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罗鹭编
2018年中期,我的邮箱中收到罗鹭先生的电邮,希望我为他的新作写一篇序言,然我与罗先生未曾谋面,对其研究方向和书稿状态不了解,故请其将书稿发我邮件,以便认真拜读。读完之后,我感觉他在目录版本学研究方面下了较大的工夫,更为难得者,是他既利用公家图书馆所藏来治学,同时自身又有藏书之好,为此他选定专题,长期收藏,而后将所藏部分选出一些,编为此书,如此作法,于今而言,颇为难得,故我将自己的感受写入序中,现将该序的一个段落转引如下:
采山楼乃是罗鹭先生的堂号,故本书中所收录的稀见清人别集均为他个人的珍藏。清人别集也属近百年来的藏书热门,以数量论,著录于今的清人诗文集多达四万余种,若将此囊括,当然会蔚为大观,但就我有限的所知,虽然收集清人别集者不乏大藏书家,但无一人能超过万种。清代是封建社会距今最近的一个朝代,该时代的清人别集收藏尚且如此之难,若向前追溯,则更加困难。而即便以清人别集为主要收藏目标,同样难与海量的公藏相并提。
在这种状况下,是否清人别集已经很难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系统收藏了呢?在民国年间,大总统徐世昌所藏清人别集2700余种,此有《晚晴簃所藏清人别集目录》为证。而罗鹭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上海图书馆藏有伦明的《续书楼藏书目录》残本,虽然是残本,该书却著录清人别集近5000种之多,此为已知收藏清人别集最多的藏书家。时至今日,若以此为奋斗目标,估计能藏1000种已是极难之事,但即便有这样的量,跟清人别集的存世量比起来,亦属杯水车薪。
显然,以数量为目标的清人别集收藏,不符当前的现实,但这并不等于说,清人别集收藏已属昨日黄花,如果能深挖下去,仍然能展现出意想不到的成果,如采山楼从书中所收数量虽仅20种,然而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而这样的收藏正好能够完整的展现书楼主人的藏书理念。
我从该书《前言》中得知,罗鹭曾在南京求学六年,在此期间他常到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古籍,后来在北京访学期间,也常到国图和北大图书馆去翻阅他所感兴趣的古籍。博士毕业后,他前往四川大学工作,恰好赶上四川省图因搬迁新馆,而将线装书打包,使得有嗜古之好的罗鹭颇难解饥,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决定量力而行的靠个人收入来购买古书。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买得一册稀见的明初本,经过查阅公共图书馆所藏,让他了解到明清别集亦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故其决定以此为收藏专题。
因为罗鹭对公共图书馆比较熟悉,使得他能够确认所见之本究竟是否罕觏,又因为网络交易的兴起,罗鹭能够通过网络来竞买欲得之本。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他收藏到了一些公馆未见著录的清人别集,即便有些清人别集已于他处著录,然而罗鹭所得之本必在内容上与公藏之本有所区别,由此可知,他为了得到一本部书,不止是查证哪家公馆有藏,他还会用自己的办法做逐字核对,以此来确认欲得之本超于公藏的妙处,而后再将其拿下,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收藏。
对于“稀见”二字,罗鹭认为能够荣膺此词者,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不见于《清人别集总目》《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和《中国古籍总目》。二为在广泛调查后,发现同一版本的存世量在三部左右。对于这一点,我在此前得知,天津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珍稀丛刊》就是以存世三部为收录范围,不知道罗鹭是否参照了他们的界定。而第三点,则是在此前未经任何出版社影印出版。
