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对韩愈极其推崇，在东坡口中能够听到赞誉他人的文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东坡的视角确实独特，他在《跋退之送李愿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东坡在此先引用了欧阳修的说法：晋代文章可看者，仅有一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本着这种说法，东坡认为唐代的文章在他眼中也仅有韩愈所作的那篇《送李愿归盘谷》，由此可见，东坡对韩愈是何等的推崇。但接下来，东坡又话锋一转，说自己原本也想效仿韩愈的这篇文章再写一篇，可是每当提起笔时，想一想也就罢了，他觉得还是让韩愈独步天下吧。东坡以调侃的口吻说出了这一番话，不过也足见其眼界之高。其实东坡是偷换概念，因为欧阳修赞誉的是晋代文章，而韩愈是唐人，东坡自己已经到了宋代，无论东坡写的多好，也只是宋人的文章，不可能再跟韩愈去抢唐代的地盘了。
但东坡赞誉的这篇韩愈文章，也确实是历史名篇，我摘录该文中的一段如下：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这段话写得的确极有气势，读来朗朗上口，然而若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相比，却让愚钝如我者，没有了耳熟能详的流畅感。关于此文的内容，当然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该文中的这一段：“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
韩愈撰《韩文起》十二卷，清康熙三十三年挹奎楼刻本，书牌
金人王若虚在《文辨》中说：“崔伯善尝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绿’一节当删去，以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务。其论似高，然此自富贵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过于浮艳耳。”在这里，虽然王若虚是替韩愈辩解，但至少可知已经有人对该文的内容提出了疑义，而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也认为韩愈这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稍有六朝余习”。但卞孝萱等人所著的《韩愈评传》却对这篇文章有如下的评价：“韩愈写此文，无论结构布局、语言运用、形式选择都颇费心思，花气力，然不无凿痕，与他后来的文章之随意挥洒相比，尚觉不足。这可能与他在创造一种新型散文体式时带有试验性有关。但是，瑕不掩瑜，它毕竟是一块玲珑剔透的美玉。”
关于韩愈的文学主张，其所说的最重要一句话则是“惟陈言之务去”，该语出自于他所写的《答李翊书》：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广泛地阅读古人的著作，同时又从中萃取出自己的独特面目，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而这正是韩愈所提倡者。对于如何能够写出好文章，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则称：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
韩愈在此强调，要以古圣贤人为师。然而古圣贤人流传后世的著作各不相同，那应当学习谁的写法呢？韩愈建议，只应当学习古圣贤人的思想，而不是去学他们的文风。
韩愈撰《韩文公文抄》十六卷，明末乌程闵氏刻朱墨套印本，卷首
有人认为韩愈文风中的雄辩之气是模仿自孟子。对于这种说法，林琴南为其做出了辩护：“韩之长，亦不止出于孟子；专以孟子绳韩，则碑版及有韵之文亦出之孟子乎？韩者集古人之大成，实不能定以一格。后人极力追古人而力求其肖，则万万不能不出于剽袭。剽袭即死法也，一落死法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何者？心醉古人之句法段法篇法，处处为之拘挛耳。……昌黎‘迎而拒之，平心察之’，此便是不存成心去就古文。”（《春觉斋论文·忌剽袭》）
至少林琴南认为，韩愈文章的特色不仅仅像孟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韩愈所作的祭文、墓志等文章，以及韵文诗，同样作得很好，可是这样的文体孟子从来没有写过。即此可证，韩文并非都本自孟子。林认为，韩文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汇集了许多古人不同的优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之后，林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可以学习古人，但不可模仿古人的作品，否则这就是剽袭，而一旦有了剽袭的习气，这样的文章就没法看了。
确如林琴南所言，韩愈在各种文体上都有着非凡的成就，比如他给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也成为了后世广泛传诵的名篇。再比如他所写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我引用该铭中的一个段落如下：
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
