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翁法书”
有时社会风气的转变会让人感到莫明其妙，我印象中双十一本来是光棍节，但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却变成了购物狂欢节，因为这样的狂欢，又出现了剁手党一词。也许是巧合，今年的双十一成了我的劳动节，因为我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三本的《书店三部曲》，故俞国林先生约好让我这一天前往中华书局签字，而签字地点正是中华书局所办的伯鸿书店。一上午的紧忙活，并没看到有多少人来此抢购图书，这种状态只让爱书人无谓的感叹一句世风日下。但我的辛苦得到了意外的犒赏，因为近午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来到了伯鸿书店，一同前来者还有上海的陆灏先生，等我签字完毕后，稍作休息时，徐总从一个信封中拿出这页法书来相赠，顿时，我的辛劳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年来，得容翁法书多幅，每次到手都大感得意。我对书法属于眼高手低形，虽不能写，但也算见过无数，容翁法书有着一种浓浓的文人气息，而他的所赐，不仅是一幅精美的作品，内容上也大多与书有关，也许这正是他知道我乃是佞书之人的原因吧。
本次受赐的这页法书，实在多天前我于朋友圈内看到过，记得当日容翁晒出时并未钤章，如今到手者，在落款后却有一方联珠印，以此可见容翁做事的慎重。法书的内容竟然是黄丕烈的一则跋语，黄跋虽然数量众多，而此首正是我偏爱者之一，故我将其全文引用如下：
年来心绪乱如麻，鬚髩斑然感岁华（余于今春有丧明之痛，入秋又复丧兄，故云然）。当世几人能爱古，抚躬何学是专家。老成凋谢谁相访，书卷飘零亦自嗟（近年力绌，以卖书为买书计）。留此聊为金石佞（余每谓辛楣曰我辈佞宋，辛楣先生亦戏答曰若余则佞金石），廛中宋刻未须夸（余喜聚宋刻，颜所居曰百宋一廛。今此刻出蜀广政，又在北宋前矣）。十月廿日辛楣先生已入道山重展遗札题此寄慨。荛翁黄丕烈。
我当然喜爱黄丕烈这位大藏书家，但更喜爱他的真性情，因为他会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写入书跋中，而此跋更展现了他的人生感慨。这一年黄丕烈有丧子和丧兄之痛，故而心情极其萧索，他想到了自己的两鬓斑白，而能在一起说话的朋友渐归山道，再加上老来赚钱艰难，只能靠卖出旧本来购新书，而他所藏的这册宋拓本的《毛诗》，虽然是残本，书中却有着钱大昕的跋语，于是此拓本成为了他的娱老之资。荛圃在翻看此拓本时，想起了当年与钱大昕在一起切磋技艺的场景，因为黄丕烈对宋版书最感兴趣，故钱大昕笑称其“佞宋”，荛圃不以为讥，由此而号“佞宋主人”，而钱大昕亦笑称自己有着佞金石之癖，那时的人真应了山阴张岱的那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情也”。有着这样的朋友，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何为“乐莫乐兮长相知”。而黄丕烈写诗感慨这段交往的时候，钱大昕已然故去，这更让荛翁感慨知音渐稀。
大概近五年前，上海的陈麦青先生曾给《黄丕烈藏书题跋集》写过一篇书评，题目是《藏书家黄丕烈的眼光》，此篇书评中也谈到了钱大昕和黄丕烈的交往，该文中有如下一个段落：
黄氏书跋之中，尚多记其与同时名家钱大昕缘书往还、请益切磋诸事，且由版刻，兼及金石。其《求古精舍金石图序》中还记：“余以求古名其居，为藏宋刻书籍也，因自号佞宋主人。间亦收藏石刻，得蜀石经《毛诗》残碑，持示潜研老人。老人曰 ：‘子佞宋，将效予之佞金石乎？’盖潜研嗜金石，著有成书，一时学者多宗之。”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拓蜀石经《毛诗》残本，即黄氏当年所获之物，有其嘉庆九年（甲子，1804）芒种后一日及冬至前一日两次题跋，是为书跋之外更为难得的碑版“黄跋”，尤足珍贵。册中还另附钱大昕致黄氏书札一通，据仲威先生《善本碑帖过眼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7月）所述，系嘉庆九年春夏间之作，故几可视为钱氏“绝笔”。其内容为钱氏以所著《十驾斋养新录》赠送黄丕烈，同时请借蜀石经一阅，并告知该石经中“察”字缺笔，系避后蜀孟知祥祖讳。凡此，皆能窥两人平日交流之情状。而黄丕烈在老友去世后重对此札、感慨系之的那首诗作，更将其内心的悲伤失落，尽叹纸上。
