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的得来也具戏剧性。某位书友翻到了我数年前所写与《说郛》有关的一篇文章，与我讨论了相关的版本总量，而后将这四函大书寄赠于我。这虽然是民国排印本，但品相如此之好，完整无缺者，于今而言，也价格不菲。师友所赠，主要是新作，而这位书友赠送如此贵重之书，我当然不能接受，其当时向我索要地址时，只是说有资料寄下，我没有想到他寄来了这样的版本，并且未留下自己的地址。我在微信中向他多次解释，友情心领，书要退回，然其坚持不给地址，我只好称自己已经有了这个版本，对方却说，既然有之，让我随意送人即可。这真是令我无可奈何。
我与赠书者相商，既如此，欲在本栏目中鸣谢，对方仍然不同意，经再三解释之，其却称，写书可以，不可道出其名。既如此，我想起了鲁迅曾将钱玄同称为“金心异”，后来方得知，此名原本是林琴南在《荆生》一文中影射钱玄同之语，后来钱索性拿来自称，而鲁迅亦以此称钱。故我效此法，称这位赠书人为宋蕻蘼。
既然得到了宋老师赠送的如此贵重之书，当然要细细翻阅之，本书扉页上注明该书的底本乃是“据明钞本”，而排印本前有着张宗祥所写之序，该序首先讲到了《说郛》一书有两个版本系统：
《说郛》一百卷，明陶宗仪纂。今世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卷，乃清顺治丁亥姚安陶珽编次，其中错误，指不胜屈。如《四库目录》所载，《春秋纬》九种之后，别出一《春秋纬》；《青琐高议》之外，别出一《珩璜新论》；周密之《武林旧事》分题九部；段成式《酉阳杂俎》别立三名；陈世崇《随隐笔记》诡标二目。又王逵《蠡海集》，其人于宗仪为后辈；《杂事秘辛》出杨慎，而其书并列集中。凡此各条，《四库》所言，已足证明非南村原本，而揉杂窜乱之，可笑矣。乾嘉前辈往往叹息于《说郛》之亡，亡于剞劂，岂不谅哉！
看来陶珽所编《说郛》一百二十卷本更为流行，然此本错讹太多，远不如一百卷本更接近该书原貌，然而一百卷本流传于后世者，基本是明钞本，但每一部明钞本均有残缺，为了能够配出一部一百卷本的《说郛》，张宗祥下了较大工夫，其在序中称：
自民国八年冬，主京师图书馆事，得见馆中残本明钞《说郛》，持校刻本，则《云谷杂记》一种，刻本亦标三名：一标《云谷杂记》；一以“寿山艮岳”一条，标《艮岳记》；一则以“联句所始”等二十五条，别为《东齐纪事》，而云“宋许观撰”。杜撰书名，伪标作者，则其他更何足言。由是发愿欲还南村之旧，然非明钞本则不足据，明钞又不可多觏。既遇之矣，又皆非全帙，且错简脱文，重者必借校，阅今六年，竟成全书。其中字句，不敢臆改，非据善本，则必以钞本校钞本，择其善者而从之。
张宗祥经过一番辛苦校雠，而后交给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排印出版，这就是我所得到的该书。以上的所引乃是排印在涵芬楼本《说郛》之前者，然而翻阅张宗祥所著《铁如意馆随笔》，其中另录有作者为《说郛》一书所作的另外几则跋语，这些跋语讲解得更为仔细，比如落款“戊戌冬”的一跋，其首先称：“此书凡集明钞本六种，始成完璧”，具体到使用了哪几部明钞本，其在跋中有如下列举：
一为京师图书馆残卷，（第三、第四、第二十三至三十二。）无年号，蓝格白棉纸，书极高大，似隆万间写本。一为江安傅沅叔先生藏本。沅叔先生之书，系汇明钞本三种而成：一洪武间钞本，一弘农杨氏钞本，一丛书堂钞本。书本不全，书估挖填割裂卷首尾，凑足百卷，凡予所钞墨笔卷数，未经朱校，有与目录所载不符者，皆是移上作下，移前补后，极割裂之能事矣。其中以洪武钞为最旧，书之前后各条，错简至多，推测可知系自南村稿本录出。而稿本则必系蓑衣式，脱落之后，后人随便粘贴，故有此误。洪武钞与杨氏钞本，书后皆有题记，丛书堂则板心有此三字，与通常所见丛书堂钞本正同。一为涵芬楼藏本，似系万历钞本，未缺各卷，每数卷前有目录。今之目录，即从此本写定者。至第二十二卷，第八十六卷至第九十六卷，则五种明钞皆缺。