韩愈撰《昌黎诗钞》八卷，清雍正五年序刻本，卷首
韩愈在这里又强调，写文章绝不抄袭前人的一言一句，这当然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他在该墓志铭的最后一段又说：
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
韩愈依然强调文章必须有自己的面目，否则就成了窃贼。对于这篇墓志铭的价值，卞孝宣等所著《韩愈评传》一书，对此评价道：“是韩愈晚年表述其文学主张的最后一篇代表作。把它当成借志铭樊宗师墓而撰写的一篇文论，也无不可。”
翻看韩愈的《昌黎集》，能看到他写过不少的墓志铭，于是有人说韩愈写这个是为了赚钱，既然是这样的出发点，故他所作的墓志铭，有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夸赞之语，这种写法被后人通称为“谀墓”。
对韩愈的这种讽刺，最早出自李商隐的《齐鲁二生·刘叉》：“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复归齐、鲁。”
韩愈墓前的碑券
对于刘叉的这个说法，顾炎武颇为认同，其在《亭林文集·与人书一八》中称：“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顾炎武说：韩愈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了，他有那么多的名篇传世，如果他能够推辞掉那些墓志铭状之文，就真的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了。
对于这种说法，姚鼐表示了赞同，他在韩愈所作《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一文的评语中说：“观（韩）弘本传及李光颜传，载弘以女子间挠光颜事，与志正相反。退之谀墓，亦已甚矣！”姚鼐对谀墓的说法找到了证据，虽然说姚特别崇拜韩愈，但他还是觉得韩所写的这些软文让他感到痛惜。
韩愈墓全景
而对于这种说法，卞孝宣在《韩愈评传》一书中替传主进行了辩护：“其实，碑、志是应死者家属或门生故吏请求而作，势必隐恶扬善，甚至无中生有地进行歌颂。一般作者如此，韩愈亦在所难免，不必为他辩解。”而后该评传中引用了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中的一段话：“因见近年……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是昌黎河东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
陈寅恪说，他近些年看到洛阳地区出土的非名家墓志，这些墓志的写作水平很差，虽然韩愈也写了不少墓志，但韩的所写却是一篇精彩的传记，以此推论起来，韩愈即使拿钱替别人写“谀墓”，也是认真对待，下了一定的工夫，这么说来，他即使得到一笔不低的酬金，也是他劳动后的应得报酬。陈先生这番论述的潜台词就是说：韩愈所写的这些墓志铭，并不是因为拿人钱就替人说好话，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如林琴南所言，韩愈在文学上的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他不止是文章写的好，其实他的诗也颇具特色，虽然本文重点谈的是韩愈的文，可是如果不提到他的诗，也会不完整，所以在下面聊一聊韩愈的诗作。
碑文上的历史
关于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独创性及其地位，清吴乔在《西昆发微序》中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唯李、杜、昌黎、义山。”这句话是将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跟李白、杜甫、李商隐相并提。但吴乔又说：“于李、杜之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韩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势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
吴乔认为，李、杜之后，在诗歌创作上能独成一家者，就属韩愈了。清叶夔在《原诗》中进一步认为：“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看来韩愈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性人物，他成为了宋诗的发端。
对于韩愈所作诗歌的特色，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说：“从杜甫诗的内容上衍出来的是白居易一群，从杜甫诗的形式上衍出来的是韩愈一群。”这种论述倒是很有意思。陆、冯认为韩愈的诗文特别注重形式，文中所举的第一首诗是韩愈所作《符读书城南》，此诗的后半段为：
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
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
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
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
这一段的前七句的每一句都是“二三”的结构，而到了第八句，则转变为“一四”结构，这种做法在诗中少有出现。试着一读，就能感到其中的突兀。韩愈的诗中另有一种特殊的用法，那就是句子的重复，比如《双鸟》：
