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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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辈子,最难忘的其实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童年,一个是青春期。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他的时光简直就像嚼过了的甘蔗渣,淡而无味,而且一年一年地越过越觉得过得快。所以历来就有人认为,青年时代以后的日子都不必过了。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于33岁时死于征战途中,被黑格尔称为“一幅最美的景象”,因为 “要使他永远以一个青年出现于后世人眼前,他就不得不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早死”。
我国“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则有人提出,人过40都该杀。这都是当一个社会处于青年时代所流行的议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最幸运的,因为只有他们最有作为。
但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青春期,而是要么走向成熟,要么迅速老化。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青年人的常态就是处于动摇和迷惘之中,他们常常羡慕前人年纪轻轻就干出了丰功伟绩,震撼了世界,而自己身处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不要说没有建功立业的条件和机遇,就连一个站得住脚的理想都失去了。
不过,尽管今天有不少青年看起来比老年人更老于世故,但青年之所以是青年,正在于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和自己时代的现状,在内心中有一番挣扎和探索,想要参透人生的意义。
青春的迷惘,其实正是对人生意义的迷惘,对自己“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迷惘。以前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叫《你到底要什么》,讲的是苏联“解冻”后的 60年代青年寻欢作乐之余的怅然若失心态。
记得当时我还在农村当知青,几乎所有同龄人考虑的都是“我将会成为什么”,却极少有人考虑“我到底要什么”。是啊,我将会成为什么自然会成为什么,可是我到底要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搞清,我将成为的那个“什么”很可能是我根本不想“要”的,到那时如果我再明白自己真正要什么,那就晚了。
当时眼前的确是一片漆黑。这不仅是指对我这种“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招工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绝无希望,只能打算一辈子务农;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给我指一条精神上的出路。
现行的一切理论、宣传、口号和指示都成了明显的骗局,我渴望找到一位老师、兄长或父辈,能够在做人和思想方面给我立一个榜样,或提出一些有益的忠告。
但我最终是绝望了。我终于明白了,除了靠自己,谁也不能帮我。那时,未来在我心中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整个国家的命运同样如此。我在迷惘中奋起,在迷惘中读书学习,在迷惘中探求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前途。
经常会有一种空虚感和底气不足的怅惘向我袭来,其中交织着朦胧的战栗、神秘的预感、暗暗的焦虑和莫名其妙的恐慌。但它并没有将我击倒,而是迫使我带着深深的忧郁和伤感,游向知识的大海。
今天想来,我要感谢青春的迷惘,虽然当时感到自己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我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主要就是怀念这种迷惘的心情。
的确,正是在40岁上(“不惑”之年或“该杀”之年),我开始不再迷惘了,而代之以一种紧迫感。经历了考研、读研、留校任教的一连串“时来运转”之后,那一年我突然发现,人生苦短,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恐怕是永远也做不完了,所以要赶紧做,现在就做。
我放下了一切爱好,一切郊游的机会,除了讲课之外就是埋头于书斋,抓紧一切时间,拼命追赶着某颗遥远的命运之星,经常梦见自己误了火车。我终于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了:
我要搞清一切真相,历史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人类的真相,人性的真相,最终是自己的真相。人生中充满了欺骗、自欺和虚伪,我不愿意度过一个虚假的人生。
当然,完全搞清真相是不可能的,否则人就成上帝了。但我认定人的生命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有这一点灵明,或者说神性,他类似于上帝。最近十多年来,我的生活过得平静而无纷扰,与我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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