陈先生在此文中点明了佞宋与佞金石的原始出处，同时指出了钱大昕手札及黄丕烈跋语的时间，由此而使事件清晰了起来。更为巧合的是，我在得到徐总这幅法书作品的前十天，于上海地区找到了钱大昕之墓，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在辛楣先生墓前鞠躬之后，就得到了容翁此赠，所书内容又恰好关涉到十驾斋主人，这正是令我感慨之处。而徐总在此法书的落款中又写道：
右上海图书馆藏蜀石经宋拓《毛诗》残本，黄荛翁于钱竹汀遗札后题诗。戊戌立冬。容翁夜读钞。
这里面也有缘份在，我去朝拜钱大昕墓，乃是因我在上海图书馆参加了中国美术学院和上图联合举办的古书装帧研讨会，此会结束后的两天，我在上图还要举办一场讲座，正是有这样的空档，承蒙上海文艺社陈徵先生美意，他与刘晶晶女史共同陪我在上海地区寻访，其中之一就是前去探访钱大昕之墓，而容翁所书之黄跋，其原拓本正好藏在上图之内。这样的因缘只能以“殊胜”二字来形容。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徐俊纂辑
在伯鸿书店签字期间，有位朋友拿出一部书请徐俊先生签名，抬眼偷觑之，竟然是这样一部大书，虽然我早就听闻徐总系统的研究过敦煌中的诗作，然这部书我却第一次得见，于是转身问俞国林先生哪里能买到此书，其称中华书局整理库存偶然又发现一些该书，故而放在了伯鸿书店架上，闻听此言，我立即起身取得一册，而后请徐总在上面题款，遂得此题赠，大为欢喜。
从版权页得知，该书出版于2000年，而本书的扉页上注明“谨以此书纪念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周年”。这么重要的一部大作，印量仅四千册，真正的学问真是冷板凳。当天中午蒙容翁赏饭，在座者有俞国林、陆灏、朱兆虎、谭然等先生，另两位女史乃是拙作《书店三部书》的责编，还有一位先生第一次见面，俞兄介绍说，这位是复旦大学的郭永秉教授，而郭先生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为著名的朱维铮教授。郭先生所做学问属于超级冷门，俞兄问他的文章有多少人能够读懂，郭先生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应该不超20人吧。他的回答令在座者又是一通感慨，而我却不由自主的从包中拿出徐俊先生的这部大作，抚摸不已。
回来后首先细看了傅璇琮先生所写序言，从该序中得知，徐俊先生从查阅资料开始，用了十三年方写出此书，即便从动笔算起，他为了这部书也耗费了十年的光阴，如此重要的作品，又如此的知音难觅，这岂止能用“曲高和寡”而蔽之。傅璇琮在序言中讲到，他对写序之事十分审慎，无论给任何人撰写序言，都要通读原稿，而本书前有徐俊所写《前言》，这份《前言》就有几万字之长，正文更是有近千页之多，傅先生仔细翻阅了两遍方写出此序，前辈学人对学问之慎重大令我辈汗颜。
傅璇琮在序言中点出了徐俊对敦煌诗作的疏理，同时也有着自己的新发现：
关于李白任翰林供奉，唐代的人就有种种说法，有的把李白即说成翰林学士，有的说他直接参与政事，制作诏书。我以为这些都是不确切的。这次我在此书上编法藏部分中，看到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所录唐诗丛钞，有李白《宫中三章》，即其《宫中行乐词八首》之前三首，原卷题下所署作者为“皇帝侍文李白”，这对我忽似一大发现。据考此传抄时间为天宝十二载（753）以后，顺宗李诵即位（805）之前。可见这一距李白时间很近的抄录者，确把李白仅仅视为“皇帝侍文”，这是最为切合李白当时身份的。
李太白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声太响，流传下大量的传说，关于他在朝中的正式身份，也有着不同的版本，傅璇琮先生正是通过阅读徐俊的这部大稿，最终确认了李白的身份。而对于本书的价值，傅璇琮认为徐俊有两大功绩：
一是总结已有的成果，辑录至今为止所能得到的最多最全的敦煌诗歌，可以体现世纪性的成就；二是提供新的文献整理的思路，既力求恢复原件抄录的准确面貌，又力图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手段，特别是强调敦煌写本之间、敦煌写本与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证，开阔对敦煌文献清理、研究的视野。
读罢序言，接下来就要仔细阅读徐俊所写长长的《前言》，因为这正是本书的纲领所在，同时也可看出徐总如何来看待敦煌所出诗作。而他的《前言》果真是从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讲起，文中提到了藏经洞所发现的五万多件文献所呈现的丰富类型，但是对于敦煌文献的整理，则是发现之后九年的事情。