以上的列举为《说郛》明钞本的五种，关于第六种，张宗祥在此跋中先说了这样两句话：“闻孙仲容先生玉海楼中所藏亦有《说郛》残卷，曾切访之，不得要领，以为此生难遇矣。”而后他接着写道：
壬戌秋，奉命督浙学。临行，沅叔先生饯之娱莱室，案头有书估携来之明钞《说郛》，检阅一过，缺卷皆在。匆匆南下，不及借钞。沅叔先生至浙观潮，竟携至南方见假，得成全书。盛情高谊，感何可言！
由此，张宗祥列出了他为校对《说郛》而使用的六种明钞本，此后他还有长文，来一一讲解校对过程中发现的错讹以及相应的妙处，可见张宗祥为此书的出版下了很大的功夫。想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排印出的该书，应当是已知《说郛》中最接近原貌者。
也许是百密一疏，有人还是指张宗祥的整理也有错讹在，潘景郑所著《著砚楼读书记》中收录有《影印说郛序》，此序的落款是1988年，而涵芬楼的《说郛》出版于1927年，两者相差逾一个甲子，而潘景郑亦是版本大家，他当然对《说郛》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于《说郛》一书的版本递传，潘先生在此序中称：
《说郛》原本无传。百卷之数，见于明叶盛《水东日记》有云：“近闻《说郛》百卷，尚存其家。九成涂改，去取处不知如何？其亦未成之书欤？”又据明都邛《三余赘笔》云“《说郛》本七十卷，后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学海》诸书足之。”又明弘治九年上海郁文博作《说郛》序称“手状得其稿，已佚三十卷，乃补足之。”可证其书原为百卷，明成化间郁氏获得其稿，佚去七十卷以下，今流传之明钞本，皆成化弘治以后抄本，所谓百卷者皆郁氏重录本，非原书真面也。
而对于明钞本的整理，潘先生也提到了张宗祥为此之付出，同时又称该整理本“由涵芬楼排印传世者，学者颇重其书”，接下来，潘先生提出了如下批评：“所惜张氏校订未精，标目重沓，又杂入明人之作。如卷八四《钱谱》、八七《格古论》、九七《劝善书》《效颦集》等，均不应为原书所有。”以此可见，校雠古书是何等之难，张宗祥费尽其力，用到了那么多的明钞本，其成果依然有错讹在。而潘景郑又指出，此外流传存世的明钞本尚有多种，其中有的明钞本较张宗祥所用更为佳胜。
搞目录版本之难，难在于其乃是归纳推理，校勘者唯有将某一部书的所有版本一一看尽，方能得出更接近正确的结论。为什么不能说一句绝对之语呢，这是因为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一些版本失传了，而失传之本中的内容，与所见的有何异同，校勘者显然难以知之。这个行当的确可以称之为戛戛乎难哉。
陶宗仪所编《说郛》一书，确实很有价值，该书虽然仅一百卷，然而却收录了一千多种古书，以此可见，陶宗仪藏书之富，但不知什么原因，陶宗仪并没有将这一千多种书按照原书面目一一抄入原书之中，否则的话，仅一百卷的《说郛》绝不允许包容一千多种古书，故很多书他仅是节取其中的片段，例如著名的《搜神记》，原书有二十卷之多，而《说郛》中仅节录了十八条。《说郛》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很多内容重出，比如该书卷三十六中有《次柳氏旧闻》，而卷五十二有《明皇十七事》，其实这两部书内容完全一样，这种情况不知道是陶宗仪所误，还是该书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讹。
但即便如此，《说郛》中收录的古书有一些因为失传了，故仅赖此书得以让后人窥得吉光片羽，比如元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该书乃是现存同时代人所写柬埔寨吴哥时代生活状况的唯一著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史料出自该书，故四库馆臣在提要中夸赞该书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篇往往而在，使文琐事时有微焉，固亦考证之渊海也。”