从以上三点来看,罗鹭的悬格可谓不低。但他在《前言》中也讲到,公私藏目还有未经存目录者,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北大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分别还有几十万册古籍未曾编目,也就是说,如此数量众多的古籍中,一旦编目公布,很可能会使一些孤本不孤,而一些稀见本的数量也会超过三部,更何况私人藏书大多未编目,故其所得是否符合三部的稀见条件,确实是个未知数。然而就目前情况来说,能够做到此三点已然不容易。
而罗鹭的难得之处,在于他能够与众乐,他整理出20种清人稀见别集,而后编成该丛刊影印出版,以供相应学者研究,这种与众乐的做法当然值得赞赏。
对于这20种典籍,罗鹭写出了20篇相应的跋文,从这些跋文可以看出,罗鹭试图将黄丕烈跋语的书写风格以及现代版本目录著录方法融汇在一起一年之后,我得到了罗鹭先生寄来的这部新作。该书十六开精装,上下两册,书影与提要相结合,这更便于使用者能够核对原文,这是两结合的方式也算古籍影印出版的别格。
《藏书家》第23辑,昝亮主编
以书代刊的《藏书家》,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培养,已然成为了藏书界的一块金字招牌,该刊的出版社齐鲁书社也对这块品牌颇为重视,今年恰逢齐鲁书社建社40周年,于是他们在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而这个活动其中一项,就是《藏书家》第23期的首发式。该社副总编辑刘玉林先生告诉我,因为世界读书日是23号,今年又出版《藏书家》的第23辑,两者的叠合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我当年曾任《藏书家》执行主编达三年之久,为此刘玉林邀请我参加这个盛会,同时命我在会上举办一场讲座。
这场纪念活动在著名的尼山书院举行,我在会上又见到了该刊的创建者周晶先生,周先生曾任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因为他有藏书之好,故特意创办了《藏书家》,该刊创刊后,经杨成凯先生之介,我得以结识周晶老师,从该刊的第二期,至到第十期,都有我的寻访之文连载,为此与周晶老师结下了深厚友谊。而这场纪念会,主办者也特意邀周晶老师和杜泽逊先生同来参加,周老师在会上再次讲述创办《藏书家》的经历,有些细节我也是第一次听闻。
可能是这个缘故,本期《藏书家》第一篇文章就是周晶先生所撰《五里山房:读书藏书今世缘》,周老师在此文中详细回溯了他的藏书经过,看来每一位藏书家都走过一段艰难之路,而痴心不改者,就能在藏书方面做出一定的成就。
本期中另有李军所写《小巷深处的书林隐者――记臧炳耀先生》,李军在文中写道“江澄波在古旧书业合营后、‘文革’前,曾一度出任私方代表,而当时作为公方代表的就是臧炳耀先生。”这段话所讲,乃是指文学山房与苏州古旧书店的关系。
近二十年来,其实我跟臧先生一起吃过几次饭,几次都是由黄剑先生作局,每次臧先生到场时,也都同时请来了江澄波老先生,可能是这个缘故,我与臧先生未能有过多的接谈,其实我很想从他那里听到更多藏书界的故事,而当我写此文时,向黄剑问到臧先生的近况,黄剑竟然告诉我说,臧先生在几个月前去世了。闻其所言,令我心下黯然,不知道多少有价值的书界故事又随风而散了。
好在有李军的这篇文章在,我从中读到了臧先生的经历。在民国三十七年,臧先生15岁时,就由其姑父束荣昌介绍进入文学山房做学徒,因为那时束荣昌也在文学山房作学徒。1956年下半年,文学山房经过公私合营进入苏州古旧书店,臧炳耀也随之进入古旧书店工作,当时江澄波也并入该店中,当年的老板成了同事,而李军在文中写道,当年臧炳耀为了读夜校等事,“与江家不免产生纠葛”。但此文中又写到了这样的故事:“民国时期,文学山房为了牟利,制造了一批‘假书’,大部分售予无锡荣氏大公图书馆,这批书现存无锡图书馆,染色、挖改、冒名、添跋、加印、以残充全、无中生有等手段,均可以找到例证。”
虽然这个故事我听过好几遍,但以往却从未见到落入文字。以我的看法,各界中都有各界的问题,有些事情还是要需要在大处着眼,但是能够将这些记录下来,也是一份重要的史料,李军在文中写道:
江家兄妹八人,老二、老七夭折,江澄波是长子,继承祖业,另有一个弟弟,外出读大学前,也在店里帮忙,他擅长篆刻,能摹刻古今藏书家印章,至于名家题跋,也能加以摹写。此事在藏书界早已不再是秘密。经历“文革”后,臧炳耀坦方与江家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紧张,尤其是步入老年,大家互相也都看开了。
虽然我与江老相识多年,却并不了解这么多的细节,而该文中还提到了臧炳耀记忆深刻的两位对其有帮助的老先生,其中之一就是潘圣一。多年前,我从黄剑那里买到不少潘圣一的钞本,故知这位先生有抄书之好,如今臧炳耀已归道山,看到这段记载,又让我忆起当年购书的一些细节。
本辑中另有殷芳所撰《我所知道的藏书家赵元方》,文中提到了我所写寻访赵元方故居一文,殷芳在文中称:
赵元方的北京祖传旧宅在西域区大茶叶胡同,而非韦力先生在《赵元方无悔斋:明铜活字本收藏第一大家》中所说的东城区翠花胡同。究其原因,是韦力先生将西城区的“翠花街”与东城区的“翠花胡同”混同所致。
这样的纠正于我最有益处。因为这可以促使我寻找到真正的赵元方故居,因此我要在这里感谢作者殷芳。
每次收到新一期《藏书家》,都让我有一种与旧雨新朋同桌饕餮之感,因为总能读到师友们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天津曲振明先生所撰《藏书家李滂事辑》,让我对李盛铎之子有了进一步了解。胡桂林所撰《旧书肆巡阅忆旧之一》,则让我回忆起当年徘徊在海淀图书城时的感受,励双杰的《家谱钩沉》(二)》则谈到了一位叫江曼生的藏书家,文中提及他的书被日本人一把火烧光的惨痛经历。沈津先生所撰《明代太监刻的三部书》,则以别样的视角谈到了太监刻书的细节。而卜若愚先生《无味斋书话》则道出了如何选书的小窍门:
我那时初入宝山,有高人教一“妙法”,无论何处,但见古书,先循着书口看色,红、蓝者先拿下,无红蓝印本再看刻工,写刻者优先拿下,无写刻再看有无版画,有版画者再优先拿下。因循此法,倒也选得过一些好书。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藏书家》出刊速度较慢,但书稿质量却在逐步的提高过程中,能将这么多相关文章汇为一编,这当然要感谢本书的责编武良成先生的辛苦付出。
《傲慢与偏见》,(英)简·奥斯丁著,休·汤姆森图,王科一译
此书乃草鹭公司俞总所赠,一同赠送的还有同款笔记本。该书小32开,特精装,书口三面刷金,乃是限量典藏版,印刷数量1200册,全部编号发行。我之所得编号处写明“样书”二字,说明我的所得很有可能是“孤本”。对于该书的制作工艺,书末注明:“封面采用荷兰进口漆布,内文选用瑞典进口超感纸,无酸。”这种作法近年确实稀见,就整体感觉而言,这部书足可以称为一件艺术品。
《傲慢与偏见》当然是文学精品,按照美国文艺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所言:“一百多年来,英国文学史上曾发生过几次趣味性的革命,文学品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将奥斯丁与莎士比亚并称,这种夸赞不无偏私,但也足以说明该书作者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研究奥斯丁的专家大卫·塞西尔则称:“在所有英国作家中,唯独她的声望最为稳固。”也许这正是草鹭公司重新制作这部经典,使之再现于世的主要原因吧。
关于此书的插图本,书中的出版说明中写道,1894年10月,汤姆森绘制了160幅大小插图的《傲慢成偏见》面世,十二个月内售出了11605册,而这个数量还不算销往美国的3500册,可见该插图本是何等的受到市场欢迎。然而作者奥斯丁当年却并没有这么幸运,这是她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原名《最初的印象》,书稿完成后,父亲将其拿给汤玛士·卡德尔,请其出版,对方却对此稿毫无兴趣。