1909年8月，伯希和将他获得的一些敦煌文书带到了北京，出示给罗振玉、蒋斧等人，罗振玉在看到文献的第二天就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此书目中列出了《文选李善注》《秦人吟》等作品，虽然这些著录略有不准确之处，但徐俊说：“这是中国学者对敦煌诗歌作品的最早著录”，而罗振玉并没有止步于此：
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基础上，罗振玉又修订重写了较前者“叙述较详且确，并有考证语”的《莫高窟石室秘录》，此文除保留了前者已有的著录外，还以《五台题咏》为题，对金台释子玄本的《五台山圣境赞》诗十二首作了校录，并指出其中二诗与宋张商英《续清凉传》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学者对敦煌诗歌作品的最早校录和考证。
此后不久，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点在于敦煌与出土的民间文献，这些文献被称之为“敦煌俗文学”，从此之后，很多学者都把眼光落在了敦煌文献中的变文、曲子词、俚曲小调等民间文学上，虽然也有人留意到了敦煌文献中的非俗文学作品，但毕竟没有形成主要的声音，徐俊在《前言》中感慨道：
此后“敦煌俗文学”这一概念开始广泛流行，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整理和研究获得了应有的重视。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是使人们忽视了敦煌文书中大量非俗文学作品的存在，忽视了敦煌文书中大量非俗文学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敦煌文学研究相对集中在以变文为主的讲唱作品和曲子词等体裁范围内。诗歌的整理、研究，除最早受人注重的韦庄《秦妇吟》外，主要集中在王梵志诗。敦煌诗歌整理和研究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现象。
但是，还是有人开始留意敦煌中的诗歌：
最早明确提出汇辑敦煌唐诗写卷设想的是清末民初学者董康。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董康客居东瀛，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交游，获睹英法所藏敦煌遗书影片，其中有英藏《珠英集》残卷，《书舶庸谭》卷四上民国十六年四月七日下，记载了他清缮校订《珠英集》的情况。
董康是位著名的藏书家，罗振玉同样如此，而对于敦煌诗作的关注，竟然都是由藏书家发起，可见，藏书家宽阔的视野使得他们能够敏锐地注意到历史文献中的要点所在。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董康的设想未能实现。此后的王重民先生也关注到了敦煌中出土的唐诗虽然大多已收录在《全唐诗》中，但毕竟还有未收的部分，即使已经收录者，也有字句上的差异，可惜这项工作并没有得以贯彻，其中的原因，乃是由于这些文本大多藏于英、法、俄等国，这使得很多研究者难以看到原始文献。
随着时间的进展，国外所藏的敦煌文献得以影印出版，这使得徐俊先生能够看到前人不曾寓目的敦煌诗歌文献。但是，这些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有的已自然断开，有的被人为撕成几段，而若要得到完整的文献资料，必须将这些残段缀合，然而由于文献分藏几处，欲将此一一拼合在一起，再与传世文献进行校对，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正是因为工程的浩大，才让徐俊先生下了十几年的功夫，最终呈现出这样一本著作。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该书在封底上印有这样一段话：
本书以写本叙录与作品辑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敦煌诗歌作品进行比较全面的清理。上编共厘定诗集诗钞63种，诗1401首；下编辑录散见于经头卷尾的零散诗篇524首（句）。二者合计1925首（句），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敦煌诗歌作品集。
这么重要的一部作品，竟然知音难觅，想到徐俊先生为此付出的辛劳，这让我忍不住又吟出了黄丕烈的那句诗：“我为嗜奇荒产业，君因勤学耗年华。”这前半句与我的生涯颇为贴切，后半句则是徐俊先生刻苦治学的真实写照。
《毛苌故里，诗经之乡》