正是因为《说郛》有着这样重要的价值，才使得张宗祥下大力气整理该书，以便能够将其汇编为最善之本，但如上所言，其百密一疏，书中仍有问题在。而施贤明先生所写《张宗祥〈说郛〉跋再探讨》也是指出张跋之误。比如张宗祥称傅增湘所藏的明钞本《说郛》乃是由三种明钞本配成者，其所配之本第一种则为“洪武间抄本”，而施贤明查证了傅增湘在《双鉴楼善本书目》中的所言：“《说郛》一百卷，明抄本，合弘农杨氏本、弘治乙丑本、丛书堂本三种配全。”以此可见，傅增湘自称的三种明钞本中没有洪武本，但却有弘治本，如此说来，应该是张宗祥将弘治本误书为洪武本。然而傅增湘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又说：
《说郛》一百卷，明陶宗仪辑。明写本，四种合配成，分录如下：明丛书堂写本……，明弘农杨氏写本……，明弘治十八年写本……，明写本……，余藏。后友人张君宗祥据此本校定，又以他本补入少许，交涵芬楼排印行世。
傅增湘明确说，有四种明钞本配成的《说郛》乃是“余藏”，而张宗祥根据此本作了相应校订，这就是涵芬楼排印本的来由。
一书之成，竟然有这么多的内情在，校订古籍之难，由此可知。撰写此文时，更加令我感到要在下断语时，应该慎之又慎，因为我辈之学识及眼界更难望傅增湘、张宗祥辈之项背。而宋蕻蘼老师所赠该书不但让我得到了一部民国版本，更多者则是提醒我，在行文下笔时，要更加谨慎。从这个角度而言，宋老师惠我实多。
《从心集：韦明铧先生七十华诞纪念》，喜阅编辑部编
扬州的韦明铧先生乃是相识多年的友人，到上个月他年满69岁，按照当地风俗，做九不做十，为此扬州的一帮师友为他举办了隆重的七十寿诞会，我本受邀前往参加此会，奈何身在外地无法身身赴会，错过了这场雅集，想来总有些遗憾。好在几个月前，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已经呈送给明铧兄，前一段我看到他在微信圈内发出照片，拙文已经收入了《从心集》，并且也看到了其他友人的祝寿之作。
近日收到了明铧兄赐下的两部《从心集》，一部为特装竹匣本，编号为第三号，另一部为毛边本，编号为第五号，友人情谊令我感念。
翻阅这部有趣的祝寿文集，明铧兄在序言中称此祝寿之举乃是受陈子善和薛冰的启发。去年苏州的王稼句兄在南京为陈、薛二先生举办了七十寿诞会，当时明铧兄也前来参会，故在朋友的怂恿下，今年他也办了一场祝寿会，同时印制了这本纪念集。其实细想，出这样的纪念集确实比大吃大喝一顿有意义。爱书人的通病，总希望任何事情要留下史料，其实出书恰是重要的史料之一。
该书编辑为五个分部，首先是“关山寄语”，这部分都是各地友人为明铧兄七十大寿所写纪念之文，其中有陈子善所写《扬州的一张名片》，子善先生在文中将韦明铧、薛冰和王稼句分别称为韦江都、薛金陵和王姑苏，而王稼句在文中说得更为明确：“明铧是扬州文化专家，与南京的薛冰先生，与不佞，被人戏称江南文化的‘铁三角’，凡出版社组稿，经常是三人凑在一起。”
当然，电视剧中的铁三角更具社会影响力，张国立、王刚、张铁林在一起不知演了几百集的电视剧，其实这样也没有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以此可见，演技高超，即使是时时露面，也不会令人反感。而书界的铁三角虽然一摞一摞的出书，但依然受到爱书人的喜爱。比如明铧兄所出的著作，按照子善先生所言：
明铧兄从事文字生涯已有整整半个世纪了。他文思敏捷，文笔矫健，越写越好，从1985年出版处女作《扬州曲艺史话》至今，竟然已经推出了长长短短七十一种集子，真不容易啊。我看到他的著作书目，着实吓了一跳，古人说的“著作等身”，用在他身上，才真正名副其实。
我不知道将这71册书摞在一起，是否已经超过了明铧兄的身高，即使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也堪称指日可待。而我从本集中还读到了以往不曾了解到的信息，比如明铧兄是如何认识王稼句的，稼句兄在《明铧小记》中当然要交待这个问题：
