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翠湖北路无处停车
昆明当地人喜欢说袁嘉榖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状元,其实他的称呼按正统的说法应该是“经济特元”。晚清政府痛定思变,也有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做法,准备效仿康熙、乾隆两朝所举行的博学鸿词科,但这次准备吸纳的人才乃是实学者,而非词臣,故而此科的名称为“经济特科”。光绪二十七年,朝廷下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达、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
门前千竿竹
各地的督府接到朝廷的命令之后,纷纷举荐有识之士,当时的滇督魏光焘就推举袁嘉榖去应经济特科之试。这一科全国各地总计保举来370多人,初试的成绩,袁嘉榖名列二等第七,而在保和殿复试时,他成了第一名。那么,他的这个成绩算不算通常所说的状元呢?周传诰在《忆袁嘉榖先生》一文中说:“所谓特元,即等于状元。”既然云南人喜欢这么称呼,那我在文中也只能从俗。袁嘉榖大魁天下,也同样十分兴奋,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来抒发自己当时的心情:
为谋雪耻筑金台,旷古科名一日开。
鲍叔谏君不忘莒,燕王招士始从隗。
中兴建永期功首,朋党熙丰隐祸胎。
三十年华须努力,横流方见济川才。
而后袁嘉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之后又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政务。因为袁嘉榖有藏书之好,所以他在日本期间对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最感兴趣,王水乔所撰《云南藏书文化研究》一书中摘录了赵藩所辑《同人翰劄》,此《劄》中收录了袁嘉榖写给赵藩的一封信:
览日本图书馆,凡宇宙之籍可购者,尽藏其中,明订章程,任人观览。榖以为有五善焉。一免失散。故古之卷书轴,我国所无,日本犹存。二免蠹虫。我国故家之藏,往往患蠹,日本则日日由人翻阅之也。三公之同人。四取微资以续购。五则钞本单行本均可不必再刊以省费,而其书仍广流传。
看来,日本的图书馆规模之大、制度之严、开放程度之高,均给袁嘉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将这样的图书馆归结出了五个优点。
文保牌
袁嘉榖的藏书之好应当是本自其父,吴月仙所撰《袁嘉榖事略》一文中说道:“袁嘉榖的父亲袁德洋从事农商,一生热衷于搜罗书籍,趁做生意之机不惜以重金到省外购买珍贵经书、史书、诸子和各家诗文集。因为一般人得书不易,他翻刻了《四书旁训》《孝经》等普及版本,流传乡里。”看来,袁的父亲虽然是个生意人,然而他在经商之余不惜重金大量购古书,他得到这些书后,也并非是紧锁琅環饱蠹鱼,而是把一些难得之书翻刻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样的开放心态真是难得,他的几个儿子也由此各有成就,吴月仙在《事略》一文中说:“袁嘉榖的大哥嘉乐长于经史,二哥嘉谟长于诗赋,三哥献猷长于书法,袁嘉榖从诸兄学习,各取其长,造诣尤深。”
简介上没有讲到他的藏书事迹
家中有大量的藏书,这当然能让子弟开阔视野,故而袁德洋的三个儿子各有成就,也变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袁嘉榖自小喜欢读书,他在十岁时就能吟诗作对,谈到家中的藏书,袁嘉榖有这样一首诗:
恒于勤苦见从容,坐拥书城兴未慵。
烟篆纱窗香辟蠹,风穿纸帐剑吟龙。
不除绿草思惊实,独抚焦桐有蔡邕。
夜半高楼谁是友?诸天寺里一声钟。
父亲的藏书之好传到了袁嘉榖身上,他的同乡许印芳在《卧雪堂文集》中提到袁嘉榖时说:“吾州后起之翘楚也,自少有书癖,长而耽玩典籍,与皇甫士安书淫同等,其好古之笃可知矣。”而他的弟子林景泰在《袁嘉榖年谱》中则称:“家藏《汉书》,汲古阁本,《骆临海集》《曾南丰集》,皆明刻本;《唐诗》《宋诗钞》《元诗选》《明诗综》《明诗明裁集》,皆清初本。荣禄公(其父)添购经籍,……细大无遗,分架庋储。”
我在进城的车上就是看到了这块牌子
袁嘉榖有两个绰号,一个是“诗癖”,关于这个雅号的来由,陈小圃先生在《虚斋文集》中说:“石屏袁树五学使与予,于诗有同癖,为之数十年矣。暇辄咏歌,未尝有所厌,好之既笃,不癖而不得也。……凡人心形笃好不能舍者,谓之癖,癖者辟也,好而不得其正与虽正而过焉者皆是也。不癖不精,不癖不传。必卓然成家者乃可谓癖。”这个癖好恰好印证到了前面说到的他从十岁就能吟诗作对的特长。而他的第二个绰号则是“书癖”,由此可知,他的藏书之好早为乡贤所关注。
“嘉宴”
也正是袁嘉榖对藏书有着如此之爱,所以他在日本时就会留意图书馆的功效。等他回国时,还特意买回了一批书,捐赠给昆明的一些学堂。也不知算不算一种巧合,1906年秋,袁嘉榖从日本返回后,就调任到学部任编译图书局局长,这个工作正是他的特长所在,于是袁嘉榖就利用自己的职权,竟然在编译局图书馆旁建起了一座著书楼,曹锺瑜在《袁嘉榖轶事》一文中写道:
袁先生于1906年学部编译局领导工作后,建议并征得清王室同意,在编译局图书馆旁,建造一著书楼,造成后,除一部分重要编辑人员到楼内工作外,同时延揽京师知名学者来著书楼研究讨论编译学术问题。如老翻译家侯官(今闽侯)严复(几道)等,研著翻译作品,提出“信、达、雅”的著名论点;约罗振玉任学部参事,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对殷墟甲骨和金石学有较深研究,约海宁王国维(字静安)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考订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特别致力于甲骨文的搜集整理。
在此期间,他把这么多有名的贤才招揽到了著书楼中,而后这些人都在各自的事业上创造出了很大的成绩。袁嘉榖如此的知人,仅凭这一点就足令人佩服。
《律髓辑要》六卷,清宣统三年刊本,袁嘉榖序一
《律髓辑要》六卷,清宣统三年刊本,袁嘉榖序二
他在京任职达六年之久,后来又兼任了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官等,均是与历史文献有着紧密关联的职业。到了宣统元年九月,袁嘉榖被任命为浙江提学使,而后又兼任布政使,他在此任上大展身手,吴月仙在《事略》中写道:“办学之外,袁嘉榖歇力收拾文献,提倡文化事业。有人献出清初浙东史学家万斯同的《儒林宗派》抄本十六卷,他立即和助手马叙伦详加审定刻印,此书始得流传。马叙伦在当时担任提学使署的科长,受到袁嘉榖的重视,以后成为我国汉语文学的著名教授。”其实,他在浙任职期间,所主持的最有名的、跟书有关的工程是恢复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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