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会】追寻古典中国—— “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研讨会（上）
近年我所出版的最大一套书系乃是传统文化寻踪系列，简称“觅系列”，至今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六部，按照计划，该书总计写十二部，出到六部时，恰好为一半，为此该社社长陈徴先生提议举办一场研讨会。我觉得研讨会属于庆功性质，而这样的庆功会应当等到书系全部出版完毕后再举办，可是陈社长觉得出到一半也算是“阶段性胜利”，有必要开个研讨会总结一下，听取更多专家的意见，以便于后一阶段的改进。我觉得陈社说的有道理，为此特意写了篇文稿，以便在现场向众位专家汇报。研讨会定在了上海作协礼堂，但在开会的前一天，书系的责编肖海鸥女士来电话说，她去布置现场时发现作协礼堂的天花板出了问题，故临时将会场调整到作协下属的作家书店内举办。开会的当天，我提前一小时前往作家书店，恭候每位专家的到来，在此我见到了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孙甘露先生，他同时是上海文联副主席，而今又任华东师大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两年前也是经过陈徴社长的安排，我参加了作协举办的年会，那次年会的举办地点在上海张爱玲故居，于此会上我得以结识孙甘露先生，今日与之见面，他又提到了当时的场景，同时抱歉地说，今日另有会议要参加，故其安排上海作协副主席马文运先生来参加此研讨会。而后各位专家学者陆续到来，我一一向众人表达谢意，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中前来给我以指导，同时经上海文艺社的安排，另有十余家媒体记者旁听此会。研讨会在下午两点正式开始，由上海文艺社副社长李伟长先生作主持，他首先说上海作协是他的娘家，因为他原本在作协工作，为此感谢作协为本次研讨会所提供的便利，以及为本次研讨会提供场地和茶饮的作家书店。接下来他逐一介绍来宾，他首先介绍到我，而后一一介绍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马文运先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阚宁辉先生；上海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毛小曼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陈徵先生；“觅系列”责编肖海鸥女史；上海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先生；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华先生；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图书馆专家陈先行先生；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先生；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正宏先生；上海社科院教授司马朝军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先生；著名学者、资深媒体人陆灏先生；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陈麦青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刘毅强先生；中央电视台资深制片人陶跃庆先生；以及该书系的策划人之一刘晶晶女史。李伟长说，上海文艺社非常重视这个研讨会，为此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宣布了“觅系列”的各种数据，然后请陈徴先生致辞。陈社长首先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此会，而后夸赞我这些年来努力寻访遗迹之事，即便遭遇到困难危险时也未退缩。他在讲话时提到了这样的思考：“文化是需要慢慢累积的东西，我们祖先有怎样的思想？对人类文明有怎样贡献？谁给了我们这份遗产？中间有多少曲折传承下来？今天我们尤其需要梳理书写留存这样一份记忆。”他以此来说明出版“觅系列”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这套书呈现出来的是中华古典全貌，甚至包括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李伟长感谢了陈社长的发言，并祝愿我能够完成这个宏大的计划，他认为这套书系的编辑十分重要，因为编辑参与了整个制作过程，为此请该书责编肖海鸥讲解一下相应的情况。