只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苏州杂志》做编辑，在那黝暗的北间里编他的来稿。当时他还不用电脑，稿子都是手写的，一张纸三百格，有时十来张，厚厚一叠，塞在信封里，挂号寄来。他的字写得中规中矩，且有右军的味道，应该是下功夫临过帖的。至于文章，合乎我的胃口，也就来得正好了。当时陆文夫先生是杂志的主编，他的原则是非写苏州不登，明铧是冲着这本杂志来的，也就写了一组苏州和扬州的文化现象比较，如《扬州脚，苏州头》，谈明清两地风俗；《扬州调，昆山腔》，谈两地戏曲渊源；《扬州刀，苏州片》，谈两地古董作伪；《扬盘，苏意》，谈两地的文化异同。由于他的知识构架完整，文字讲究，行文也有尺度，在我当时看来，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作者了。
去年在薛、陈二先生的祝寿会上，天津的罗文华先生讲到了明铧兄许多逸事，当时我颇为纳闷，他为什么了解那么多，而从本书中读到罗文华所写《明月圆盈韦明铧》时，方了解到其中的缘由。1986年暑假期间，那时的文华先生在北大读书，而后他跟部分同学前往扬州实习，而他们实习的项目就是采集民风民俗，文华兄写道：“韦明铧先生是我们实习的指导老师之一。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却已是扬州文化界的骨干人物。”原来有这样的因缘在，这也只见明铧兄出道之早，为人之诚，也就难怪他朋友遍天下。
本书的第二部分为“桑梓别裁”，内容为扬州当地人对明铧兄所写纪念之文，而第三部分“茗边访谈”则为不同的人对明铧兄的采访录，第四部分“故旧题赠”则为文人雅士为明铧兄所作诗词，第五部分“私人定制”则是明铧兄的著述目录，同时还有韦明铧从1977年到2018年之间，在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目录，其数量之多，真令我叹为观止。而我发在各地的散文所得样刊样报，随手弃之，若干年后，若要编这样的目录，寻找起来，想来十分困难。明铧兄的这个习惯颇跟“我的朋友胡适之”有得一比。而“私人定制”栏目中还有《韦明铧自订年表》，这个年表从其一岁写起，一直写到了2018年，以我看来，这就是传统文人所偏爱的自订年谱，这类史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讯。
而明铧兄虽然自称是《自订年表》，而未称《年谱》，但足见其做事颇具古风，他的这些做法，都给我以启迪，看来等到我70岁时，也不妨效颦之。
《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周景良、王贵忱、孟繁之、王大文编著
此书为王大文先生所赠。近三十年来，王贵忱先生出版了多部名人手札集，然以往出版者，大多是线装本的形式，而我所见者又基本属于自印本，如今收到该书，却是一册精装彩印本，形式的变化说明了更多的人在关注名人手札这个版块。
本书前有周景良与王贵忱序言各一篇。周先生的序言写得极其简约，其中谈到了本书所收手札的情况：“贵忱先生以所藏先父弢翁遗札三十九通、先兄珏良遗札十八通并景良所藏先父弢翁遗札四通、侄启锐处藏先父弢翁遗札二通，交付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诚善举也。”王贵忱先生的序言，则是回溯了他与周叔弢先生相识与交往的过程，虽然这个故事我曾经听他讲述过数回，而今读到这篇序言时，依然感慨良多：
周叔弢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古籍版本学家、藏书家。一九五三年，余北上省亲之际，有幸得与周先生邂逅于津门天祥商场书肆，获蒙指点版本之学。忆此六十多年前旧事，至今念念不忘。丁酉因言获咎后，未敢与先生通候，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有机会向先生请安。先生性谦和敦厚，晚年多有贻书，诱学不绝，贵忱获益尤多。因与周叔弢先生往来，得识其嗣子周一良先生。一良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为人谦和的史学大家。他长余十五岁，每每关爱备至，言传身教，贵忱之幸也。