上月中旬，中国阅读学会、《藏书报》、沧州市发改委等单位在沧州举办了2018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论坛，我应邀参加此会，在参会期间见到了多位老朋友，其中就有诗经斋主人田国福先生，他见面时赠我此书，因为会间忙乱，未来得及细翻，回来后方看到，其实这是一部邮票集。细细翻看，里面有多枚邮票小版张及多枚单张邮票，而每张邮票都有相关的配图及文字，以此可见编纂者在制作时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在书中未曾找到编纂者，从书中的内容看，有可能出自田先生之手。
本书前的序言同样没有落款，此序从西周讲起，而后提到两汉北朝隋唐五代，一直谈到了当代田先生的诗经斋，以此来说明河间地区在中国诗经史上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本书中还列出了历代研究《诗经》的著作，同时也提到了《诗经》的收集者尹吉甫，而我在前些年，经过梁振刚先生的安排，得以找到尹吉甫之墓，如今在本书内翻到尹吉甫的画像，虽然只是现代笔法，但依然能让我顿生亲切之感。
该书内还提到了韩诗派的创始人韩婴，以及毛诗派创始人大小毛公，同时还节录了颇具争议的《毛诗序》，之后又聊到了传播毛诗的大儒――瀛州刘炫，而后又提到了《诗经》的最早刊刻者冯道，之后又一路讲下来，谈到了君子馆诗经村，一直到了当今的诗经斋，而从此册中我还了解到，如今河间还建有诗经公园，这里还有诗经桥，将诗经文化做得如此细致周到，可见此册的编纂也是苦心经营，这更让我感佩于田国福先生对于《诗经》文化的普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郦承铨书画选集》，郦家骃编
《写春簃》，郦家骃主编
本月初外地来了几位朋友，想去参观保利博物馆，因近几年未去，我不清楚那里是否还只是内部参观，于是去电保利拍卖公司的孟楠先生，而孟先生恰在外地，于是他安排古籍部的陈智萌小姐带我等去参观，在那里又看到了更多该馆所藏的青铜器，有些器皿的造型之前从未目睹过，在看展之后，陈智萌送我此两书，其称这是书画部的同事请其代转者，我奇怪于为何赠我这两本画册，陈智萌转述称，书画部的同事曾经看到我写过跟郦承铨相关的文章。
关于郦承铨，我在多年前买到过一些其旧藏之书，其中有一部《水经注》，这让我本能的猜测本书的批校者说不定就是《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后人，然我的猜测并未找到相应的资料佐证，也许保利书画部那位朋友看到的，就是我的那篇小文。陈智萌告诉我，她们公司为郦承铨的这些藏品专门组织了一场展览，希望我能前往参观，遗憾的是，这个时段正赶上我到外地有事，由此而错过了这个重要的展览。好在有这两本画册，翻阅书中的介绍文字，使得我对郦承铨有了颇为详尽的了解。
《写春簃》前有金运昌先生所作序言，金先生原本在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工作，他的书法广受人赞誉，然多年未见，我却不知道他还跟郦承铨的后人有着交往，而这个交往却与我有类似之处，因为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买到了一册《王右军奉橘帖》。此书标价不便宜，然而上面有着四则题跋，因为是书家的原因，金运昌能够品味出这些小楷的精妙之处，于是他毅然将此书买下，金运昌称，当时他并不知道郦承铨是何人，后来他读到了郦承铨的三公子郦家骃辑录的《愿堂书画语录选》，由此而了解到了郦承铨的生平，金先生在序中写道：
我一九九七年从首都师范大学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对于古书画鉴定颇感兴趣。偶因在央视参与收藏文化节目之缘，得到郦家骃先生的关注，屡次惠赠有关郦承铨先生的出版物，使我对郦承铨先生的生平事迹、书画及研究造诣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二○一一年《富春山居图》与《剩山图》在台湾合璧展出时，我因撰文的需要，向郦家骃先生请教一九五六年《剩山图》的发现情况，得郦老无私出示大量第一手资料，方知当年主持浙江省文管会鉴定、购藏《剩山图》工作的，正是我所崇仰的郦承铨先生。
前几年，海峡两岸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之一，乃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览，而《剩山图》部分收归公藏，竟然跟郦承铨先生有一定的关系，郦承铨在1962年所藏影印本《富春山居图》的跋语中写到了这件事：
一九五六年冬，湖帆所藏富春一角让归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予实主之。虽事后谤议朋兴，予终不悔也。以全卷既为大盗劫去，留此一角在浙，宁非幸事？至一身之毁誉，又何足计哉！
