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翠湖北路无处停车
昆明当地人喜欢说袁嘉榖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状元，其实他的称呼按正统的说法应该是“经济特元”。晚清政府痛定思变，也有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做法，准备效仿康熙、乾隆两朝所举行的博学鸿词科，但这次准备吸纳的人才乃是实学者，而非词臣，故而此科的名称为“经济特科”。光绪二十七年，朝廷下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达、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
门前千竿竹
各地的督府接到朝廷的命令之后，纷纷举荐有识之士，当时的滇督魏光焘就推举袁嘉榖去应经济特科之试。这一科全国各地总计保举来370多人，初试的成绩，袁嘉榖名列二等第七，而在保和殿复试时，他成了第一名。那么，他的这个成绩算不算通常所说的状元呢？周传诰在《忆袁嘉榖先生》一文中说：“所谓特元，即等于状元。”既然云南人喜欢这么称呼，那我在文中也只能从俗。袁嘉榖大魁天下，也同样十分兴奋，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来抒发自己当时的心情：
为谋雪耻筑金台，旷古科名一日开。
鲍叔谏君不忘莒，燕王招士始从隗。
中兴建永期功首，朋党熙丰隐祸胎。
三十年华须努力，横流方见济川才。
而后袁嘉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之后又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政务。因为袁嘉榖有藏书之好，所以他在日本期间对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最感兴趣，王水乔所撰《云南藏书文化研究》一书中摘录了赵藩所辑《同人翰劄》，此《劄》中收录了袁嘉榖写给赵藩的一封信：
览日本图书馆，凡宇宙之籍可购者，尽藏其中，明订章程，任人观览。榖以为有五善焉。一免失散。故古之卷书轴，我国所无，日本犹存。二免蠹虫。我国故家之藏，往往患蠹，日本则日日由人翻阅之也。三公之同人。四取微资以续购。五则钞本单行本均可不必再刊以省费，而其书仍广流传。
看来，日本的图书馆规模之大、制度之严、开放程度之高，均给袁嘉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将这样的图书馆归结出了五个优点。
文保牌
袁嘉榖的藏书之好应当是本自其父，吴月仙所撰《袁嘉榖事略》一文中说道：“袁嘉榖的父亲袁德洋从事农商，一生热衷于搜罗书籍，趁做生意之机不惜以重金到省外购买珍贵经书、史书、诸子和各家诗文集。因为一般人得书不易，他翻刻了《四书旁训》《孝经》等普及版本，流传乡里。”看来，袁的父亲虽然是个生意人，然而他在经商之余不惜重金大量购古书，他得到这些书后，也并非是紧锁琅環饱蠹鱼，而是把一些难得之书翻刻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样的开放心态真是难得，他的几个儿子也由此各有成就，吴月仙在《事略》一文中说：“袁嘉榖的大哥嘉乐长于经史，二哥嘉谟长于诗赋，三哥献猷长于书法，袁嘉榖从诸兄学习，各取其长，造诣尤深。”
简介上没有讲到他的藏书事迹
家中有大量的藏书，这当然能让子弟开阔视野，故而袁德洋的三个儿子各有成就，也变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袁嘉榖自小喜欢读书，他在十岁时就能吟诗作对，谈到家中的藏书，袁嘉榖有这样一首诗：
恒于勤苦见从容，坐拥书城兴未慵。
烟篆纱窗香辟蠹，风穿纸帐剑吟龙。
不除绿草思惊实，独抚焦桐有蔡邕。
夜半高楼谁是友？诸天寺里一声钟。
父亲的藏书之好传到了袁嘉榖身上，他的同乡许印芳在《卧雪堂文集》中提到袁嘉榖时说：“吾州后起之翘楚也，自少有书癖，长而耽玩典籍，与皇甫士安书淫同等，其好古之笃可知矣。”而他的弟子林景泰在《袁嘉榖年谱》中则称：“家藏《汉书》，汲古阁本，《骆临海集》《曾南丰集》，皆明刻本；《唐诗》《宋诗钞》《元诗选》《明诗综》《明诗明裁集》，皆清初本。荣禄公（其父）添购经籍，……细大无遗，分架庋储。”
我在进城的车上就是看到了这块牌子
袁嘉榖有两个绰号，一个是“诗癖”，关于这个雅号的来由，陈小圃先生在《虚斋文集》中说：“石屏袁树五学使与予，于诗有同癖，为之数十年矣。暇辄咏歌，未尝有所厌，好之既笃，不癖而不得也。……凡人心形笃好不能舍者，谓之癖，癖者辟也，好而不得其正与虽正而过焉者皆是也。不癖不精，不癖不传。必卓然成家者乃可谓癖。”这个癖好恰好印证到了前面说到的他从十岁就能吟诗作对的特长。而他的第二个绰号则是“书癖”，由此可知，他的藏书之好早为乡贤所关注。
“嘉宴”
也正是袁嘉榖对藏书有着如此之爱，所以他在日本时就会留意图书馆的功效。等他回国时，还特意买回了一批书，捐赠给昆明的一些学堂。也不知算不算一种巧合，1906年秋，袁嘉榖从日本返回后，就调任到学部任编译图书局局长，这个工作正是他的特长所在，于是袁嘉榖就利用自己的职权，竟然在编译局图书馆旁建起了一座著书楼，曹锺瑜在《袁嘉榖轶事》一文中写道：
袁先生于1906年学部编译局领导工作后，建议并征得清王室同意，在编译局图书馆旁，建造一著书楼，造成后，除一部分重要编辑人员到楼内工作外，同时延揽京师知名学者来著书楼研究讨论编译学术问题。如老翻译家侯官（今闽侯）严复（几道）等，研著翻译作品，提出“信、达、雅”的著名论点；约罗振玉任学部参事，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对殷墟甲骨和金石学有较深研究，约海宁王国维（字静安）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考订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特别致力于甲骨文的搜集整理。
在此期间，他把这么多有名的贤才招揽到了著书楼中，而后这些人都在各自的事业上创造出了很大的成绩。袁嘉榖如此的知人，仅凭这一点就足令人佩服。
《律髓辑要》六卷，清宣统三年刊本，袁嘉榖序一
《律髓辑要》六卷，清宣统三年刊本，袁嘉榖序二
他在京任职达六年之久，后来又兼任了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官等，均是与历史文献有着紧密关联的职业。到了宣统元年九月，袁嘉榖被任命为浙江提学使，而后又兼任布政使，他在此任上大展身手，吴月仙在《事略》中写道：“办学之外，袁嘉榖歇力收拾文献，提倡文化事业。有人献出清初浙东史学家万斯同的《儒林宗派》抄本十六卷，他立即和助手马叙伦详加审定刻印，此书始得流传。马叙伦在当时担任提学使署的科长，受到袁嘉榖的重视，以后成为我国汉语文学的著名教授。”其实，他在浙任职期间，所主持的最有名的、跟书有关的工程是恢复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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