一良先生曾将父亲周叔弢先生写与他的若干信笺投赠，嘱余有机会发表出来。此事不佞念兹在兹，没齿难忘。余与周叔弢先生幼子景良先生过从甚密，二人合议，由孟繁之先生整理注释，商请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善哉，泰初师之愿圆矣。
其实更为感慨者，乃是本书所收第一篇周叔弢致周一良函，此信写于1952年5月19日，内容如下：
我九号赴唐山，十三号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澈（徹）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北京图书馆“三反”不知结束否？赵万里不知问题严重否？我现决定将全部藏书（善本与普通本、外文书籍）捐献政府，拟指定交北京图也。尔尚有书箱在此，我的书中尔如有留者，望早决定为要。
看到这样的文字，恐怕“触目惊心”一词难以涵盖之。周叔弢先生乃是现代藏书大家，曾任天津市副市长，而这样的景况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真实的历史是如此之残酷，岂止是不堪回首。
关于本书之成，孟繁之先生在《说明》中作了交待：
丙申新正，徐蜀先生携向日自王贵老处所拍摄之弢翁致一良先生、珏良先生致一良先生父子兄弟通函图版前来，呈景老与余，并属余代为董理、编次，希望付之剞劂，借出版机构之力，以广流播。总弢翁致一良先生函，合三家之藏，凡四十五通。雪泥鸿爪，从一个个侧面反映出弢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逝世前数月三十余年间之大致生活情略。函札内容，或父子谈书论学，或述及社会近闻、家事，或叙以近况，或记一代掌故，间及国家大事，非仅一代文化史料，亦一代社会史料、生活史料矣。
细细地翻阅此书，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更让我体会到老一辈为人处世的态度及治学之谨严。然而，我当然更留意在其中寻找与书有关的内容，却无意间翻到周叔弢先生对于古籍印刷用纸的相关文字。1981年6月14日，他写给周一良的函中称：
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内府印书，多用“开花纸”及“开花榜纸”。近读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独未及此纸产地及原料（是木是竹），不知有熟人可一询其详否？
开化纸原本是清代宫廷印书所用的名贵纸张，近些年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组织相关专家对此进行了多次研讨，由此而使得一些事情变得清晰明了。没想到周叔弢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在关注此纸的用料问题。其信函中所提到的潘吉星乃是中国纸张研究专家，我拜读过他所著的《中国造纸史》等多部专著，十余年前国图举办的中法文化交流会上，我得以听到他在古纸方面的讲座，由此而结识了潘老先生，而难得的是，本书中收录了潘吉星先生在1983年12月1日给周一良先生的回函。因此信关涉到开化纸的材质问题，故我将其全文引用如下：
