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文帝的文治武功，隋朝本身留下的文献材料不多。据唐人记载，在隋文帝的亲自过问下，隋朝曾大规模修史。隋文帝提拔王劭为著作郎，“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但这一耗时费力的工程，其价值未得后世认可。唐人评价，这些著作“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湮没无闻。”因此该书未得流传。
一、《隋书》与资治通鉴
对隋文帝比较系统、全面的记载，见于唐人所修《隋书》。这部《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后人研究隋朝、隋文帝的基本文献。由于唐初修史强调“以古为镜”、“以隋为鉴”的宗旨，强调总结隋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因而相对比较客观、尊重历史。宫廷任命当时宰相魏征为《隋书》的主编、监修，其他参与者也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隋书》被认为是《二十五史》中一部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颇受后代史家好评。作为隋王朝开国皇帝的杨坚，自然是《隋书》要评论的核心人物，占有重要篇幅。
《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
《隋书》《帝纪》专用两篇记叙隋文帝的事迹。其中对隋文帝杨坚的全面评述是：“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近代之良主。”聊聊数语，刻画了他的一生，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对于他统一国家的过程，传记提炼得非常简洁、明快：“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他的治理功绩，则只用了十四个字便概括无余：“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大概是主要为了讲给后世的帝王听，对隋文帝的优秀品质和勤政亲民的所作所为，文中倒是作了细致的描述：“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束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侯，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
传记也尖锐地历数隋文帝的缺陷和不足，以为后世之鉴：“然天性沉猜，素学无术，好为小术，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惟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严，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遣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在传记最后附上的编者自己的评论“史臣曰”，也在称赞“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称赞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在他的治下“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的同时，批评隋文帝晚年的诸多失误，表达了叹惜之情。魏征在高祖本纪末尾给隋文帝下了一个结论：“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这个评价，后来史家公认比较中肯、贴切。
《隋书》作于唐刚刚代隋，有比较翔实的资料，隋亡带来的影响依然处处可以体会得到，所以成为后世研究和评价隋朝及隋文帝的重要材料和依据。其中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也成为经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对隋文帝的评价，接受的大体上也是《隋书》的观点：“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
受资料的限制，相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帝王，后来历代政治家、学者关于隋文帝的评述要少得多。唐太宗、朱元璋等从借鉴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角度对隋文帝做过深刻的评价。著名思想家如明末清初王夫之，清代学者赵翼等，也在研究历史时对隋文帝治政有系统的评说。
二、近现代隋史研究
今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过程中，有关隋文帝的研究成果数量逐渐积累，内容逐渐丰满。这些成果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隋史研究，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隋文帝治国理政的内容；第二类为专题论文，从不同侧面对隋文帝思想及其作为展开探讨；第三类为隋文帝的传记。此外，海外对隋文帝的研究也是一支重要力量。
隋史研究以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岑仲勉的《隋唐史》、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及王仲荦的同名著作为代表，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史学经典。
陈寅恪（1890年-1969年），男，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
陈寅恪是现代隋唐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1940年出版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流变进行了考察，被公认是研究隋唐制度起源的扛鼎之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该书在对丰富史料进行严谨考辨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河西文化是在长期战乱中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汉、魏、西晋华夏文化之继续，是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其中涉及杨坚身世的考证，意在说明，为什么隋文帝能以一内官而轻易得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关陇集团说”。“关陇集团说”对隋唐史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后来的学者都立足陈寅恪的研究，或继承，或质疑，或反诘，从而把研究逐步引向深化。
