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的群众路线研究侧重于从各种经验材料探究群众路线的践行模式。这类研究秉持的前提是，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路线，它的具体实践与官方表述同样重要。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领导并发动群众？围绕这一核心命题，学界讨论的问题包括（1）哪些情境需要群众路线？（2）国家采取哪些方式开展群众路线？尤其在第二个问题上，由于群众路线开展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学界出现了诸多争鸣。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从理念转化为党的工作方式，亦即群众动员。学界也开始跳出各类文本框架，分析群众路线如何将组织力量与群众力量结合起来。这类学者通常关注党和国家动员群众的方式与手段。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执政党或国家为达成特定目标，以群众为主要依靠力量，采用一系列策略动员群众。第一，国家试图快速推动社会改造却缺乏资源时，群众路线发挥了支持性功能。群众路线首先被视为衔接党的领导和群众基础的载体。有学者认为，“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模式。然而，“路线”不能仅仅停留于小范围的试验，需要拓展至整个社会进行实践。“群众”也就在此时参与了政治——“这不仅允许群众直接参与政治，也为......更新权威以及推动新政策提供了机会......”大多数时候群众的参与被认为能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和目标。因此，“群众动员”是国家试图快速推进社会改造而又缺乏有效性手段时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有学者指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家面临行政资源不充足的情况。此时群众对该运动的“热情参与”和“密切合作”便十分重要。从二十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共产党在生产运动、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中都采取了群众动员的办法。同时，“联系群众”延伸出了各种方法与策略，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不断克服“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孤立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倾向。第二，群众动员所采用的方式具有多样化特征。组织网络、话语建构、意识形态塑造等都是历史上群众路线采用过的策略。群众动员在革命时期表现为敌我分明的阶级斗争策略(divide and conquer)，在后来则表现为灵活的分而治之策略（divide and rule)。由此可见，群众动员是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学界主要从关系网络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分析这一现象。其一，共产党通过干群联系网络进行组织化动员。群众动员的方式很大程度依赖于组织网络的建设，即建立一个“干部联系群众”的关系网络以获得群众对特定政策的支持。群众路线隐含了“先锋队（领导）—群众”的双重结构或“政党-干部-群众”结构，是党的组织、党的干部与广大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有学者分析了群众路线作为一种动员策略在延安时期群众教育中的作用。面对陕甘宁农民一开始对中共推行的“标准化”教育政策反应不积极的问题，中共及时改变了教育工作的策略并最终获得当地的支持。这一转变主要得益于群众路线的运用，诸如将教育权力结构转移至更基层的单位、对地方干部培养的优先选择性以及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模式。同样，也有学者通过比较中国与苏联在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指出中国成功实现产权转型且较少遇到抵抗的原因在于运用群众动员的策略。在这其中，由地方干部支撑起来的组织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地方干部在大部分贫民以及一部分中农中被挑选出来。其次，这些预备干部统一接受培训。最后，这些具备当地知识且忠诚于国家的地方干部采取说服而非强迫的方式推动集体化政策的落实。群众动员的策略是建立起群众组织以获得群众对各类政治运动的支持。通过在积极分子中组建群众团体并依赖这些团体在人群中宣传信息是群众动员的核心机制。在动员群众的实际工作中，农会、妇联会等群众团体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组织生活，这一过程离不开群众英雄即积极分子的催化与助力。其二，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与话语建构进行情感式动员。有学者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指出，为了有效地动员群众，就需要积极分子将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加以改造，并将其与群众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在革命时期，国民党也曾采用组织网络与利益捆绑的动员策略，诸如建立国家基层行政单位以及宣传国家存亡意识等等。然而，真正让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并获得群众支持的策略在于，大部分出生于底层社会的共产党人熟悉群众的心理，他们拥有一套成熟的工作方式调动群众的情感并最终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这种独特的动员方式被称之为“情感动员”，各种戏剧性表演诸如诉苦、揭发、批斗，甚至暴力都被用以达到“鼓动群众情绪”的目的。在组织者的安排下，这种情感动员型的激励方式往往能调动参与者的激情并最终获得参与者的忠诚。然而，情感激励所引发的群体热情也伴随着风险，这一点将在后文细说。