一良先生：谢谢您的来信，因南下开会，至今方归，迟复为歉。《菽园杂记》所载“胡桃藤”，恐为“杨桃藤”之笔误。按此物即今之中华狝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 Planch），为狝㺅桃科野生多年生藤本植物，其果好吃，北京偶而可买到，我们过去在河南干校见到处都是。其枝叶浸出液，具有黏滑性。造纸时，将此汁液投入纸槽中与纸浆配合，可使纤维均匀漂浮于槽内而不下沉，抄出厚薄均一，交织紧密的纸来。故实为一种飘浮剂，这是中国人的又一发明。早在宋元之际，周密（1232-1030）《癸辛杂识》即已提及此物。弘治《徽州府志》（1502）、《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亦均提到。“杨桃藤”或作“羊桃藤”，但不称“胡桃藤”。现在生产宣纸，仍在使用。拙作《造纸史稿》第一三章专论此物。“开化纸”，或“桃花纸”，是可以生产的，但因用户少、成本高，今已不再生产了。清初康熙年殿版或其他良书，多用此纸印刷。除杨桃藤外，亦可用黄蜀葵根浸出液，江西连史纸多用此，日本和纸一律用此。纸工称为“纸药”（Paper drug），因其专治表面不匀之“纸病”。勿复。即颂冬安。潘吉星
其实，周叔弢先生对于开化纸的探讨不止仅一通，他在1981年6月29日给周一良的去信中又谈到了这件事：
“开花纸”自道光以后，几乎绝迹，不知何故。或因造纸技术失传。潘先生曾走遍国内造纸基地，便中望再一询之。我曾在某书中见其详记明司礼监（记不清）印书所用纸之种类、数量、产地，其中似有“榜纸”之名（不知是“开花榜”否）。书名想不起，你能为我一查否？或询之潘先生。印书用纸最难审定产地，所可根据者，只色之黑白、质之粗细厚薄、簾纹之宽狭而已。
对于周叔弢先生的所问，潘吉星先生在信中首先称：
一良教授：谢谢您的来信。明清时“开花纸”原料不一，多以桑皮或竹纤维。此种纸色白，而且薄，精工细作，适于印刷，惜这类纸今已不再生产。本月底，北京召开国产手工纸座谈会，我将呼吁恢复传统名牌纸的生产。但这类纸，既（即）使生产，恐销路难以打开，因为用户毕竟是少数，市场上多是机器纸。目前宣纸也名不符实了，因为里面草浆太多。
这段话谈论的仍然是开化纸的原料问题。开化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簾纹，而关于开化纸的簾纹问题，我也听过多位专家的意见，有人认为开化纸其实是有簾纹，只是簾纹较淡，难以肉眼辨识；还有的专家说，开化纸的簾纹其实呈井字形网络状，故有人试验过，用纱布作抄纸帘，似乎试验结果并不成功。潘吉星在此函中虽然没有谈到开化纸的簾纹问题，然其却说了这样一番话：
至于谈到机制纸有手工簾纹者，此本为日人所发明，清末向中国出口，想排斥我国产纸。因此光绪末年上海已从日本学得此法，仿制成功，距今我国制此纸已数十年矣。其制法很简单：在长网机金属制网上垫上一层普通手工用抄纸竹簾即可造成这类纸。亦可在金属网制成凸出的簾纹或纹形图案，即西方所谓“watermarks”。这类纸在美、日、法、意、英国仍在生产，供用作信纸。
原本人们用来区别手工纸和机制纸之间的关键点，就是看它是否有簾纹，读到潘先生的这段话，看来这种界定方式并不能成立，因为机器也可以做出簾纹来，我觉得这段话至少对纸张鉴定而言，有所提醒。
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以宋元版名世，然而我却在本书中读到他别样的藏书观：“《贩书偶记》前后编之书，绝大部分是孙殿起为伦明所收集。伦氏书不知今归何处。我以为其重要不亚宋元。如星散，则不为人所重矣。”当年伦明藏书主要是收集清刻本，目的乃是为了续补《四库全书》，故所收大多是清代乾隆之后的刊本，这样的书很少有能够列入善本者，但周叔弢却别具慧眼，认为伦明所藏的价值，不亚于宋元版，这等宏大的眼光真令我辈叹服，而这也正是我阅读本书所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
《中国纸品收藏史话》，李毅民、王安林著
就内容而言，本书的涵盖范围很广，涉及到了雕版印刷、书法绘画、舆图、连环画、邮票、纸币、股票、火花、烟标、粮票、科举试卷、结婚证书、照片、尺牍等，涵盖范围之广，为同类书中的翘楚。
本书的两位作者，我均相识多年，李毅民先生原任《收藏》杂志社主编，而我的一些文章曾经刊发在此刊上，于是跟李先生有了较多的交往，有一度我沉迷于粮票收藏，那时的王安林先生也致力于此，两位先生同著一书，让我读来倍感亲切。