然而奥斯丁并没有就此停止写作,她开始撰写另一部小说,后来自费出版了《理性与感性》,销量还不错,于是她又回过头来修订《最初的印象》,并将其改名为《傲慢与偏见》。奥斯丁一生写了六部小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部《傲慢与偏见》。然而我在年轻时,却对这部小说完全读不进去,原因之一是不喜欢书内琐碎的中产阶级细节描写,另一个原因则是觉得外国人的名字拗口。但我读不懂该书丝毫不影响它的伟大,后世看重这部小说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有着独特的风格,把日常琐事讲述得颇具情调,并且她的小说中还有一些名句被后世津津乐道,比如她说:“什么事都可以随便,没有爱情可千万不要结婚。”显然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相庭径。
时至今日,我混迹在万丈红尘中,更难静下心来读这样的经典名著,但对书籍之爱却让我忍不住再三把玩该书,但我更多的是从形式和插图上来欣赏它的外在之美,也许,这正是自己退化的表征吧。人生难得一乐,片刻的欢愉,恰如曹操所言:何以解忧,唯有美书。
《[光绪]余姚县志》,(清)周炳麟修,邵友濂、孙德祖纂
此书乃慈溪地方文献集成第十辑,是此集成编委员会的成员童银舫、王孙荣二先生共同所赠,一箱八册,以锁线订的方式影印出版,这种装订方式很方便翻阅,可惜很多新的出版物仍然采用无法展平的胶背装,因此翻阅这本县志,给我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手感上的舒适。
就方志而言,我以往喜欢翻阅其中的名贤传,以便从中找到一些他处难以查得的藏书家史料。例如我在本书内看到了朱兰的大名,在一年前,我特地前往余姚,由朱兰后人朱炯先生带领,参观了朱兰的藏书楼。该楼虽然是后来易地修复,但仍然有痕迹在,于今而言,也属难得。而朱炯先生对其祖上的情况了解得颇为详细,还给我讲述了很多当地历史名人的逸闻,其念祖追远之情,令人印象深刻。
在本书内,我还看到了黄澄量的传记,传记中也谈到了五桂楼聚书五万余卷的事迹。每当地方文献中载有藏书家事迹,都让我感慨古人对于文化传承的贡献,虽然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参观五桂楼时,曾在乡间旅店遇到过打劫,但那次经历一点不影响我对五桂楼的向往。几年之后,我再次前往余姚,终于进入楼中看到了里面的情形。
谈到余姚的清代名人,当然无法绕过邵晋涵,而本书中特意讲述了邵晋涵在四库馆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且提到了刘统勋对他的举荐。在乾隆年间所形成的“二十四史”,其中最后一史《旧五代史》,就是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他的历史遗迹当然是我到余姚寻访的重要目标,带我前去寻访者,也是朱炯先生。虽然邵晋涵的旧居已经变成了市井气浓郁的菜市场,然我看到朱炯先生面对此况的长吁短叹,让我感受到了何为文化传承有望。而我正是在余姚的那次寻访,方由朱炯先生作东,再一次见到了王孙荣先生。十余年前,来新夏先生在萧山举办地方志国际研讨会,我在此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童银舫和王孙荣,这些年来,我看到童银舫点校出版了多部与当地有关的历史史料,这份努力让我敬佩,而我问他为何要赠送这样大部头的书给我,他在微信中仅回我一句:“聊作友谊的小飘带。”
《中国书房》(第五卷),大生主编
此书为主编大生先生所赠,书内夹有该编辑部特制的中国书房藏书票。这张藏书票的形式与西方泊来品迥然不同,格式乃是借鉴中国古代的账单,上面印着“编辑部创始人联名钤印精装珍藏版”字样,用墨笔签着学术主持、主编、编辑、视觉统筹、出品人和顾问的名字,并有钤章。我所得的这册为编号本的第一百册。