肖海鸥讲到了与我初次见面时的情形，为此她特别感谢刘晶晶老师的引见，也感谢陈社长对于该选题的大力支持。肖海鸥说“觅系列”是她经手码洋最高、字数最多的一套书系，而在2018年，“觅系列”中的四部书拿到了国家资助的出版基金。她原本以为“觅系列”中最难啃的一部是《觅宗记》，但当她看到《觅经记》的稿子时，觉得此书比《觅宗记》更难，但即便如此，这套书系也已经印刷了6万部，并且有些书籍仍然在加印之中。她统计出已出之书选印了3000多张图片，也谈到了这些图片的珍贵性。肖老师同时讲到，对这套书系反馈最多的是一些驴友和古籍爱好者，其中驴友们把该书系当成了旅游指南，而“觅系列”中的寻访细节写得颇为详细，这对驴友而言最为实用。接下来讲话者是马文运先生，他代表东道主向该书系的出版表示祝贺，向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出版该书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示致敬。马先生说他认为“觅系列”信息量非常大，希望该书系能够一直出版下去，因为此书系的意义和价值定然会受到人们的认可。同时，他谈到了上海作协成立于1949年，到今年已经有了70年的历程，而作家书店开业7年，能够在这里开这样的研讨会，他认为非常有意义，为此预祝本研讨会圆满成功。李伟长接着请陈子善老师发言，陈教授首先谈到与我多年来的交往，提到尽管我喜欢的是古籍，而他的重点是近现代，但这不妨碍我们在藏书方面的交流。他认为该书系不仅仅是驴友的旅行指南，更多者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脉络，从“觅系列”中的图片，能够看到历史遗迹的现状及其恢复过程，他认为该书系以通俗的方式予以解读，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先人所创造的辉煌文化。陈建华先生我是第一次见面，他说他只是读到了《觅经记》，认为经学就是从古典学而来者。他首先把该书总结为“3D精选，时代范式”，而后解释说：“为什么说是3D呢？现在技术上的图文并茂，这里面的确是对经学的一种创造性诠释，因为经学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诠释史、阅读史，这也是韦力自己对中国经学的探索和寻觅。”对于后一句话，陈先生又从古籍版本的角度予以了解读，陈先生说他之前研究过经学史，而我的《觅经记》乃是经学的另一种呈现，读起来不枯燥，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的学术史。之后陈建华先生又总结出了八个字：“述而不作，自成体系”。他认为本书系非常不容易，因为历史需要有一种建设，他注意到《觅经记》所写的人物中，里面有些经学家经常被专家忽视，而《觅经记》好像为每位经学家写了篇小传，同时把复杂的经学史各个流派作了清晰地梳理。他夸赞《觅经记》不像有些书把中国的儒家看成神话一样的存在，而是对古代人物有赞有弹，并且举出了一些例子。陈先生的所言让我由衷地感谢他，因为他真的认真读了这部通俗的小书。陶跃庆则称，他能参加这个研讨会颇为意外，这让他非常高兴，第二个意外则是他没有想到韦力这么年轻，因为他在读韦力的书时，认定这是一位老先生，今天第一次见面交流，方知韦力仅比他大一岁。而他讲到的第三个意外则是韦力的书对他产生的影响，尤其他读到了书楼系列后，开始以此作为指南，也到处寻访藏书楼。陶先生讲话有着十分缜密的逻辑，他不用讲稿，但所讲之话却没有太多的冗词。他谈到：“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实际上这个话题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在80年代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本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说的是中国历史不断推翻，不断建设，不断重复，我们感觉没有往前走。今天历史重新开始进入了这样轮回的时候，再来看韦力的书有特别感受。我跟着韦力的书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东西，真真切切地感觉这就是历史的地标，这些地标的存在是韦力靠一己之力定位出来的，一旦有了这样的定位，历史是存在的。我们今天应该站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往前走，而不是再推翻再从新来过。”