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
不停两鸟鸣，自此无春秋。
韩愈的诗不仅在句子有重复，而且在有些字上也同样如此，比如他写了一首《南山》，我节录其中一段如下：
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
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
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
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
或乱若抽笋，或嵲若炷灸，
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
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
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
或如贲育伦，……
这首诗中，韩愈连用了五十多个“或”字，虽然这首诗是仿照《诗经》中的《北山》而作，里面也有这个“或”字的连用，但原作远没有他用得这么夸张。陆、冯认为韩愈的这个用法“不免有点不自然”。韩愈作的其他一些诗，陆、冯则认为读上去不像诗，比如《忽忽》：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
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
绝浮尘，死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付闲人。
韩愈墓的前方
而韩愈所作的《嗟哉董生行》，陆、冯认为这首诗“完全是散文的格式”。对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诟病，比如惠洪在《冷斋夜话》卷二有这样一段话：“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而《后山诗话》中录有黄庭坚的评价：“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尔。”
还有不少的评价都是说韩愈以文为诗，看来大家认定他是一位作文高手，把这种惯性也用到了作诗上。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则引经据典地讲述了在韩愈之前的佛经翻译就是以文为诗，但他同时说：“……退之虽不译经偈，而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旨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陈寅恪认为，韩愈的这种写法不仅好，而且空前绝后。
对于韩愈诗风的评价，古人多以“奇、崛、瑰、怪”来形容，但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来写诗，后世也有着不同的评价，清马位在《秋窗随笔》中说：“退之古诗，造语皆根柢经传，故读之犹列商、周彝鼎，古痕斑然，令人起敬。时而火齐木难，错落照眼，应接不暇，非徒作幽涩之语，如牛鬼蛇神。”这当然是褒奖的说法。
而赵翼在《瓯北诗话》卷三中则称：“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
第一级平台
赵翼认为韩昌黎就是有意效法李、杜，但是李、杜太有名气了，想超过他们已经没有可能。而韩愈观察到杜甫在奇、险的写法上并未达到极致，于是他就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后创出了自己的风格。但可惜的是，韩愈在这方面走得有些远，使人能看到刻意的地方。从韩愈留下来的诗篇看，他所作之诗，确实有赵翼所说的倾向，但也有一些诗，韩愈写得通俗上口，并不显得刻意。比如那首著名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首诗已然成为了儿歌中的名篇，但他所作《听颖师弹琴》，则更是极具历史性的名篇：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苏东坡对韩愈的这首诗极其喜爱，他曾将此诗改为了一首《水调歌头》的琵琶曲词。关于改编的缘由，东坡在这首词的小序中称：“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
东坡说某天欧阳修问他，你觉得哪首写琴的诗最好？东坡回答就是韩愈的这首《听颖师弹琴》。没想到欧阳修却说，韩愈的这首诗写得的确漂亮，但可惜的是，韩愈听到的不是琴，而是琵琶。东坡觉得欧阳修说的对，于是他就把韩愈的那首诗改成了琵琶曲词。
但是这段公案在后世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韩愈当年听到的究竟是琴还是琵琶？《西清诗话》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吴僧义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尝问东坡琴诗孰优？东坡答以退之《听颖师琴》。公曰：此只是听琵琶耳。或以问海，海曰：欧公一代英伟，然斯语误矣。‘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耸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讥评也。”