研究者们都对隋文帝时期给予较高评价。吕思勉评论道：“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把隋和秦加以比较，高度肯定隋文帝的成就：“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在隋史研究中，史家对隋文帝的评价基本一贯，没有大的出入。他们都充分肯定隋文帝是一个伟大的帝王，在再度统一国家和创立、确定延绵后世一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方面功不可没。同时他们也强调隋文帝施政有不少缺陷，对隋朝短命有一定的责任。不同的只是，史家的研究在注重实证的基础上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不同的关注点。有的注重打通历史脉络，探索不同事件、现象之间的联系，寻找贯通其中的规律，有的则强调考证，对历史具体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分析。在某些观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岑仲勉对陈寅恪“关陇集团说”的适用时段存疑，认为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的局面早至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动摇。
三、有关隋文帝及其政策的专题文论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除了前面所说隋史著作，专评隋文帝的作品比较罕见。受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史家对未得到党的领导人充分肯定的帝王，大都采取回避态度。故在这一时期未查阅到以隋文帝为题的论文。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恢复和繁荣，专论隋文帝的文章逐渐增加，研究内容也日渐丰富。通过更多文献资料和史实的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观点的攻防论争，推动了隋文帝研究的开展。这一时期的研究显示出多领域、多层面、多学科的特点。
所谓多领域，就是研究内容不断延展，从过去局限在少数几个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的还以较强的隋唐史研究团队分工合作为基础。同时从研究成果看，又有比较明显的重点，以探讨隋文帝的民族外交思想、文化贡献、齐家治国理念三个方面的文论居多，其他方面如对经济、军事等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较弱。
所谓多层面，就是研究视野不断拓宽，既有宏观、全面、整体性的评价，也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探索。既有纯史学的考证，又有复合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微观层面的研究深入到了某些细节，显示专业性水平和学术含量不断提高。
所谓多学科，就是研究方法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历史学角度，运用其他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日渐增多，如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还有进一步细化的其他各种方法，都在隋文帝研究中时有体现。
四、隋文帝传记
关于隋文帝的传记主要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可以看作是隋文帝研究的成果不断积累的自然体现。施建中的《隋文帝评传》，韩昇的《隋文帝传》，黄中业的《隋文帝杨坚传》，梁满仓的《隋文帝大传》等，都属此列。
和所有其他传记一样，隋文帝传记不可能是纯粹的学术专著。一方面，它需要对隋文帝的生平主要事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集中展示作者自己甚至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传记又必须有很强的可读性，往往需要把故事性和学术性结合在一起，既要体现作者的个人观点和见识，又要尽可能通过故事叙述、乃至用文学方式来加以表达。因此，传记是学术含量很高的通俗读物，是对研究成果的普及和提升。
上述作品大多能二者兼顾，把隋文帝研究的学术成果嵌入历史叙事中。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把过程叙述和专题研究相结合，在按历史过程纵向梳理人物活动轨迹的基础上，又按问题横向地对人物和作为进行考察，纵横交错，使隋文帝其人其事得到了立体的、多维度的体现。二是对时代背景加以展开，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描述，对所发生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例如，韩昇用专门一章，以“艰难时世”为题，对“五胡乱华”带来的社会动荡、人民的悲惨境遇和道德沦落全方位地加以展现，为认识隋文帝应运而生、应时而立及他的统一的深刻意义作了非常厚实的铺垫。三是内容更加丰富。比较大的写作空间使作者可以详细介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不同观点、认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据此得出的结论具有更大的说服力：“隋文帝无疑是中国自五胡十六国南北大分裂走向统一富强的唐朝盛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他的一番大刀阔斧的创规建制，奠定了隋唐帝国的制度与规模，规定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运作模式，不少方面还对后世造成持久深远的影响。”黄中业还把“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说”作为引子提供给读者，以期体现更加广阔的视角。四是对人物进行更加全景式的刻画和描写，使人物形象丰满，真实可信。黄中业专辟一章（第十章），对隋文帝进行全面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隋文帝在中央官制、地方官制、科举选官制度、学校制度、史馆制度、法律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以及府兵制度等诸多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以其大量的事实表明，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建设方面考察，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又对隋文帝的脾气、性格、道德偏向等一一解剖，使人物的悲剧色彩跃然纸上，也令人信服地解释了隋朝结局令人惋惜的深层原因。这些特点，都是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和专题论文难以做到的。
