的中西关系、欧洲的中国观、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美中国学发展的历史”。
周振鹤同时获悉，罗闻达年事已高，子孙无意继承藏书，他有意将毕生收藏的西方汉学古籍出售。自己也从事古籍收藏的周振鹤听闻消息，难抑激动之情，他觉得，作为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都市，上海对“罗氏藏书”应该当仁不让地收入囊中。
两位教授立即行动起来，奋笔疾书，一前一后致信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图书馆，呼吁上海应该像2000年回购翁氏藏书一样，出资购买“罗氏藏书”。2008年9月，李天纲在《为上图速购“罗闻达藏书”举荐书》中写道，“罗氏藏书”是仅次于法、英、美、德等国家图书馆相关收藏的重要文献，因其为私人所有，是西方图书界有可能出让的最佳收藏。这样的可能|生，是中国图书界十分难得的重大机遇。
学者们认为，“罗氏藏书”的巨大价值在于它是一个系统收藏，欧洲学者400年间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作品包罗无遗。一代代的欧洲人，正是通过读这些著作，形成他们的“中国观”。李天纲在信中写到，在“罗氏藏书”中，有“中世纪欧洲人据以了解中国的三大法宝”：《世界各地》、《曼德维尔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据我在巴黎、罗马、柏林、鲁汶、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东京等重要图书馆的查访，因为战火和各种灾害，西方单个图书馆收藏有二十世纪以前的古籍1551种实属不易，而这些古籍全部关于汉学则更是罕见”。
一波三折的谈判
在学界的强烈呼吁之下，前身是“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图书馆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收购瑞典“罗氏藏书”的使命，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介绍说，上图从两年前开始与罗闻达及其代理人接触，那时自己率领上海图书馆的专家们飞往瑞典，初探“罗氏藏书”的神秘面目。他回忆说，罗闻达对这些古籍非常珍爱，将其中最珍贵的分别收藏在好几个银行的保险箱中。最珍贵的，无疑是两本“摇篮本”：1477年意大利威尼斯版拉丁文《世界各地》，该书描写了印度和中国，是和《马可波罗游记》同年印刷出版的两种东方游记之一；1480年意大利米兰版《曼德维尔游记》，也是和《马可波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中国游记。
所谓“摇篮本”，是指西方刚刚使用印刷术自1450至1550年间出版的书籍，还带有鲜明的手工艺术特征，艺术价值很高。目前，全世界的“摇篮本”不过4万余册，绝大部分都在西方各国，而中国包括北京、台湾在内仅有10余册，可谓“千金易得、珍本难求”。
此行坚定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罗氏藏书”的愿望。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罗闻达的谈判代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看到上图对收购“罗氏藏书”愿望迫切，就开出高价，并且寸步不让。在他的阻隔之下，收购“罗氏藏书”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周德明回忆说，谈判中止了好几个月，“那时，我们也想晾他一晾”。
随后，周振鹤想出了一条“暗渡陈仓”之策。为了避开罗闻达狡猾的代理人，他精心安排在上海举办一场高规格的西方汉学学术研讨会，仅邀请罗闻达本人参加。会后，周振鹤单刀直入地向罗闻达提出，上海愿意以“八折”的价格收购“罗氏藏书”，请他慎重考虑。而罗闻达斟酌再三，出于给自己心爱的收藏寻找一个好去处的考虑，终于接受了上图的“还价”。
长达两年的谈判就此“破冰”，随后的顺利几乎超出了上图的想象。出于对上海图书馆的信任，罗闻达在还未收到定金的情况下，就将所有珍藏图书运往上海。11月26日，这批1551种珍贵文献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两大藏书“合璧”
其实，早在收购“罗氏藏书”的十年前，上海图书馆就于2000年斥资450万美元从美国收回闻名遐迩的“翁氏藏书”。翁氏藏书源于翁心存，随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同治与光绪两朝帝师翁同稣。上世纪40年代，翁同稣五世孙翁万戈先生为避战乱，将所藏善本携至美国“翁氏藏书”在海内外闻名遐迩，上图共收回80种、542册，其中宋刻本有11种，8种属于宋刻孤本。
“翁氏藏书”中，最受瞩目的是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合著《金石录》的残宋本。宋刻本是中国雕版印刷品现存最早的实物，也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文献，因此价值非凡。收购“翁氏藏书”之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刻本达到200余部，是除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收藏宋本最多的公共图书馆。
事实上，上海图书馆早就是中国近代文献最为丰富的机构。“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图书馆西文图书特藏部前身)曾经作为“戊戌变法”(1898)时期清朝“译局”的文库，其“西学”(西文书)收藏为中央朝廷所重视。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于右任、邵力子等民国元老曾在徐家汇藏书楼跟随马相伯大师学习拉丁文；陈寅恪、王国维、胡适、胡道静等文化巨匠也曾经在徐家汇藏书楼访书。在欧洲“汉学”古籍的收藏方面，“徐家汇藏书楼”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教廷图书馆”并称“三大收藏单位”。1956年，英美商人、传教士创办的“亚洲文会图书馆”并入徐家汇藏书楼，使上海图书馆在国内西方“汉学”经典著作的收藏方面首屈一指。
“翁氏藏书和罗氏藏书，将奠定上海图书馆跻身世界一流图书馆的地位”。周振鹤指出，上世纪初，中国学的另一个丰富收藏即“莫里循文库”曾被卖往日本，成为了今日东洋文库的基础。而“罗氏藏书”对于上图，有着同样的意义和作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居蜜博士也认为，上图购得这批藏书，可为中国的中西文化研究开拓一新里程。这批文献不仅“解谜”，还能还原历史，而上海图书馆，将有机会跃升为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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