本期的开本及编辑方式一如既往,只是加了西式的牛皮纸插套,这使得刊物可以站立着放在书架上。本期所谈的主要人物是俞樾,书中以多篇文章介绍着俞樾在经学、书法等方面的重要成就,同时以寻访的方式探看了苏州的春在堂。马骥先生也曾带我徜徉于此,我却无论如何也拍不出书中如此漂亮的照片,让我再一次明白,自己在摄影上实在没有天份。书内所附俞曲园的几通手札却为我所熟悉,这不仅是上面熟悉的字迹,曲园所用笺纸,我也大多曾经寓目,看来对美的欣赏大家基本相同,但如何能展现美,则有差异。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古琴。琴学已然是当今的显学之一,我看到过不少相关的介绍文章,对于古琴的制作,我却并不了解。书内有成组的照片,将古琴制作过程作出细节上的分解,足以让外行也能看得明白,一张琴是如何从一块木头变成艺术品。这组文章还谈到了古琴的流派,这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多年前我也曾突发异想,立志学习古琴,我记不得从哪里得到了李祥廷先生的电话,去电表达自己拜师之意,李先生问到我对古琴的了解,我当然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李先生很婉转地告诉我,还是应当先去跟他的弟子学习。为此我还特意买了一张古琴,学习了两小时,而后这件事就结束了。多年过后,每当我在书房内看到那张蒙尘的古琴,都会感叹自己既无天份也无因缘。而关于我的学琴,还有另一些离奇过程和搞笑事件,今后再向大家慢慢汇报吧。
如果说我跟古琴完全没有因缘,倒也不全对,比如我藏有几部古琴谱,还有杨宗禝批校的《古琴全书》,香港大学的古琴专家杨先生还特意来寒斋翻阅此批校本,正是他的讲解,使我知道了虞山派跟河南派的区别。不过本书中未提及这两个流派,也许是我的记忆失误。
本书还有一组文章专门介绍天一阁,这当然是最吸引我眼球之处,我在书内又看到了天一阁原馆长虞浩旭所写之文,人事沧桑,令人感慨。
《中国四库学》第一辑至第三辑,邓洪波主编
此三辑均为邓洪波先生所赠。我以往仅知邓先生是书院研究泰斗级人物,并未留意他在四库学方面也有这么深的造诣。我对古代书楼有着特别的偏爱,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座书楼也是我书楼寻踪的重要分支之一。说来也巧,此前我刚完成了一本有关四库遗迹的寻访结集,交稿一周后,就收到了邓先生所赐的这三册精装本。得到这意外之喜,我立即给他发短信表谢意,他回答我说:“收到就好,品相还好吧?我怕损坏,保留了塑封。期待您能够批评、赐稿。”
读此短信,让我知道邓先生也有藏书之好,否则的话,他不会首先关心书的品相问题。我告诉他书品完好,唯一的缺憾正是保留了塑造封,使得书内没有他的签名。邓先生却说:“品相比我的字重要”。其如此之谦虚,让我有了那么一丝犹疑:邓先生究竟喜不喜爱藏书呢?如果喜爱,他当然会懂得作者签名对于收藏的意义;若他不屑于此,那又何必在乎品相的好坏呢?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来说,当然是内容为王。我还是别探讨这些鸡毛蒜皮的纠结吧,其实,更大的遗憾是收到这些著作时,我的书稿刚刚交出去,否则细细拜读之后,定然会弥补拙作中不少遗漏。
此三辑内容均为不同学者对《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提要》所作的专题研究,从目录的分类来看,除了以上两项综述,其余部分是按照经史子集分类作专题的探讨,最后部分还有“文献整理”章节,如此编排可谓完全。比如“四库学综合研究”栏目中有单磊所撰《四库学百年大事记》,该文从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谈起,首先提到王懿荣呈请重开四库馆,准备续修《四库全书》之事,而后讲到了罗振玉倡议修建京师图书馆,并建议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由承德迁往该馆之事,之后以分年的形式一一讲述了几部《四库全书》辗转多地的过程,以及编纂《四库全书续修》的细节,这些疏理让读者一目了然的知道许多与四库有关的重要时段。
张洪志、邓洪波所撰《2016年四库学研究综述》一文则以年鉴的形式,总结四库学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论述可以让相关学者能够了解到四库学研究的概貌,以及每一年有哪些相关成果面世。其他的文章则大多属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更正了一些史实,确定了一些时段,还有些细目研究,可以让撰写书志者更正历史记载之误,而对于我自己则同样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比如陈峰所撰《论〈四库全书总目〉对王懋竑的学术评价》,因为我藏有王懋竑的一批未刊手稿,还未来得及对此做仔细研究,而今读到此文,对我日后整理该稿颇有参考价值。