由此序让我了解到，郦承铨先生原本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与鉴赏家，可惜他生不逢时，在“文革”之初受到非难而病逝。关于郦承铨的生平，本书后有《郦衡叔先生年谱简编》，细读此文，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郦承铨出生于1904年：
先生讳承铨，字衡三、衡叔，别号愿堂、无愿，斋号写春簃，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历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南京磨盘街四十九号。父亲郦述周，母亲郦孙氏。父经营缎业，从浙江湖州等地收购生丝，派发给南京近郊家有织机的农户，织成缎子，再收回来，然后卖出去。
这段话谈的是郦承铨的出身，而关于他的师承，在1915年12岁时，记录为：“约从此年始，跟随堂兄郦承宪常去南京仁厚里“冬饮庐”向王伯沆先生请益。王伯沆与郦承宪为舅甥关系。”原来他是王瀣先生的弟子。十几年前，我曾在南京见到过伯沆先生的女儿，从那里了解到其父亲曾经在八千卷楼整理藏书，而郦承铨乃是王瀣的弟子，想来藏书之好也传导到了他那里，更何况，经过伯沆先生的介绍，郦承铨得以结识柳诒徵和吴梅，虽然在学问上各有成就，但他们都有藏书之好。更为奇特的是，郦承铨在18岁时，奉母命所娶之妻，乃是南京著名藏书家甘熙之后。甘氏津逮楼的藏书中，最有名的故事乃是藏有宋版《金石录》全本，当年这是一个重要发现，而郦承铨与藏书有着这么多的密切关系，难怪我能见到这么多他的旧藏。而在他24岁时，他还给吉林大学图书馆刻治了藏书印，可见他与藏书因缘非浅。
关于郦承铨藏书中的珍品，其简谱中记载，他在26岁时，“出巨资购得《六十家词》毛氏汲古阁刊本，为毛扆手校本。六十家俱全，内有陆敕先和黄子鸿朱笔、绿笔及何梦华墨笔逐卷精校。”如此年轻，竟然能够买到这么重要的批校本，这足可见其藏书眼界不凡。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原本欲将该书影印出版，可惜这部书在抗战期间转移过程中，毁于皖南，这也称得上是书史一小厄。而他在28岁时，曾经写过《水经注校刊》，这由此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所藏，看来郦承铨的确在《水经注》方面下过功夫，而我所得的他的藏本，应该就是他校刊《水经注》时的底本之一。但让我困惑的是，我翻完此谱也未找到他跟郦道远之间的关系，郦姓本不多见，为什么这两本大书中都未提及他是否是郦道元之后呢？也许我的猜测太过想当然了。
1949年之后，原本在台湾任教的郦承铨回到大陆，而这又给其后来的挨整埋下了伏笔，《简谱》的最后一条乃是写到1967年，郦承铨67岁时的状况：
年初，中科院历史所派人来杭外调，到医院对郦承铨说：“你是特务，你儿子是现行反革命”之类的话，思想上受到沉重打击。三月二十三日，病逝于浙江医院。
如此多才多艺的郦承铨就这样离开了人间，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而翻看《郦承铨书画选集》，方知其在书法绘画方面如此有才艺，而他画的竹子最受世人喜爱。然我的所藏仅是他的书跋，如今翻阅这本图录，让我有了得陇望蜀之叹。
《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丁小明、陆丰川编
本月初，中国美术学院和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一场与古籍装帧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同时上海图书馆还举办了一场相关的展览，学术研讨会属于闭门会议，故参与人数较少，古籍装帧展则举办了15天，第一天的参观人数之多，就远出我所料，听闻到馆内朋友说，整个展览期间，参观人数始终未见减少，人们对于古籍装帧感兴趣的程度远远超出我所料，这真是个重颜值的时代。搞古籍研究一向被称为“坐冷板凳”，而古籍的皮囊，却有这么多人关注。当然凡事要往好处想，即便关注形式，也同样值得爱书人欣喜。
恰在这个时段，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的丁小明先生给我来电话，他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在其校内举办了一场展览，内容是与罗振玉、王国维有关者。丁兄对罗王之学长期关注，一直在编撰罗振玉年谱长编，所下功夫之大，做事之认真，令我十分钦佩。他举办这样的展览，当然大有看头，遗憾的是我这次前来上海，除了参加研讨会，同时还有一场讲座，而相应的时间全部跟丁小明所主持的罗王之学研讨会相冲突，这令我无法脱身前往参加这场盛会。