这段话说，有位法名义海的僧人对弹琴极其在行，他对欧阳修的回答提出了异议。义海说，欧阳修虽然是一代英豪，可惜他不懂琴。而后义海从此诗中摘句进行分析。因为义海懂得琴理，所以他能从韩愈的诗句中体悟到诗中所描写的弹奏场景，只有琴才能演奏得出来，而琵琶则不可能。因此义海认为，韩愈深得琴理，所以他不可能听的是琵琶弹奏。
对于义海的这个论断，后世有不少人予以赞同，许顗称：“韩退之《听颖师琴》诗云‘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此泛声也，谓轻非丝，重非木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泛声中寄指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吟绎声也，‘失势一落千丈强’，顺下声也。仆不晓琴，闻之善琴者云，此数声最难工。”许顗的分析方式也是从琴理上入手，他说自己跟会弹琴的人探讨过这件事，对方也认为诗中所描绘的就是弹琴。而清代的薛雪也同样认为琵琶不可能演奏出这样的声调：“《听颖师弹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写入神，乃以‘昵昵’二语为似琵琶声，则‘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除却吟猱绰注，更无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邪？”
那么，后人为什么要一面倒地强调欧阳修理解错了呢？其实更多者仍然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思想。古琴本是中土的高雅乐器，而琵琶则是西域胡人所擅长弹奏的一种乐器，虽然弹奏琵琶在唐代已经大为流行，但韩愈的诗文中却绝无咏叹琵琶者，这其中的原因，吴振华在《韩愈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认为：“作为以文化复古为己任的一代大儒，他对待音乐的态度是崇尚古乐而排斥所谓的乱雅乐的‘郑卫’新声。而当时与雅乐相对的流行音乐正是西域传入的燕乐（俗乐），俗乐中的主要乐器之一就是琵琶。”看来韩愈歌颂古琴却不提琵琶，其内在的原因还是要捍卫儒学的正统，而这种做法也恰好符合了韩愈一贯的卫道立场。
韩愈墓位于河南焦作市孟州市西虢镇落驾头村。昨天在洛阳高铁站包下了一辆出租车，今天一早他就如约赶到了酒店。我把自己的行程单出示给他，他仅瞥了一眼，就说出了今日的行进路线。有着如此高度概括性的统筹，这在我遇到的出租车司机中不多见。跑得两处之后，接着去探访韩愈墓。
韩愈墓在洛阳的东北方向。司机称，走绕城公路太远，坚持穿城而过。我感谢了他的善意，然而这个过程中却经历了二十余个红绿灯并堵车四次，其中两次是因撞车，两次是因警察查车。不足十公里的路，费时竟超一小时，但司机对此却丝毫不烦。我佩服他应对一切的耐性。
终于从开元大道驶出，上二广高速，行40公里从孟州站下，东行7.5公里，在高速路上就看到了韩愈陵园的公路牌。标识这么详尽者真是少见。前方看到了落驾头村的指示牌，我正在琢磨这个地名的含义，还没等醒过味儿来，前行百余米即到了韩庄。
韩园入口处的城阙
国家级的文保牌
入口处
韩愈的墓园入口是一城门式的巨大牌楼，穿牌楼进入两百米即到了韩愈墓园门口，门票二十元。司机说他不想去，就在门口等我。于是我独自买票入内。整个墓园依山势而建，形成三个平台，进山门后，所见是第一层，此处有几百平米的离地两米高的祭祀台，台上空无一物，仅在右角挂了一口钟，钟背铸着“韩文公祠”。然而钟的正面铸造的却是佛家语，将此两者结合在一起，韩文公若地下有知，定然会大感不乐意：他正是因为劝皇帝不要佞佛，而遭受了苦难，而今却被人不依不饶地将佛语铸造在了他祠堂里的钟上，我不确定这个铸造者是否是故意为之。
韩昌黎的祠堂里挂着一口佛钟
韩湘子
旁边的功德碑还未刻满
祭坛后面是韩愈侄孙韩湘子墓，墓旁立着韩湘子雕像，双手做吹笛状。料想韩愈不会想到他的侄孙而后成为了八仙之一，世间事就这么吊诡。当年韩愈因为规劝皇帝不要崇佛而被贬出京城，当他到达长安东南的蓝田关时，他的侄孙特意赶来，陪他同行。在路上，韩愈给韩湘写了一首诗，此诗的最后一句是：“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看来爷孙二人感情很好。韩愈觉得此行路途艰难，有可能会客死他乡，于是他嘱咐韩湘，一旦自己去世了，就由他来收尸。好在后来韩愈平安地活着返了回来，而四年之后，韩湘也考中了进士，但后来他如何成了神仙，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韩愈墓的标牌
韩文公祠入口
韩愈站在这里，还披了件红斗篷
继续前行，登上第二级平台，此处便是韩文公祠。在祠堂门口有一道士正在教一个半大男孩八卦步的走法，看我前来，他马上问我要不要算卦？我告诉他自己不是来算卦的，只想找到韩愈墓。我的这个回答让他原本炯炯的眼神像熄灭的灯一样，暗淡了下去，并且没好气地说，就在后面。我郑重地向他表达了歉意，尽管他已经没有兴趣再听我言语，继续跟那个男孩讲解着八卦步，而我也继续登高，再上十一级台阶到达第三级平台。
本以为这其中有韩愈墓
第二进平台入口
八卦步
小山顶上
平台上有几株古树，很是粗壮，韩愈墓丘远超之前所看坟丘的规格，体量很是巨大，我先走到墓的正前方，向昌黎先生鞠了一躬，以此来表达我的敬意，然后继续在这一带拍照。可能是步步登高带来的疲累，我感觉到双腿有些酸胀，于是在墓旁静坐了几分钟。墓园内静极，无风声，亦无鸟鸣，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脑神经在相互碰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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