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于敏中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跟书打交道，杨会会在《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一文中，列出了他所参与编纂过的书：
乾隆七年（1742）《钦定临清纪略》，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五年（1750）《钱录》，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国朝宫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与许宝善等增订康熙时朱彝尊所著《日下旧闻》为《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年（1775）《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乾隆四十二年（1777）《钦定满洲渊流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钦定西清砚谱》等等。当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他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可能也正因如此，李玉安、陈传艺所著《中国藏书家词典》把于敏中称之为“清目录学家、图书馆官员”。
《御制文初集》三十卷，清乾隆二十九年内府刻本，于敏中等乾隆二十八年奏章一
《御制文初集》三十卷，清乾隆二十九年内府刻本，于敏中等乾隆二十八年奏章二
关于于敏中个人藏书的情况，我未查得具体的历史资料，然而在《四库全书》征集书的过程中，于敏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郑伟章在《书林丛考》中说：“《总目》著录于敏中家藏本11种，280卷。其中经部3种，165卷；史部2种，25卷；子部4种，62卷；集部2种，28卷；入存目2种。所藏医家类书甚精，尤以李时珍《本草纲目》等3种为难得。”
来到了金坛市中心
郑伟章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于敏中家所藏的11种书中，以《本草纲目》等最为难得。除了此部书之外，于敏中贡献的另外两种李时珍著作则是《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余外，于敏中所献之书还有《元朝名臣事略》、《雍录》和《伤寒总病论附音训、修治药法》。由此可知，既然有这么多的书能够被选中，说明于敏中所献之书不止此数，以此来反推，他家应该有着不小的藏书量。
如前所言，于敏中在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在《四库全书》方面，《清史稿·于敏中列传》中称：“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
相府前路的标牌
这段话十分的重要，故而广泛地被相关学者所引用。在此前，乾隆皇帝在全国征善本书，而朱筠则借机提出，从《永乐大典》等古书中辑出当时失传的古书，而后编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大书。然而刘镛之父刘统勋却反对朱筠的这个提议，他认为当务之急应当是搞国家大事，而不应当把精力用在编书上面。在此关键时刻，于敏中站了出来，他跟刘统勋据理力争，认为朱筠的建议很好。经过一番辩论，乾隆皇帝接纳了朱筠的提议，正式开办四库全书馆。既然于敏中赞同此事，皇帝就命其为四库全书馆的正总裁，让他来主抓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相府前路业态
关于这种说法，也可以皇帝的上谕为证，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皇帝在批阅“寄谕琅玕等传令陆费墀赔办江浙三阁书籍工价并着盐政织造常川查察”时说：“因思此事发端于于敏中，而承办于陆费墀，虽朕旨有办大事不能无小弊，亦不应为之已甚也。其条款章程俱系伊二人酌定，……”
在这里，弘历明确地称《四库全书》这件事就是“发端于于敏中”。以此可证，于敏中对于《四库全书》这部大书得以面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弘历还说《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具体条款和章程也都是由于敏中和陆费墀二人所制定者。
一直向前走
如此说来，于敏中才是《四库全书》的真正促成人。但既然皇帝要搞这么大一项文化工程，那绝不可能仅靠于敏中一人来张罗全局。黄爱平所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中，详列出了四库全书馆的组织结构，该馆的正总裁就有16人之多，这16位正总裁的前三位当然是皇子。有意思的是，反对开四库全书馆的刘统勋也被列在了这16人之中，并且乾隆朝最有名的贪官和珅也在其中。
正总裁之外，四库馆另有副总裁10人、总阅官15人、总纂官3人等等，合计在一起有362人之多，而这其中还有两位兼职者，故黄爱平统计出四库馆实际在职人数是360人。当然，这只是列明者，随着事情的推进，还另有100多人的名单变化。
《试帖笺林》八卷，清乾隆二十三年经笥堂藏板本，于敏中序
于敏中为什么能被选为正总裁呢？这当然跟他在朝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于敏中是乾隆二年的状元，而后他一路升迁做到了户部尚书，他的品级也很高，张升在《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中称：“总裁任职的基本条件为：其一，一定的身份。除皇子外，正总裁均为正一品或从一品；副总裁则为正二品。总裁多是清廷各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与侍郎，可以起协调各部门的作用。其中正总裁一般是皇子、大学士、各部尚书兼任，副总裁则多为各部侍郎兼任。”看来，能够做到正总裁除了皇子之外，则大臣的级别必须在从一品之上。
来到了一处大工地