返回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丁小明所赠的这本图册。翻阅该书，岂止是满目琳琅。从整体上看，本图录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形式着眼，乃是罗、王二人的一些书法作品，然而这不是主体，因为主体部分是二人的一些学术著作手稿，因此我的感觉，这场“雪堂雅集”与上图所办的“缥缃流彩”古籍装帧展颇具互补性，其有如中国道教的阴阳鱼，内容与形式同要重要，两者的互补，方为圆融。
关于举办这场雅集的意义，丁小明先生在序言中称：
如果要我们在罗振玉的学术世界与书法创作之间找出最有钩连意义者，则莫过于甲骨学与甲骨文书法了。罗振玉在甲骨学研究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释字精准，更在于他在甲骨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往往是动手脚去找材料、寻线索、求意义。在甲骨学研究初期，罗振玉一直在努力访查甲骨出土地，而他一旦确定了商者安阳为甲骨出土地，并释出了甲骨文中的“王”字之后，罗振玉就打通了由甲骨文证殷商史的大道，并由此进入了甲骨学研究的快车道。
这样的着眼点，依然落实在了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河南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其重要价值不在敦煌藏经洞之下，而罗振玉能够敏锐地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想尽办法打听到了甲骨的实际出土之地，而后派罗振常去大量收购，使其成为了殷墟甲骨收集大家。而其得到这些珍宝后，同样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着眼，就形式而言，丁小明称：
以甲骨文入书法则又是罗振玉的创举，这样的书作中不惟有他对甲骨文的精确理解，更有他长期古文字研习与书写中所累积的学养与意趣。
通过甲骨文字的特性，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书体，这是罗振玉对中国艺术界的重要贡献。对于内容的研究，他同样是一位大家，丁小明在序言中接着写道：
就甲骨学的发展而言，唐兰所云“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的评语及甲骨四堂的排序已成为四海皆准的公论，故本部分以甲骨四堂的书作为主体，其曰仍袭唐兰旧说为：“甲骨四堂”，以此来窥罗振玉学术之一隅。
翻看这本图册，可以看到甲骨四堂在研究上所呈现出的不同风貌。而罗振玉得到王国维的相助，他两人的学术交融同样有如道教的阴阳鱼，这才是真正的珠联璧合，两人也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罗王之学，并且这个学派产生了一系列的大家，对此丁序中有如下简论：
回望百年前的学界版图，真正留下学术影响无非是章黄、罗王与胡傅这三支有代表性的学派。章黄学派的痼结所在是过于“佞古”，知陈袭而不知新变，无视甲骨文、敦煌经卷、域外文献等新材料的出现，置身文献大发现之世纪而徒然空返，让人扼腕久之。胡适、傅斯年尽管吃过黄油面包，在学术上响应西潮的同时，其求实之态度到是接近罗王为多。特别傅斯年后来主持史语所的大内档案整理与殷墟考古这两项志业，其实是承接罗王之学的血脉而广大之。作为学术领袖的罗振玉高人之处在于他能识才，他的一生中不只是提携过观堂，容庚、商承祚、柯昌泗的成才都与他的知遇紧紧相关，这些学人其实都是“罗王学派”的中坚力量。
翻阅本图册 ，两位主编将相关内容分为六个章节，而书中的展现，堪称二十余年来，在市面上所见到的与罗王有关精品的集大成者，同时其中还有一些与这两位大师有关联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堪称罗王作品的两翼，并且有些作品乃是我第一次得见，可见丁小明、陆丰川两位组织这场展览，下了何等大的工夫。