《张养浩集》,(元)张养浩著,李鸣、马振奎点校
上个月接到青岛“我们书店”老板马一先生的微信,他向我索要地址,而后寄来几本书和笔记本等。我问他何以有此之赠,他告诉我说,笔记本是我们书店的产品:“另外两本书是我师父点校的,一本张养浩,一本王思任,记得您写过张养浩。”翻阅马一所赠张养浩集,该书扉页上有李鸣的签名,看来李鸣先生就是马一的师父。
马一所言拙文,应当指《觅曲记》中所写张养浩一文,该文乃是我“觅系列”寻访之一,不过是一篇千字文,简单的讲述一下张养浩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曲学上的贡献,那样的小文当然不如李鸣先生整理的该书。此书的前言中,以概括的形式讲述了张养浩的生平,其中当然会提到元仁宗对张养浩的重视。元延祐二年,元朝第一次举行科举考试,那时的张养浩任礼部侍郎,他与元明善、程钜夫一起主持了这场科考,虽然这次考试只录取了56名进士,但其中却出了许多名臣,比如欧阳玄、黄溍就是出自此科,以此可见张养浩在元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三年之后,即延祐五年,张养浩做到了礼部尚书,他与元明善等人又主持了元代的第二次科考。
正当张养浩官运亨通之时,他却以父老为由,辞职返乡。据说此事与张养浩劝英宗不要在宫中扎结彩灯、制作鳌山来庆元宵节有关。他所上的《谏灯山疏》引得英宗大怒,虽然英宗后来又转怒为喜,并对他人说:“有臣若此,朕复何忧?”虽然皇帝对张养浩的直言敢谏予以了夸赞,然君心难测,帝王之言不能当真,想来这是张辞职返乡的原因所在吧。
返回家乡的张养浩优游于林下,写了不少诗词曲赋,并且也写了和陶诗。他在《和陶诗序》中写道:
余尝观春秋列国诸臣往来朝聘宴饯及会盟之际,往往赋诗以见志。然所谓赋者,乃引古诗或始章或卒章,断文取义,未尝出己意为之。于以见古人于诗,初不必自作然后为工也。诗且取其旧,矧肯和韵乎?盖诗之酬和始于唐,盛于宋,在今为尤盛焉。然唐之和者,犹不拘之韵,其拘之严者,无过于宋。语虽工,则其去古也滋远。夫诗本以陶写情性,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拘于韵,则其冲闲自适之意绝无所及,恶在其为陶写也哉!
这段话讲述的是和诗的历史,而后他说到了元代和诗更为盛行。然而唐代的和诗并不限韵,到了宋代,就十分讲究了,张认为这种作诗方式有如带着镣铐跳舞,有违诗以言情之本。他对于宋代和诗的批评,让我颇为担心他将东坡也打入此列,毕竟我对东坡的和陶诗有着执拗性的偏爱。而读到张养浩的下一段话,终于让我放下心来:
余尝观自古和陶者凡数十家,惟东坡才盛气豪,若无所牵合,其他则规规模效,政使似之,要皆不欢而强歌,无疾而呻吟之比,君子不贵也。
看来,张养浩把东坡所作和陶诗视为最高水准。也许他也想效仿东坡作一组和陶诗,但是他的和陶方式不步其韵,仅依其意,可见张养浩为之洒脱。张养浩的和陶诗我未曾读到,将本书翻阅一过,也未寻得。其实我对他最熟悉的作品,乃是那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其最后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怎么读,都让人为之叹息。
虽然本书内未曾读到这首熟识之作,然而却在本书所收五言古诗《有示》中,读到了如此达观之句:“人见白发愁,我见白发喜。为问一世人,得此能有几。”而此前我曾在《增广贤文》中读到:“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亡,不到白头时。”想来,后者是本自张养浩的诗句改编而成,这也可见张养浩诗句在后世的影响力。而李鸣先生点校的本书,也让我了解到了与张养浩有关的更多细节,尤其张所撰《牧民忠告》和《风宪忠告》,寒斋藏有该书多年,却未曾仔细研读,而今得到了这部点校本,又引起了我对这两部书新的兴趣。
《太上感应篇》
此书为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图书馆副馆长曹彬先生所赠,他在题签中写道:“此道教名书乃好事者近期所印,红印颇草草。韦力先生驾临敝校,设坛启南书房,谨以此陋册奉上留念。”曹兄客气如此,令我汗颜。