这里暂时将群众动员处理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旨在讨论它的方式与手段。有学者指出，建国初期山区土改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成功的群众动员，而群众动员最重要的是思想动员以消除农民的思想顾虑，故而工作组通过开展阶级教育、“谁养活谁” 的教育和翻身教育将群众普遍动员起来。群众动员的两大方式和步骤是单独召开贫农会和启发农民诉苦，将贫富状况与其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引发阶级的“苦与恨”。面向群众的“动员令”需要依靠广泛的说服教育，使领导干部和群众都能正确理解政策目标，方能达成执行共识。其三，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和获得群众的支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话语建构和意识形态塑造策略。国家通过歌舞剧、连环画、展览会、控诉会等方式向群众灌输镇压反革命的思想。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群众动员的使用“给了群众有效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建立了一个由忠诚者和自愿代理人组成的网络，他们随时准备加入战斗并为新政府服务。”上述的研究表明，群众动员作为一种工作方式，是对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补充。它将群众视之为一种可动员的力量，通过组织网络、情感动员等方式和手段发挥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帮助执政党或国家完成某项政策的实施。应当说，群众动员是对群众路线理念宗旨相对中肯的践行方式。作为工作机制的群众路线是党的一种工作方式，用于发动群众的力量，完成党的政策。然而，群众路线的践行也引发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
四、群众路线的影响
群众路线本身是一种“手段”，但“手段”往往成为目的。当群众路线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在全国推而广之的时候便容易生成地方性行为，学界通常将之置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框架加以考察。群众路线形成的民粹主义后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形态的碰撞，二是革命型政党与技术官僚的抗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包括地方政权的回应性与责任、社会的文化反弹等诸多因素。大体而言，学界在群众路线的影响上形成了两种不同倾向：一是形成了“广泛民主”的群众运动，二是巩固并加强了党的领导。第一，以“广泛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有学者以陕西大寨为例，指出群众路线的治理实践创造了一个地方自治的实体。正是在这里，群众路线开始获得“群众运动”（mass political activity）的内涵。在群众路线的框架下，一方面地方以生产队为单位，通过干部参与劳动、成立互助组以及阶级斗争等方式，获得了政治经济自主性。另一方面，地方自发抵制来自上级的政策，诸如大跃进期间上级政府要求大寨汇报更高的亩产量被当地拒绝，这种抵制甚至扩散至其他生产单位。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造成的影响是群众自发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亦即“群众运动”。群众运动通过意识形态与党的领导取得了象征性的联系，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切断各级党组织的关系——“群众不受党组织的领导并且承担了继续推动社会革命的责任。”这种观点意味着，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作为理念宗旨和工作机制都有所不同。后二者根本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种领导理念以及强大的党组织，群众运动却背离了这一初衷，甚至中国整个的社会结构中都卷入了时代的“路线”。国外有学者以红卫兵为例深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分子与理想主义青年投入运动的原因。他们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有自身的动机和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后，青年对毛泽东思想中改造世界、平等主义等价值充满着激情与向往，然而，处于转型社会中的青年却经历着现实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落差——事业限制、工作分配、家庭或教育背景等。当“群众路线”被合法化时，这些压抑的不满被释放出来并最终以“运动”的方式呈现。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兴起且主要群体是青年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释放不满的群众运动本质上是一场规范导向而非价值导向的运动。也就是说，群众运动并不反对既有的价值，它针对的是那些造成价值扭曲的社会条件。群众运动不仅出现在革命年代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它同样也出现在当代的社会变迁中。有一些研究指出，群众运动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突出表现在政府征地过程中村民对地方政府的抵制。在征地冲突中成立的的“土地防御队”、“家园保护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往往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他们用以表达农民的诉求，是群众运动的当代实践。因此，群众路线的影响之一是它试图绕过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发挥地方性“广泛民主”甚至完全释放个体的力量。