张升说到的第二种能够任正总裁的原因，则是由皇帝的指派。皇帝是根据什么条件来指派大臣为四库馆的正总裁呢？除了其从一品以上的职位外，同时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是个重要条件，《清高宗实录》载有乾隆帝说的如下一句话：“即如于敏中、程景伊、王际华，俱朕所信者，伊等亦能谨禀自持，看来汉尚书中，唯嵇璜不免与外吏稍通声气。”皇帝明确点出于敏中是他信任的人，这反过来也可印证，弘历对四库馆的编纂看得十分重要，他特意派自己信任的重臣来主抓此事。
全部被围挡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安排16位正总裁呢？因为四库馆组织的人员十分的庞大，达3800余人，这当然会涉及了太多的方方面面，故而用这么多总裁也是为了分管相应的方方面面，张升在其专著中写到：
总裁人众，亦有较明确的分工：有的管全馆，沟通各方面关系，有的管刻书，有的管后勤。例如，永瑢、舒赫德应是负责总揽全馆的；福隆安则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被派往四库馆经理饭食；英廉主要是管后勤，起协调作用；金简主要是办武英殿刊印之事；于敏中是军机大臣，军机处事务繁多，修书也只是兼办。
未来的面貌
然而四库馆毕竟是一个编书机构，这些正总裁们是否也参与到了具体的编辑事务之中呢？按照四库馆的设置，正副总裁和总阅官之下则有总纂官3人，其分别是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天下人都知道《四库全书》的真正编纂者就是这位纪晓岚，而在他前面排名的几十位，按照今日的理解，应当都是领导挂名者，他们不做具体的事务。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也并非完全如此，弘历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下谕旨中说：
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旗务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紧，也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所有皇六子永瑢、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英廉、金简，但著从宽，免其部议。其余总裁，每日到馆，岂可于呈览之书，竟不寓目。
边上还留下了两座居民楼
弘历倒也是直白，他点出的三个名字均为满人。他说这三位虽然被任命为了总裁，但他们并没有翻阅书籍的职责，他们只负责其他的事务。看来，还是要用信任的人来管理能干的人。然这句话中却专门点到了于敏中，皇帝说于敏中的本职工作太多，原本让他要仔细地查阅书籍，但他真查不了也没关系，但除此之外的总裁则必须要每日到四库馆去看书。
既然如此，那这些总裁中哪位才是实际工作的负责人呢？有意思的是，四库馆前期的真正负责人竟然就是反对开此馆的刘统勋。不知皇帝这种任命是否是在有意地惩罚他，好在四库馆刚开办不久他就去世了，而该馆的实际工作则是由于敏中负责。
楼前的小花园
当时桐城派的实际创始人姚鼐也在四库馆工作，他的职位是“孝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这个职位总计有6人，除姚鼐之外，建议编《四库全书》的人——朱筠也任此职，另外翁方纲也为此6人之一，可见这个职位的工作也很重要。对于正总裁的变化，姚鼐在《朱竹君先生传》中说：“未几，文正（按：刘统勋，谥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
也算看到了油菜花
前面提及，弘历已经明言于敏中因为工作繁忙，不必每日来查阅编辑之书，然而姚鼐却说，刘统勋去世后，庞大的四库馆真正的主持人其实就是于敏中。而今《于文襄手札》已出版，从这些手札中可以看到，于敏中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下了很大的气力，他不止是做宏观的指导，而具体到每一部书，他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信中称：
《宋史新编》体例既乖，即非史法，若删去附传，尚可成书，则抄存亦似无碍。第恐每篇叙事或多驳而未纯，改之不可胜改，又不如存目为妥。至《北盟会编》历来引用者极多（未便轻改），或将其偏驳处于提要声明，仍行抄录似亦无妨。但此二书难于遥定，或俟相晤时取一二册面为讲定，何如。
《仪礼》十七卷，明嘉靖刻本，前后扉页钤章方式
《仪礼》十七卷，明嘉靖刻本，每册首页钤章方式
于敏中在审核《宋史新编》这部书时，他认为该书所编的《提要》有问题。而对于具体的编纂流程，他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鹖冠子》莜塘添出处甚多，此番可谓尽心。但止寄签出之条，无书可对，难于悬定，因将来单寄回足下，可并前日之单，回原书校勘，酌其去留，无庸再寄此间也。校对遗书夹签，送总裁阅定，即于书内改正，此法甚好。可即回明各位总裁酌定而行，即或将涂乙之本进呈，亦属无碍。惟改写略工，以备呈览。
除此之外，对于入选的书应该归入哪一部，他也有着具体的意见：“酌定《竹谱》改入子部农家，《少仪外传》改入经部小学，以为相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而对于《提要》所写的评语是否公允，于敏中同样有着自己看法：
又阅提要内《宝真斋法书赞》有朱子储议一帖云云数句，与此书无大关系，而储议事尤不必举以为言，因节去另写，将原篇寄还，嗣后遇此等处，宜留意斟酌。又见所叙《金氏文集》、《北湖集》两种，誉之过甚。果如所云，即应刊刻，不止抄录而已，已读其诗文不能悉副所言。且《金氏文集》“忠义堂记”列入扬雄，其是非尤所未能得当。愚见以为提要宜加核实，其拟刊刻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
由以上这些摘录即可得知，于敏中虽然事务繁忙，但他依然细看每一部书，并且对馆臣们所写《提要》也会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即此可知，他这位总裁绝不是挂名，而是参与到了具体事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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