本书的刊刻颇为奇特,从用纸来看,与寻常所见毛边纸不相类,其刊刻字体又有些像晚清民国间丁辅之制作的那套聚珍仿宋体。细看之下,的确是刻本,然何人所刻,曹兄未曾明言,只说这是朋友送给他的,因闻听我未有此书,因此转赠。然而从他题签中所用谦辞来看,说不定该书就是曹兄主持刊刻者。
关于《太上感应篇》,其实寒斋藏有数种,但大多书名为《太上感兴篇图说》,如此白文者,却的确未备。古人的图说,不止是在文中加图,还有很多的解说,曹彬所赠该书虽然是全文,却仅寥寥五叶,让我直观的了解到此书是何等之精练。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将该书与同样精练的《道德经》并提。清许越身在《太上宝筏序》中说:“《感应篇》与《道德经》同出于道祖李伯阳手笔。”其将此书的作者视为道教鼻祖老子。然该书作者问题向来有争论,比如《宋史·艺文志》载:“李昌龄《感应篇》一卷”,故惠栋、俞樾等均认为该书乃是产生于宋代,作者是李昌龄。然南宋和北宋各有一位名叫李昌龄的,究竟是哪一位所撰,依然有争论。但《太上感应篇》在北宋末年已被收录于《政和万寿道藏》中,如此说来,该书应是出自北宋李昌龄更为恰当。
就内容而言,《太上感应篇》乃是一部劝人行善的道书,因为该书仅一千余字,故在民间流传颇广,以致有“古今第一善书”之誉,而书名上的“太上”二字,乃是指太上老君,故该书起首即称“太上曰”,此书的第一句为:“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段话又让我想到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所言:“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而《太上感应篇》又对行善之好给出了如下妙处:“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真希望这段话能成为普世价值。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提到了该书,读此书之人乃是贾迎春,此事出自第七十三回,该回讲到贾迎春压制不住屋里的丫头婆子时,只好拿起一部书来看,这部书就是《太上感应篇》,以此可见,曹雪芹对该书之熟悉。
《狐狸与星》,(英)科拉莉·比克福德·史密斯著,庆山译
此书为黄婧女史所赠,她在书匣外套了一个白色的纺织袋,袋子正中黏贴着一张便条,黄婧称,这是她最近发现的一个可以替代塑料包装袋的好物――中药棉布袋,她希望生活中尽量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以此来保护大自然。读到她的这段谆谆教诲,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儿童时代。
不仅如此,黄婧还用窄窄的小便条写了五页长信,向我讲解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这封信的其中一段写道:“《狐狸与星》是我近期一直渴望与您分享的另一类图画书。您瞧,翻译也是您比较熟悉的庆山老师。这类做工精美内容又富含哲理的图画书,总是会轻易地打动成年人。”
原来这本书是庆山所译,我立即翻到该书的版权页,果真印着这样的字样,而书匣的背面还印着一段介绍词,其中有如下三行字:
儿童和成人跨界的现象级绘本
企鹅当家设计师一鸣惊人之作
庆山(安妮宝贝)温婉的译文
果然是庆山所译,而后面的文字还印着该书获得了哪些奖项,以及一些重要人物的推荐。庆山翻译童书,这是前所未闻,于是我给她发微信问之,她的回答只是一些反问语,比如我从哪里得到的这本书,为什么这位朋友送我儿童书等等,而对于她何以翻译这样一部书,却只字未提。
庆山对本书的情况只字未提,但也算承认她是该书的译者。我在书中找到了导读手册,手册的第二页印着作者的照片,看上去感觉史密斯是位有个性的艺术家,手册中印有她所写《致〈狐狸与星〉的中国读者》中英文对照函,史密斯在信中谈到:
《狐狸与星》是一个原创的寓言,讲述可爱的狐狸失去并渴望找到他最好的朋友星星的故事,探索了关于友谊、欢乐、冒险和忧伤的主题。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习的一堂人生课。