翻阅此书，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的足迹。在文革后期，连环画渐有销售，而那时民间里还私下流传一些晚清民国间石印本的连环画，我正是通过读这类书，而对历史有了兴趣。我在上中学时，喜好集邮，为此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那个时段这样的展览颇为新奇，为此还引来了记者的采访，而报纸的刊发使我得以结识上海老人包伟民，我与他的通信交往中，了解到包老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开过火花商店，我与他通信交往时，仅十几岁，而老先生已八十多岁，我从他手中买到了不少上个世纪初的火花，记得当时的价钱是3分钱到5分钱一枚，正是这样的交往使我拓展了眼界。
那时喜欢邮票，但并没有太多的钱去买珍邮，我记得那时候最贵的邮票乃是“大一片红”，因为当时一位相识的集邮家用这枚邮票跟香港人换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而这个电视机的价钱当时是两千多元。一张邮票能够换来一个“大件”，这令朋友们叹羡不已。到如今此票的价早已是以千万计，这也说明了自己没有前瞻前兆。
因为自己兴趣的广泛，使得所涉各个门类都未能搞出成就，再后来由博返约，主要把精力用在藏书方面，对其他品类的收藏兴趣也就渐渐淡了下来。而今翻阅这部专著，让我瞬间感觉自己年轻了几十岁，同时也让我感慨自己为什么没有学会融会贯通，将各种纸质品铸于一炉呢？
《情系红印花》，李毅民、李欣宇著
约二十年前，我前往西安拜见了李毅民先生，在席间见到了李先生的公子李欣宇，李毅民介绍说，儿子也有藏书之好，希望能拜我为师，在藏书方面下更大功夫。拜师当然不敢，但无意间遇到一位同好，当然很高兴，于是与之有了长期的交往，而后又成为了密友，自此之后，我每到西安都是直接找李欣宇，而不再打扰李毅民先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跟李欣宇称兄道弟，而李毅民先生无形中长了一辈。
早在交往之初，我就知道李毅民是著名的集邮家，尤其在集邮史研究方面有过多部专著，只是这些年来我兴趣转移，没有继续搞集邮，故对这方面的事情知之较少，然而几十年前的记忆，却并不能由此而淡至无痕，比如年轻时就已听闻到许多位如雷贯耳的集邮大家：马任全、张包子俊、赵善长、居洽群等，这些人的大名对于年幼的我只能仰望而不可即，而收藏红印花等珍邮也非我辈所能染指者，那个时候，集邮人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故事乃是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1927年周今觉花了2500两纹银买下这四张邮票，成为中国的邮王。
虽然这个故事听来令人激动，但与红印花相关的故事，我却知之甚少，如今读到李毅民、李欣宇父子共同撰写的这部专著，使我对红印花邮票的历史有了系统的了解。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司长刘建辉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以高度概括之语讲述了红印花邮票的来由，而中国邮票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孙少颖先生为本书所写之序中则讲述到了张包平之和张包子俊之间的关系，一代邮票世家，真令人叹羡，同时也让我感念老一辈人做事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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