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学者，而同样他也是位藏书家。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得知，他的购书量很大，就藏书观念而言，黄侃更多的是从实用角度着眼，并不介意版本的好坏。比如他在1928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买书备种类供所寻者，上也；于所专讨书多至精本供校勘，亦不得已也。但求旧刊侈收藏之富，求秘本以独见骄人，甚至但借人书，不以书借人如黄丕烈，与山西富商积财不用、镕金成山者无异矣。陆心源书埒四库，尽归海夷；杨守敬多致秘本书，终归豪室，亦何为哉！吾辈但祈能见人间常见书，能搜专门书籍已所致力者，斯亦可矣。”
黄侃校《毛诗正韵》四卷 民国二十年山东省立图书馆影印本，卷首
黄侃明确的说，他对藏书家只求秘本的做法不以为然，在这段话中他提到了大藏书家黄丕烈、陆心源和杨守敬，黄侃认为黄丕烈藏那么多的好书，跟晋商堆积大量金银没啥区别。其言外之意是说，荛圃藏书只知收进而不知利用。显然这是黄侃的偏见，毕竟黄丕烈在书跋中写到了他的研究成果，同时黄丕烈还拿出自己的珍藏让顾千里予以校勘和研究，这同样不能说黄丕烈从不借书给别人看。
《毛诗正韵》四卷 民国二十年山东省立图书馆影印本，黄侃校雠落款
黄侃说他只关注人间常见书，其言外之意，只要书好版本并不在意，他在日记中明确地说“书之要者，亦非一日可备，若讲求版本，乃藏书家之事，我辈但求读书而已，宁有精神敝之此中乎？”然从实际情况看，他也对版本颇为讲究，比如他在1922年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旧本必须多见，一概阿之，以改今本，则嗜古者之愚。藏书家之所用自矜异，非学问之要矣。延喜本上下有墨框而无纵阑，盖初改卷为叶，尚存卷子旧式也。”
虽然黄侃称对版本而言不是凡古皆好，但他仍然注意到了日本延喜十三年的《文选》一书，从形式而言呈现了由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阶段的痕迹，这显然是从形式上着眼者。如果只读《文选》内容，那在意这些装帧形式有什么价值呢？其实装帧形式正说明了该书版本的久远，黄侃留意这个问题，也正说明他对版本同样很在意，只是因为好版本的书太贵，而他个人希望能将有限的钱买到更多的书，于是就只能舍弃讲求版本这件事了。
我的这个说法倒并非胡乱猜测，比如黄侃在1934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偶思买《花镜》，因挈慈子出，至文海山房，见汪梅村先生藏书悉出，中有手评点全部《说文》段注十八册，急购之归，册价一元（上年所欠尾数四元，已说明不更与矣）。又有单刊《通典》，甚醒目，未买。冯赠予石印《秘传花镜》六册，滥板也；又《花果种植法》，破书也。”
《秘传花镜》六卷 清康熙二十七年文治堂藏板本，书牌
《秘传花镜》六卷 清康熙二十七年文治堂藏板本，卷首
这天黄侃突然想买《花镜》一书，于是他就来到了一家旧书店，他在这里偶遇到一位藏书家的旧藏整批散出，于是他从中挑出了一部名家批校的《说文解字注》。此书十八册，书价18元，这在当时是个不便宜的价格，于是书店老板抹掉了他以往欠的4块钱，同时还送给他两部普通本的书，其中就有他前来寻找的《花镜》。当然赠送之书肯定版本很普通，乃是一部石印本，所以黄侃称此书为“滥板也”。而老板送他的另一部书他又称是“破书也”。如果黄侃真的只在乎书而不在乎版本，那石印本又跟原本有什么区别呢？看来他还是希望得到好的版本。
因此说只要爱书之人均不会排斥好的版本，但是出于个人情况的不同，也只能因地制宜地按照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版本。显然黄侃对版本特别的熟悉，但出于个人情况，他只能以有限的钱去买到更多的品种。而当年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四部丛刊》，恰好满足了许多学人的这种需求，因为这部书汇集了大量的稀见古书。而以缩版汇编的形式予以出版，这种做法即可以使爱书人能够迅速的增加许多品种，同时与原本比起来，价格又便宜许多。因为商务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对版本十分内行，所以他选择的《四部丛刊》底本也是稀见难得者。