陶先生讲到他刚刚到武汉去参观了黄鹤楼，他了解到从唐代到现代，黄鹤楼不断的在做重复性修建，而我的寻访图片则把某个历史点凝固了下来，同时他提出：“虽然现在都在说传统文化，都在说国学，但是真正国学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我特别想跟更多人分享，不是说我们背会它，看到它，学到它，而是今天站在昨天肩膀上，有深厚传统，站在这个传统上往前走，这才是历史意义。如果没有亲行，只有不断重复甚至不断记忆，那不叫历史。”对于陶跃庆的所言，阚宁辉先生补充说，陶先生是他研究生时代的同学，如今在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做制片人，并且是著名的评论家。难怪他口才如此之好。阚先生又介绍到陶先生乃是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最早译者，同时也是子善老师的学生。陶跃庆接着说，子善老师是他大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而现在他在中央电视台作《今日关注》的制片人。闻听此言，让我感慨于子善老师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这么能干的弟子。陈先行先生是我相识多年的老师，因为工作关系，他常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来开会，每次在国图相聚，我都能听到他发表一些新的见解，他敢于直言，在业界颇具名气。而今天他在讲话时，首先说他今天很高兴看到了陈建华老师，而在上海图书馆，他为陈建华老师提供过多年服务，如今建华老师已经成为了大学者，他赞同建华老师对“觅系列”的评价之语，陈先行认为，该书系乃是“自成著作的写作方式”，如果将其拆开来看，该书既写到经学史，也写到了考古史，撰写方式既有考证考据，也有散文小说笔法，而引用的史料则不全是以正史为依据，他同时说，颇为反感有人在引用史料的时候，仅以正史为依据。陈先生又提到了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而后谈到清代的考据学派，认为那些汉学家自称很多观念上承汉唐，其实他们所讲乃是宋人的观念，因为宋代文献已经变成了第一手材料，所以很难区分出严格的今文与古文。而对于我所写之书，他注意到每一篇乃是前面讲学术，后面写寻访游记，他觉得这种写法读来有趣，同时褒奖我脑力与体力并用，同时又是个冒险家。而对于本书所存在的问题，陈先行讲到：“在图片方面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认为图片不够好，不够完美。因为图片很重要。这部书将来如何你不太知道，但是这里面的图片反应了当代的现状，21世纪，在我们这个年代，它就是这个样子。另外就是里面的书影，有些版本图片看不清楚，太小了，将来能不能稍微大一点。总而言之，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这本书很有眼光。”对于陈先行先生的所言，肖海鸥补充说，其实韦力拍来的图片她也认为难以取舍，有些遗迹非常难得，把它们拍回来不容易，但她又说：“我对韦力先生提出唯一一个要求，水平线一定要拉直。”肖老师这是在婉转的批评我，拍照水平太差，因为无法将图拍得水平，这给美编的后期处理带来困扰。而我寻访遗迹多年，拍出来的照片不止数万张，但拍照水平始终未见长进，这也的确是令我沮丧的事情。我几次想下决心拜师学艺，只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了寻访和写作上，故提高摄影技巧这件事，始终停留在想一想的阶段。肖海鸥又提到如果将书中的照片放大些来使用，那么书的厚度就必然有所增加，定价也随之提高，这样的话就会增加读者的负担，所以今后社里也会考虑数字出版的问题。肖海鸥也感谢陈先行所提的建议，她会进一步考虑如何平衡这些问题。陈建华先生谈到他所看到的《觅经记》，认为该书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图片，同时该书系的版式设计也要进一步调整。他谈到海外有些书图文并茂做得更好，所以一部书的呈现，美编很重要，他希望美编能够拿出更好的设计方案。陈麦青先生也认为上的图片多了，确实有取舍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也的确不容易。而周立民先生则希望将开本做大，多上一些图，会使得该书变得更好看，但他同时也提到，做成大开本后，出门不便携带。接下来发言者是汪涌豪先生，汪先生为此准备了多页的发言稿，他谈到“觅系列”没有全部看完，但翻了其中的很多篇，为此他首先称：“今天主题是‘追寻古典中国’，那么我就从古典切入。古典不仅仅是时间的概念，古典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关注一个东西的物质文化，其实也关注精神原形，所以体现的第一层面是典章制度，第二层面是典籍，再一个层面就是典故。”