对于书中的图案,史密斯在函中交待:
书中文和图的繁复交织版式是受到了威廉·布莱克的作品《永恒》和威廉·莫里斯的绘画作品的启发;这本书本身的制作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它的印刷方式、布封面,以及橘色的装订线等,都是为了能够创作出一件美的物品,也是为了给我喜爱的图案和维多利亚的图书装帧设计一个清晰的明证。
此函后是本书编者所写的介绍文章,引用了水石书店总经理詹姆斯·当评价《狐狸与星》的一段话:“是一本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和恒久品质的书,它当然会跻身那些非常特别的经典著作群,既吸引孩子又吸引大人。”水石书店乃是英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大的连锁书店,这位阅书无数的总经理竟对此书予以如此高的评语,并且该书还获得了2015年水石书店图书奖,这让我忍不住又将这本书翻阅一过。而书内的文字翻译成中文之后,我感觉合计在一起不会超过1000字,这样的书何以能老幼皆爱呢?我耐心将书中的文字一一读完,读完后的感受既说不上嫉妒,也谈不上受到了怎样的启发,为什么这样一本书,会获得这等重要的奖项呢?看来是我自己在阅读感觉上出了问题。
关于作者的情况,手册中介绍说:
科拉莉·比克福德-史密斯原本是一位插画家和设计师,她毕业于英国雷丁大学印刷与图像传播学专业,长期从事企鹅出版社的图书封面设计工作。她善于设计有质感的、优雅的图书,作品广受赞誉,尤其是布封精装的“企鹅经典”系列,引领了图书装帧界的复古风,在中国的图书设计圈也拥有众多粉丝。
原来,作者的本业是一位书装设计师,而后她更进一步将触角涉及到了内容方面。对于此书的出版,手册中写道:“《狐狸与星》继承了威廉·布莱克作品浪漫、神秘的气息,整个故事只有535个单词(英文版),却呈现出悠远、深邃、温暖的品质,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直达心底。”
这种感觉是如何得出的呢?是否我在万丈红尘中已经蒙灭了读懂童话的能力。我记得某位西哲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史密斯的这部书应当算是有技巧还是无技巧呢?看来这件事只能得遐继续跟黄婧女士讨教了。
《南宫县志》,(明)邢侗撰,修广利整理
此书为修广利所赠,他在题赠语中写道:“此系邢子愿先生二十五岁,初官于南宫时所纂志也。子愿先生共编县志三种,此第一种为明写本,甚美之品耶?”
该整理本线装一函两册,以影印的方式做成假金镶玉,因底本清晰,该影本看上去制作精良,书前有修广利先生所撰《序言》,序称该书底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为写本,其并未点明该书为邢侗手稿,翻阅此书,字迹工整,想来应是一部誊清稿本。而后修广利讲到了《南宫县志》的编纂历史,由此而让读者了解到该县的各方面资讯。
邢侗所编《南宫县志》共分为十三卷,卷一为图经,以手绘方式画出了该县的示意图以及县域的变化,卷二为沿革表,如此撰写方式乃是本自司马迁《史记》中的十表八书。而每卷之后均有邢侗所撰按语,比如卷二后,邢侗写道:
《鲁论》载有南宫适(《史记》作括),《家语》作南宫縚,司马贞以为其人孟僖子之子仲孙闵也,盖居南宫,因姓焉。南宫之名始见于《经》,适,鲁人也,稽之鲁地,无二南宫,东阳之地,南宫为南边境,密迩于鲁,其为适居也,明矣。汉以名县盖本诸此。
本书内印有原藏者之印章,其中有“南宫毛氏金石书画”、“小汲古阁”等,可惜不知这位毛氏的大名,否则的话,在藏书史上又多一位藏书家。而原书中还有一方“邢之襄印”,此人倒是一位知名的藏书家,其所刻之书,我先后收得数种,只是不清楚邢之襄是否为邢侗之后。而令我感慨者,则是修广利先生对于其乡贤邢侗所下的工夫,其编纂、整理了多部与邢侗有关的著述,其如此敬重前贤,这样的专注令我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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