所以这部书甫一出版，就大受学人欢迎。比如鲁迅就陆陆续续买了多年，而黄侃也同样如此。他在1931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四部丛刊》……自戊辰（1928）夏，节缩日用必需之资，以四百三十元决意买之，首尾四年，乃获全部，欣喜不已，夜以名酒庆之。戊辰买书从此起，约用三千三百元；己巳（1929）用两千元有奇，庚午（1930）用两千元有奇。三年来，买书几斥去八千元矣。”黄侃用了四年时间，陆陆续续买齐了此书，当本书配成完整一套时，黄侃特别高兴，当天晚上特意开了瓶名酒予以庆贺，可见其是如何看重该书。看来他也在记书账，因为他统计出了，三年来买书的总体花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花了将近八千元，可见其对买书疯狂到了何种程度，由这个侧面也可说明，如果他讲求版本的话，这八千元恐怕买不到他现有藏量的十分之一。
黄侃赞语《毛诗正韵》
关于黄侃的买书渠道，《天一阁文丛》第十二辑收有徐昕所撰《黄侃藏书述略》一文，该文首先讲述了黄侃的藏书原则及特点，在本节中徐昕通过摘录黄侃日记来说明黄侃为什么大量买书，比如1934年3月19日黄侃写了首《题所藏书目薄子上》的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
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黄侃在这首诗中提到了，匡衡和毋昭裔两位古人，而后黄侃感慨自己十年仅收了三万卷书，这个数量显然让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的藏书能够四部齐备，再不找别人去借书。看来他大量买书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想求人借书，因为前面在日记中也提到黄丕烈只找人借书而不借书给他人。显然黄侃对这种行为大感不满，而他的这种心态可由他在1929年写给女儿念容的信中予以印证“我现买书甚多，而唐以前要籍尚有未备，以致乞丐于徐恕之伦，可恨！可恨！”黄侃自称自己买书量已经很大，但唐以前重要的典籍还是没买全，以至于用到这些未备之书，他还要向武汉当地的藏书家徐恕去借。显然借书这件事让黄侃大感不满，他以此为恨，所以这才是他大量买书的动机之一。
关于黄侃的购书渠道，徐昕在《述略》一文中总结出六种：其第一种则是黄侃亲自到书店去选购；而第二种则是书商送书上门；第三种则为学生代购，对于此种徐昕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有一半都是他请学生陆宗达买书之事。比如他在1928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颖民还自沪，为购得书十七种，其目曰：《全唐文》《唐文粹补遗》《南宋文范》《南宋文录》《金文雅》《金文最》《明文在》《宋诗钞》《宋诗钞补》《列朝诗集》《宋诗纪事》《元诗纪事》《明诗纪事》《历代诗话》《清诗话》《声调四谱》《藏书纪事诗》《书林清话》，凡用钱二百二十八元，惟《元诗选》及《历代诗话续篇》未购耳。以取银折付陆生，令取银二百为购书，大氐古类书、文学要籍、史学诸表及诸小学书（列有表）。陆生入都迎母，予冀都中购书视海上为易，故以此事托之。”
黄侃赞语《章氏丛书》 民国六年至八年浙江图书馆刊本，一
黄侃一次性地请陆宗达买得十七种书，而有些书部头很大，比如《全唐文》达一千卷之多，即使买的是影印本，其册数也不少。而这些书中，还有《藏书记事诗》、《书林清话》等跟藏书史有关的资料。前一书讲述的是历史藏书家的传记，而后一书则专谈版本，这样看来黄侃也并非完全排斥藏书家或者讲求版本之事。否则的话，他何必花钱买这种自己反感之书。
陆宗达乃是民国间著名的学者，我与其嫡孙陆昕先生相识多年，跟陆昕先生的交往过程中，他跟我讲述到许多陆宗达与其师黄侃之间的有趣故事。由此而让我得知，陆宗达先生对版本也颇为熟悉，难怪其师黄侃请他买书的册数最多。