汪涌豪认为，古典不等于传统，而后他举出了算命和闹洞房等传统，他认为这些不是古典，因为古典文化具有权威性。他又谈到古人将古典又称为原典，为此他举出“元旦”这个例子，而后谈到在《觅经记》里读到的董仲舒。汪先生称，他以前通读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该书中就专门针对“原”字做了根本性的解释，汪先生对此进行了阐述之后，又提到：“古典凝聚了历代中国的思考，这个思考从发端出来说是非常艰苦的，因为考虑的抽象问题。黑格尔对东方哲学有偏见，认为东方就是伦理，没有抽象世界，基本上是胡说。古典最终的指向是非常宏大的，所以它可以进入到学者层面，又能够进入普通的层面。像《论语》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老子这么长时间，许多人在解释《论语》解释老子，也有研究《春秋繁露》，我也研究包括韦力呈现出来的《春秋繁露》，他所选取的几个点，当然不可能全部讲到，从这几个点上就可以看出作者韦力的关注所在。”汪先生认为，要认识过去的中国，就必须了解现在的中国，通过这样的了解才能知道未来的中国，故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没有古典，因为古典就是今典。汪先生又讲到了当今的一些观念，认为发展不能丢弃传统，所以“回到古典中国就是为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着眼的”。汪先生又认为我是对传统古典有着敬畏之人：“我相信韦力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有种情怀的，我本来以为他比我年纪大，原来比我年纪小。我讲究长幼有序的，特别对年纪比我大的人让三分的，现在他比我还小，但是他头发比我少，我相信他这个人是有焦虑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焦虑的，把钱花在这些地方，你去揣摩他的心思非常值得尊重。”在谈到“觅系列”的写法时，汪涌豪说他喜欢看前一部分，对于后一部分他明确称“我一点不要看”，因为：“看到的是破烂的古迹，看到的是不标准的或者是根本混乱的保护，看到的是不专业的管理者，还看到一些无知的老百姓。古迹分两种，一种新得不得了，一种是一堆垃圾。两个方向上告诉你，今天的古典在中国已经没有了。”汪先生说他佩服出版社能够持续不断地出版该书，而后引用了韩愈《游城》十六首中的一句诗：“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迹不如闲”，他将该诗句改为：“断送一生唯有书，寻思百迹不如走”。陈正宏教授首先讲到，今天这样的正式场合应该穿西装，可能是他看到与会者仅我一人装模作样的装着正装吧，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是来指导我的，着装上还是应该尊重一下大家，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穿西装很少打领带，我觉得系上领带像是房地产中介，于是只好从俗。之前我曾听说，陈徴社长在接到“觅系列”第一部书稿时，征求过几位学者的意见，其中陈正宏支持出版此书系，为此我一直感念他的美意。正宏先生为人直率，言语一向对错分明，比如他今日就明确地说，有一个时期他非常痛恨那些古籍藏书家：“因为一批不懂书的有钱人出现以后，把书的价格炒上去了，结果就是我们买不到书了，或者买不起了。我们买书不是为了藏书，是为了上课使用。你改变了我对古籍藏书家的看法，但是你这样的人非常少。”对于我的“觅系列”，陈正宏同样明确地说：“刚才汪涌豪说你的后半段不要看，但我最喜欢看后半段，反而前半段我觉得一般般。实话实说，这本书主要是给大众看的，非常生动讲得也很好，非专业的人怎样讲这个故事，然后把后面引出来，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同时陈正宏又讲到，书中配的书影质量不高，他认为我的藏书中肯定有比所配书影更好的版本，但为什么不拿出来，他想了解我的心态。对于我的寻访，他又讲到：“我也很喜欢访墓，很多学生说这个老师神经病，跑到一个地方就要去看公墓。我认为大学生教育应该带学生到现场上课，但这种方式我只在日本碰到过，他们在内藤湖南故居开读书会，然后带我去访内藤湖南的墓。追寻古典中国，用这样的方式教育学生和下一代是非常好的。”但陈正宏又讲到，现在高校系统没有能力让学生到各地去访名人墓，而作为老师本身，如果借出差之机到处访墓也是不允许的，所以他提议让我搞一个众筹，而后让学生们跟着我一起去寻访历史遗迹，他认为这件事也能跟上海文艺社合作，以此促进教学，也传播了历史与文化，让学生真正明白什么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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