我颇为遗憾于未能参加那场研讨会，而丁小明把《“罗王之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之流变》学术座谈会的整理稿在事后发给了我，由此而让我得以了解这些专家们，对这次展览所给出的相应评价。比如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高度夸赞了这场展览的质量，尤其提到了董其昌家书的重要性。沈津先生同样提到这封家书给研究董其昌的学者提供了早年生活材料。严佐之先生则提到国家编纂的百部传世经典著本，就有王国维的《曲录》，而《曲录》的稿本我在几年前也曾目睹，可惜力不如人，未能将其收入囊中。陈麦青先生则论述了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材料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同样是一件好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流通，使得学者能够得见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陈子善先生专门提到了甲骨四堂中的郭沫若，他说自己第一次看到《屈原》改稿。王亮先生是王国维先生的曾孙，他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在研讨会上重点谈及金梁所撰的《王国维传记文稿》，他说此前就留意到这份重要史料，但可惜看不到原物，故在撰写文章时，无法注明出处，今日在展览中竟然看到了原件。而东京大学的陈捷女史则谈到人们忽略了中日交流的商业渠道，她提及罗振玉兼具学人和商人的身份，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陆灏先生的发言也提到了上图举办的古籍装帧展，对本次雪堂雅集的影响，有人感叹既生瑜何生亮，而陆灏则认为这两个展览同样重要，堪称一时瑜亮。郑诗亮先生则谈到了技术的进步，对纸质媒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这样的展览恰恰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实物资料的机会。陆丰川先生讲到了西冷拍卖公司为本次的展览所付出的辛劳，而作为学术主持的丁小明则总结了本场研讨会的学术亮点。
其实本场研讨会还有多位专家发言，可惜小文篇幅有限无法一一道及，但总体上能够感到众人的共识，这是一次成功的展览，其兼具艺术性和学术性，能够给罗王之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二百年来藏书家手札展作品集》，王鹏编
《书衣成春：尚书吧藏宁成春书籍设计展》
《书肆拾香：2018深圳私人藏书联展》
以上三本图册均为尚书吧的文白兄所赠。对于第一本手札展，我从易东华所写序言得以了解梗概，原来是寄梅堂主人王鹏先生精选了一百二十通手札在尚书吧内举办了展览，目的乃是庆祝尚书吧建成十二周年。
以这样的展览来纪念一个书吧的成长历史，可见策展人的别出心裁，而这些展品中有不少我所感兴趣者。这些年来我也收集了不少藏书家墨迹，其中也包括相应的手札。而本图册中所展现的手札有不少的名头，寒斋亦有收藏，而我更感兴趣的则是未备之物，比如本图册中的蒋光煦，其藏书处有别下斋，我曾去过几次，而其所刻之书我也藏有多部，然他的手札，至今无缘得之。余外还有几通手札，也是我的心羡之物，以此可见，王鹏先生藏札水平之高。
去年我在中华书局举办了一场讲座，到提问环节时，有一位颇具风度者问我，为什么中国人把嘉靖枯柴体称为宋体字，而日本人却称其为明体字，如此专业的问题，令我谈兴大增，事后经过中华书局总编顾青先生的介绍，得知这位提问人乃是著名书装设计家宁成春先生。
宁先生的大名我早有耳闻，这主要是因为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中，有不少的装帧设计都是出自宁先生，然我却未成想在这样的场合与之相见，后来跟尚书吧的文白先生聊到这个话题时，我方得知，他也认识宁成春，并且他的藏书专题之一就是收集宁成春所设计之书，正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收集，才让他能够举办这样的专题展。而本书前有韩湛宁先生所写序言，韩先生同样是书装设计家，从他的所写可以了解到，宁先生在书装方面所作出的成就，该序的第一段为：
早在1996年，在那场引起中国书籍设计思维转折、开启一个崭新的书籍设计时代和新的阅读时代的“书籍设计四人帮”中，我深为宁成春老师的作品所折服，认识到他为三联书店所奠定的深厚的人文学术风格，从而也喜欢上三联出版的书籍，断续购买至今，其中大多数为宁老师所设计。
接下来韩湛宁讲述了宁先生从七十年代以来的经典设计，而对于宁先生的设计理念，韩湛宁接着写道：
宁成春老师的书籍设计中含蕴着朴素厚重、中正不阿却又雅致细腻、富有书卷气的中国精神。他说他深受袁运甫、邱陵、范用等前辈的中国艺术与设计的影响，范用先生“一定要了解书的内容再设计”的教诲使他养成了“从内容出发”的习惯，而三联人文学术书籍的内容特点又造就他“用色彩说话”，用富含丰富色彩却又低彩度的灰色来表达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三联人文格调的书籍设计系统，即“三联风格”。