除此之外，黄侃的得书渠道另外还有邮购、抄书、获赠等不同的方式。他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藏本用到了各种各样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的藏书看得特别重，虽然他反感黄丕烈不借书给他人看，其实他自己也同样如此。比如他在1929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起，整理书籍，以金石书别置一室。查得《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殆焯所取。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书一条粘之书架上，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蠹；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
这天早晨起床之后，黄侃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他把经诗类的书专门挑选出来，准备将其放在一起，然而在整书的过程中，他却发现某一函书不见了。这种情况让他大为恼怒，因为他猜测这一函书肯定是被侄子黄焯拿走了。他为什么一下子把这件事就猜测到黄焯身上呢？因为黄焯从他这里拿书从不打招呼，黄侃决定制止侄子的这种行为，于是他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书架上，显然侄子的这种行为让他怒不可恶，他说自己节约血汗钱才买下了这些书，他为了这些书让家人产生过无数回的报怨，既然得书如此之难，而黄焯却招呼都不打就把书拿走了，他认为这种行为与偷书无疑。
黄侃赞语《章氏丛书》 民国六年至八年浙江图书馆刊本，二
当然黄侃的所言只是一时的气话，因为他对这位侄子极其喜爱，但无论怎样从他写的这个诗可以知道，黄侃对于自己的藏书是何等之看重。以至于他将某部书卖给别人后，竟然反悔，他在1928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与辟疆一笺，自悔轻售《元诗选》之失，今日遂有蜀峡之约。异哉，《元诗选》仅得一餐之利乎？阅《丛书目录汇编》。以一诗调汪辟疆。夜诣辟疆谈，仍说误卖《元诗选》事也。”
黄侃说他昨天给汪辟疆写了封信，他在信中明确的说自己后悔了把《元诗选》卖给汪，当天晚上他又见到了汪辟疆，仍然在唠叨卖此书在后悔的心情。他的唠叨看来起了作用，而后几天汪辟疆将这部《元诗选》原价还给了他，而黄侃对自己的出尔反尔其实也觉得惭愧，因此他在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汪辟疆肯以《元诗选》见还，令人感愧。”
由以上这些都可看出，黄侃对藏书有着特别的至爱，侄子不打招呼拿走了一部书令他大怒，而其把书卖给朋友，没过多少天又后悔了，他竟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索要，虽然他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但他还是把书要了回来。他对书痴迷的程度，绝不输于任何藏书家。
黄侃序《章氏丛书续编》十七卷 民国二十三年成都薛氏成礼堂刻本
从各种的记载资料来看，黄侃的性格极其特别，吴十洲所著《民国人物绰号杂谭》中有一篇《“黄疯子”之骂人能事》，该篇中引用了1935年黄侃去世后不久，《立报》登出的一则黄侃轶事“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是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黄侃在这里骂的就是钱玄同，可见其对人是何等之不留情面。但是，黄侃的性格如此之怪僻，也并不是什么都不怕，比如郑逸梅在《世说人语》中引用了刘禹生所著《世载堂杂忆》中的一段话“在武昌居黄土坡，放哨兵游弋街上，季刚惧不敢出，停教授课七日。又武昌友人请宴，季刚乘车往，有狗在门，向之狂吠，急命回车。又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宴长洲寓沪，吾辈皆往。季刚与人争论音韵，击案怒辩，忽来巨雷，震屋欲动，季刚不知何往，寻之，则踡踞案下。问曰：‘何前之耻居人后，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刚摇手曰：‘迅雷风烈必变’。”郑逸梅把这段话总结为黄侃的凭生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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