五、海外对隋文帝的研究
海外对隋朝和隋文帝专题的研究独具特色，学术成果引人注目。海外学者对隋文帝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不同点。一是他们基本不受现实政治气候的影响，研究扎实、稳步地进行；二是能及时吸收新的政治学历史学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有独特的优势。
国际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通常被称为“汉学”。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领域只限于古代中国，不包括当代中国研究。国际汉学主要分为三部分：欧洲汉学、日本汉学和美国汉学。欧洲汉学保守传统方法，主要依据历史典籍，对历史进行严格考证。美国汉学兴起要晚一些，和欧洲汉学相承，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要研究领域。日本汉学借助中日文化比较接近的便利，比之欧美，显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入。隋朝和隋文帝也往往是海外汉学很重要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显著提升了隋文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欧洲汉学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他是《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也是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全面评述了隋文帝发起的改革的意义，在这一领域的著述具有开创性，填补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一大空白。崔瑞德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人物与制度变化结合在一起，看重人物在制度创建和制度变革中的作用。美国汉学因起步较晚，在这方面的研究要相对薄弱。1978年，美国威瑞特博士（Arthur A. Wright）出版《隋代》一书。由于研究者通常把隋唐放在一起来研究，这部把隋朝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的著作颇受关注。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剑桥中国隋唐史》主编。
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主要有两个学派：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东京学派推崇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主要精神来自德国兰克学派，他们强调客观主义，强调历史学家保持一种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如其本来的样子再现、叙述出来。京都学派则推崇中国传统的清代乾嘉考证学方式，强调“二重证据法”。
日本学者对隋唐历史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上个世纪50 年代山崎宏的《隋代的性质与远东的形势》、谷川道雄的《怎样研究隋唐帝国》、宫崎市定的《隋的灭亡》《隋史杂考》等论文的出现，开始显示出日本学者在有关专题研究方面的相当深度。此后，日本学者每年都有专门的报告，评述当年该研究的进展情况。日本汉学的隋唐研究，大多以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蓝本，他的种族文化论、隋唐政治制度渊源论等，被视为隋唐研究的基本共识。
日本有关隋朝的专著也为数不少。上个世纪30 年代，就有大矢透的《隋唐帝国》、松井的《隋朝三十年》、铃木俊的《隋唐时代》等著述问世。1971年出版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谷川道雄（1925-2013）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这部研究隋唐建国史历史因素的专著，以北魏末年内乱为起点，着力考证了隋唐王朝形成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原因。1982年，布目潮沨和中川努合作的《隋代史》由日本法律文化社出版。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讲谈社组织编写的《中国的历史》丛书，其中第六册为《隋唐时代》。作为作者的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认为，一般教科书对隋代的历史总是匆匆带过，这是不对的。隋朝初年短短几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而奠定了隋朝开皇之治的基础。作者还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
港台也有一批在隋唐史领域默默耕耘的学者，成果颇丰。汤承业所著、1967出版的《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是一部对隋文帝的政治作为进行研究的专门著作。作者对杨坚的事迹、功业进行了详细、具体的探究，对其缘何能以内臣得天下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其晚年残酷行径进行了深刻反思，完整阐述了其政治措施的独到之处（如科举、律法、六部三省等），影响之深远（隋唐以降至于明清）、传布之广泛（东亚多国），同时是一部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史学专著。论文方面，港台学者经常性地有关于隋代和隋文帝的成果见诸于世。1990年，黄约瑟编写了名为《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的书，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此后仍不断有新的文章在发表。这些论文多数着眼于人文领域，少有立足经济史的研究，更少有专门的关于隋文帝政治的论著。其研究方法，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历史研究高潮的风气。当然，也如黄约瑟所说，“硬要把他们定名为史料学派，恐怕亦未必适当”。港台学者在评价隋文帝方面的观点，和目前的主流看法大体一致。此外，2012年，林静薇的硕士论文《杨坚代周建隋之侧面研究》由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着重对唐以来直至现代史家研究隋文帝以隋代周的各种观点和见解进行梳理、概括，考察其中的变化并作出分析，是较近期的关于隋文帝研究之研究的著作。
本文原载于《政治通鉴》第一卷“隋文帝”条目。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