这些年来，我也出版了不少的书籍，跟不同的出版社打交道，能够感觉到不同的风格，有的社可以直接见到设计师，可以与之探讨设计上的不同意见，然有的出版社却分工明细，稿子交给编辑后，直到成书，都未能与设计师见面。这些年来，我所出版之书，有的装帧令自己很是喜欢，但也有些书总感到在装帧方面有不如意处，然而有的编辑劝我，书籍出版是要卖给读者的，所以读者喜欢才是最重要的，作者喜欢显然处于次要地位，这种说法貌似有道理，我也只能从之。但是，出版社是否对拙作用心操作，我却能体会得到。而《书衣成春》中有白文所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文，其中提到了宁先生每设计一书，都会到印刷厂与技工师父一起调整图书印刷效果之事，仅凭这份认真，就足令我肃然起敬。
《书肆拾香》乃是深圳当地爱书人举办的藏书联展，这样的联展已经举办过几届，能够坚持办下来，真是难得的一件事。本图册中展现了17位爱书人所呈现的藏品，虽然角度不同，但都属于专题展，这种收藏方式最容易搞出研究成果，而其中牛安所藏的“特区边防通行证”专题，这虽然不是书，却能勾起人的回忆，而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去深圳时，办边防证的手续之严，不在今日办护照之下。这样的收藏更多的是，收藏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而若以珍贵程度论，则易力先生的佛经刻本，则堪称本次展览的白眉，因为他提供的展品中有两页《毗卢藏》，这部大藏刊刻于北宋与南宋之间，带北宋款者最为难得。
能够将这么多门类的展品，汇集在一起，向大众展示，这本身就是传播传统文化，期待着这样的展览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定然能吸引更多的喜爱传统文化之人，走入藏书之列。
《注东坡先生诗精选集》，苏轼等作
2012年，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以高仿真的形式出版了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注东坡先生诗》，该书就是俗称的《施顾注苏诗》。大块文化在该书的制作上精益求精，其所影印之书高度还原了原书的面貌，并且制作了用特殊木料打就的函匣，此为该社第一部影印线装书，所下工夫之大可想而知，但正因为这样的满批满挂，使得该书的售价高达26万新台币，如此高昂的售价，依然受到了爱书人的追捧。
这部书的底本充满了传奇故事，正因为如此，该书被誉之为中国古籍中最具名气的尤物之一，中国古人的祭书会也与这部书有着直接的关联，再加上本书在流传过程中，因祝融光顾，而使其成为了人们常说的“焦尾本”或者“火烧本”，好在该书的主体流传到了今天，而我也有幸得其一鳞半爪，故一并影印汇入大块文化所出该书中，正因为如此，我为此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这也是我与该书的因缘所在。
然而愿意花这么多钱买一部如此昂贵的书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爱书人也希望一睹该书之风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块文化决定，选出书中最精彩页面，然后出版这部精选集。此书前有台湾“国家图书馆”馆长曾淑贤先生所作序言。
曾馆长的序言以苏东坡所作一首词为开端：
“莫听穿林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苏轼于乌台诗案发生后的次年（1080），在黄州沙湖道中遇雨时所填的一阙《定风波》。词中很巧妙地利用“穿林打叶”的雨和“烟雨”二者――既指自然界风雨，也泛指政治上风雨的双关语意，来抒写他人生的感悟与体会。苏轼认为所有的风风雨雨，总会过去成为烟云，惟有萧瑟的清凉平淡才是人生追求的真谛。这就是苏轼东坡居士！这阙词不但道出了当时的眼前景、心中事，也成了苏轼人格修为、心灵境界的最佳写照。
而后曾馆长讲述了苏东坡不幸的遭遇与潇洒自如的人生，之后也提到了《注东坡先生诗》这部书的刊刻过程及流传经历。而我所作出版前言则重点讲述乾隆三十八年，翁方纲买到该书后的狂喜，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故事。
翻阅这部精选集，我依然有着得书时的激动，东坡魅力所在，难以用语言来函括，而大块文化又为此书编辑附录，一一讲述了该书自翁方纲之后的十几位收藏者，翻阅这本精选集，即可窥得该书的宏大历史以及传奇故事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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