尤其是在群众运动中，社会群体以“群众路线”作为话语框架、行动策略以及合法性依据，为自己获取权益或宣泄不满。此类观点共同的结论是，群众路线从最开始的官方路线转化为群众的“武器”。一些学者反对将群众路线视为一种地方自主性的实践，认为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异常版本”。按照毛泽东的设想，群众路线是党领导革命运动的一种方式，核心是党的领导，而群众运动恰恰切断了党组织的联系。因此，群众运动不能视之为群众路线本身，它是群众路线实践的意外结果，并很快被纠正回来。第二，以“联系群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在革命时期，群众路线要求干部必须具备群众意识，诸如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咨询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经验等。但是，这一切都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党是一个先锋性政党，可以超越群众有限的视野，对社会局势做出全面研判并制定决策。群众路线作为一种认识论，它的实践是为了提高党的治理能力，但群众路线不能代替党组织的存在。“政策转变不能单独依据农村情况来决定。它必须建立在党对整个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的思考之上，诸如分析国内与国际的相关阶级力量、革命已经达到的阶段以及该阶段下的任务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个革命组织，它可以超越农村农民需要的实践经验的有限视野。通过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组织和指导性的政治理论，特殊因素可以和更广泛的视角联系起来。”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 革命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借助群众运动，党建立起来的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扩张政治控制、侵入社会倾向的弹性。执政党在群众路线的治理实践中获得了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领导权。群众路线的治理实践不仅提高了党的领导，也促进了国家政权建设。有学者指出，群众路线的实践完成了国家政权在广大乡土社会的下沉。从根据地到新中国，一方面是统治权力向中国共产党转移，另一方面是集中统一的行政机制全面渗透到乡土社会之中。最终，乡村行政体系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形成动员模式的治理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即使群众路线所衍生的群众运动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应当放在对技术官僚统治的回应上来衡量。政党控制与科层制建设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张力，因此群众路线的实践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国家对抗官僚主义的工具。建国初期出于对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技术官僚以及精英主义逐渐获取主导性。这一期间，技术能力主导所形成的“技术官僚偏见”涵盖了党组织的重要性。从整个社会阶级来看，对技术的强调也造成了国家对工人阶级尤其是技术精英的重视和对其他阶级的忽视。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这种倾向将对党组织的领导造成威胁，因此他重新界定了“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并界定了两者的联系。“他（毛泽东）试图把'空白（blankness）’变成一种美德，象征着中国人的道德纯洁，中国人没有被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弊病所侵蚀......党是有组织的知识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知识的载体......'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特定社会中所有“无产阶级”的总和。”因此，特定阶级不能取代整个无产阶级，技术精英更不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这里的作用便是衔接“纯粹的无产阶级”以及“领袖”之间的桥梁作用，它突出了两者的重要性并将二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技术官僚统治。从政治建设的角度而言，群众运动更多并非群众自主参与的活动，而是魅力型领袖贯彻其意志的一种手段。也有学者指出，群众路线不仅是制约官僚的工具，同时也是党重塑社会基础从而解决代表性问题的工具。总之，学界对群众路线治理实践的判断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以“广泛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强调了群众路线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次所产生的离心力；二是以“联系群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权建设，则强调了群众路线在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政府的层次所产生的向心力。也有一部分研究试图融合这两种矛盾并得出相对中和的结论。诸如，有学者指出，群众路线表现为一种“共识”的政治实践。基层干部所制定的政策必须经过群众讨论（“通过群众”）以获得合法性，群众则通过讨论参与政策制定。这一过程并非只是形式化的橡皮图章，它通过发挥群众在“政策转化”阶段的自由裁量权产生权威，甚至能阻止更高一级的指令——“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协商一致的意见，无论从理论或经验的角度来看，都不能被认为是领导人强加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